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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4 次 更新时间: 2007-10-09 11:19:0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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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张耀杰
标签: 孙中山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一、《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了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定论。比起“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在随后写作的《通信》里,鲁迅又表白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由此可知,在鲁迅的革命意识中,是充满着行动上的拒绝与思想上的怀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同样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文载《随笔》2007年第5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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