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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1 次 更新时间: 2007-02-02 10:04:56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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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思想的抵抗意义:个体的?消极的?(外一篇)
——读徐贲《抗恶的防线:极权专制下的个人“思想”和“判断”》
·吴励生
标签: 极权专制

    近年有不少境外学者的研究引起大陆学界的关注,比如黄宗智、陈志武、季卫东、徐贲诸君,其并不仅仅是创见迭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常常让人“奇怪”地觉得比我们本土的学者更能切入本土的实际,从而赢得了众多读者。内中的原因其实不难分辨:一是出于他们所接受的西方实证传统熏陶和逻辑科学训练,二是这些学者大都曾在祖国大陆生活有年,尤其是感受和思想有着深刻的个人切身性。同时更出于学术自由的个人兴趣,又完全可以绕开大陆腐败的学术制度的束缚乃至型塑,从而显出勃勃生机。徐贲先生的精彩文章我拜读过不少,大都是政治哲学研究以及文化批评方面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其言简意赅而又力透纸背,至今同类文章中都难有出其右者。表面上看,其新作《抗恶的防线:集权专制下的个人“思想”和“判断”》(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10期),跟前者说的内容似乎互相反对,就像前者所揭示的那样,精英和平民反向互动的大众犬儒主义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骨髓,从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是其根本原因,对政治的厌倦和经济的迷信则是其双重症结。如何有洞开的可能?也即是否存在抵抗的可能?我以为,后者实质上是徐贲先生针对前者的超越,并试图做出回答。尽管笔者对此可能性并不敢表示太乐观。
    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哲学与政治跟阿伦特笔下的哲学与政治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即西方意义上的个人跟中国意义上的个人是完全两回事情。不要说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也是从来就存在有大问题的。即便是易代之际的思想家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等,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故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和“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气节固然感人,但从孔子以降,两千多年的“救世”活动始终付诸东流。你还不能说这不是抵抗,而且是完全中国式的遗世独立的彻底抵抗。然而无济于事,再如何壮怀激烈,也毕竟是个人意义上的。而阿伦特笔下的个人抵抗,虽然也是个人意义上的,但显然是在公共领域相当成熟的情况下,个人的“思想”抵抗意义才可能得以彰显。这一点,徐贲的另一篇文章《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中的加谬们的抵抗或者也同时可资证明。一般而言,当下中国的体制外精英所走的道路跟当年的黄、顾基本无异,“体制内”抑或大众们的“思想”历来是是非不分、做稳了奴隶再说,反正都是奴隶做谁的还不是一样做?有好处就行,能发财更好,但好歹得把肚子喂饱了。因此,说得惨一点,中国人连原子化的个人都算不上,有的只是群体性的盲目,又该当如何有真正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和“判断”以抗恶?
    当然,受到一个多世纪现代性冲击和洗礼的我们,个人的意义毕竟已在发生改变。徐先生的众多研究文章当然都是有的放矢,而且颇具前沿性,而且启蒙意义重大。问题是,如何在“大众犬儒主义”与“个人的‘思想’与‘判断’”之间寻找到我们自己的桥梁:公共性?当然,面对我们自身的特殊语境,“个人的‘思想’与‘判断’”至少可以做到消极意义上的个人的,就像张志扬先生曾经所反复论证过的那样,至少我们还有个人“缺席”的权利罢。
    
    思想的抵抗意义:谁的问题?
    
    徐贲先生的新作《抗恶的防线:集权专制下的个人“思想”和“判断”》,是篇对阿伦特相关思想的内在肌理的别致研究。拜读过后觉得起码有三重重叠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一是阿伦特的问题,二是徐贲的问题,三是我们本土的切身性问题。
    对阿伦特的解读徐先生无疑是出色的。作为阿伦特的问题,个人思想被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她的理据是思想是永远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能力,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努力,就都可以找到他/她自己思想的那个间隙空间,不只是擅长思想者,而且是每一个普通人。她以为假如传统或一般意义的社会公共价值不可能为个人思想提供判断标准的情况下,个人独立思想不能不成为抵抗极权统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处所。这里可能有个极重要的前提需要分辨,即西方意义下的个人和中国意义的个人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这:不要说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也是从来就存在有大问题的。即便是易代之际的思想家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等,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气节固然感人,但从孔子以降,两千多年的“救世”活动始终付诸东流。你还不能说这不是抵抗,而且是完全中国式的遗世独立的彻底抵抗。然而无济于事,再如何壮怀激烈,也只是徒添历史踪迹而已。阿伦特以为,思想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禽兽有所区别的本质能力。作为我们的问题是,奴隶跟动物禽兽大概相去不远吧?而我们中国人至今仍像鲁迅先生指出过的那样是先做稳了奴隶再说。若指望我们的个人能思想,必得经过一场彻底的个体性觉醒运动(其也是我们自身现代性实现的前提)。徐贲的研究说,思想是判断的准备,只有能独自思想的人才能进行政治性质的思想。转换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连是非都不要,也无所谓诚信,又哪有善恶之感?所以判断本身体现的人的多元和意见的多元,恐怕首先还必须从利益的多元做起,否则便是无本之水了。我以为,用徐贲自己的另一篇出色文章实际上便可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实际上,精英与大众的双向互动的犬儒主义颇具同质性,我们又该当如何在“个人‘思想’与‘判断’”之间寻找到我们自身的桥梁:洞开公共性?个人判断才得以可能。否则,“公共生活必须维护多元性”难矣!遥远矣!
    
    (后者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12期“三边互动”栏)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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