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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37 次 更新时间: 2008-01-04 01:34:5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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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科索沃模型”值得台湾参考?——论全球化时代“独立模糊化现象”其他模型
·沈旭晖
标签: 台湾 科索沃 全球化

    当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准备在明年单方面宣布独立,有台湾深绿评论立刻呼吁参考“科索沃模式”,以争取国际注视。然而在所谓“科索沃模式”以外,踏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争取独立的组织其实更多反其道而行,来模糊化独立的定义。这现象值得两岸停下喊口号,作出学术的分析。
    
    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的“伊布里西计划”
    
    首先,我们可观察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分离主义者的案例。巴斯克是欧洲最古老、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它的语言“Euskara”不属任何主流语系、而自称“史前语”,一直有强烈自主意识,独立运动已持续数百年。1968年开始,更明确要求合并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地区,建立“大巴斯克国”。巴斯克独立运动原来以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ETA)为旗舰,它成立于1959年,数十年来造成千多人死亡,其中又以80年代为它的恐怖袭击高峰。在冷战时代,ETA一直与爱尔兰共和军(I RA)“齐名”为欧洲两大恐怖泉源。
    然而,巴斯克人近年已远离恐怖主义,这与冷战结束、美国霸权、文明冲突等表面原因其实关系有限,反而更主要是源自南欧革命和欧洲一体化的启动。逻辑上,ETA靠拢恐怖主义比爱尔兰共和军更合乎“常理”,因为西班牙在二战后长期由独裁者佛朗哥统治,ETA的“抗争”,多少含有公民抗命成分,曾获一定同情。然而,自从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后参与“第三波”民主化运动,ETA的本土支持,已逐渐被其他巴斯克温和政党取代,越发成为一个不能落地的无机生命体,马德里中央政府亦越来越愿意放权,令巴斯克自治政府享有几乎比香港更高度的自治。数年前,笔者曾在英国学校恭听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伊布里西(Juan Jose Ibarretxe)关于“次主权”的演说,感觉他的策略,已比直线或曲线独立都更务实。伊布里西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认为靠武装斗争搞民族自决已不合时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已不算实事求是,巴斯克人应该一面放弃ETA、一面利用欧盟作为超国家(Supra-national)个体的机制,派出驻欧盟的独立代表,同时鼓吹扩大欧盟的中央权力。这样一来,巴斯克就能够通过拉低其他欧洲国家的主权,来催生自己的“次主权”(Sub-sovereignty),而毋须挑衅性地把主权自我拔高。所以,他强调不搞“渐进式巴独”,只是利用地区一体化的总体趋势,创造解决剩余民族争端的新模式,这就是所谓“伊布里西计划”(Plan Ibarretxe)。这模式并不获西班牙完全接纳,亦不获ETA谅解,然而伊布里西上台后不断配合西班牙打击ETA,令马德里当局更难忽视“次主权”运动。当该计划在巴斯克民选政府里得到全力支持,ETA也在压力下被逼宣布永远停火。虽然后来还是有反复,但大势所趋,当无异议。
    
    英国邦联:苏格兰可以“半独立”吗?
    
    另一个我们较为熟悉的例子,是苏格兰的独立运动。事实上,英国新首相白高墩(即戈登·布朗——编者注,下同)面对的重重挑战,就包括了因为贝里雅(即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权力下放改革(devolution)而再次热起来的“苏独”。在2007年的苏格兰国会选举,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首次压倒工党成为第一大党,声称将推动独立公投,民调亦显示支持“苏独”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居然都过半。这对选区来自苏格兰的布朗而言,是百分百后院失火。假如现在是19、20世纪,“苏独”可能更易成功,因为目前情况,表面上和当年爱尔兰独立有颇多雷同:
    自从爱尔兰在近代被并入英国,英国人一度以为“爱独”就像今日“苏独”那样,只是一小撮人发疯。而它逐步成事,和英国政坛大佬格雷斯顿(William Gladstone,内地译作格莱斯顿,19世纪下半叶英国自由党领袖,首相——编者注)的“道德民粹主义”关系甚大,这在剑桥教授Peter Clark的《A Question of Leadership》有详细介绍。格雷斯顿来自自由党,认为英国压迫爱尔兰和当时土耳其压迫保加利亚的性质一样,既然英国支持保加利亚立国,就不可能不动员同一批人民支持爱尔兰自治。所以他在1886年主动推出《爱尔兰自治法》,希望让爱尔兰在联合王国框架下高度自治,只是被国会驳回。数十年后,不少大英帝国主义者深感后悔:假如法案通过,爱尔兰可能至今还留在英国,更不会出现日后的北爱问题。
    一百年后,贝里雅推出以照顾苏格兰为主的地方下放改革,同样和国际关系纠缠一起。须知贝里雅比布殊(即乔治·布什)更早提倡“人权高于主权”,最初是为了科索沃战争,但正如格雷斯顿的“保加利亚情结”一样,逐渐显得作茧自缚:既然各国主权已被凌驾、英国已上缴越来越多权力于欧盟,为什么苏格兰就不可以独立?在格雷斯顿年代,统一派和反统一派的对立,扰乱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二元政治光谱,让爱尔兰问题趋于失控;现在“苏独”的正反双方,同样开始超越党派分野,争议并可能继续发酵。
    
    乌克兰独立前已加入联合国
    
    问题是,在21世纪,铁金刚主角辛康纳利(Sean Connery)一类“苏独”分子其实心里明白:苏格兰的最大利益,在于:(1)内政上得到自主;(2)外交上可以派独立代表参与国际组织;(3)但又同时要获英国中央补贴,因为就算苏格兰独立后可以完全控制它的北海油田,经济上也不及接受伦敦支援划算。同时做到这三点,比彻底独立更重要。第一点,贝里雅的改革已基本达成;第三点,是目前的事实。剩下来的,就是第二点的尊严问题。这问题,是否可创意地解决?
    我们不妨回顾在联合国成立时,苏联和所有国家都不同,一共拥有三票,分别是苏联本身,以及当时普遍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根据苏联宪法,理论上,乌克兰人可以参与苏联事务,但俄罗斯人就不可以参与乌克兰事务(实际当然是另一回事),就像今日苏格兰人可以在英国国会对英格兰说三道四,但英格兰人不能管苏格兰内政一样。这样的关系,学界称之为“不对称联邦主义/邦联主义”(Asymmetrical federalism/Confederalism),内里的一方处于弱势,却得到中央直属地区没有的好处。某程度上,香港也是一个例子。假如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全部变成英国的“加盟王国”,以英女王为共同领袖,保证和英国外交保持一致,英国也许无妨像当年苏联那样,自我升格为一种邦联,并慷慨支持苏格兰“半独立”、加入联合国,和“英国邦联”的席位并存。届时,不但世界杯有四队英伦球队像现在这样分工合作,英国在联合国的票数又大增,岂不是更合乎整体效益?
    
    “另类联合国”UNPO的挑战
    
    谈及联合国,我们不应忽略一个补充了主权国家俱乐部定位的“另类联合国”,它是分离主义者解决主权问题以前的“理想”归宿。这组织全名“不被代表之民族与人民组织”(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UNPO),成立于1991年,目前有69个成员“国”,性质都是独立或自治运动。它声称代表近二亿人民,主旨是证明“独立、自主、自决是不可剥夺的权力”,表面亦强调非暴力,尽管不少会员都有游击队武装配套。UNPO自然不是正式联合国,但以非国家组织的NGO准则来说,已是组织得严谨异常,为仅有的同类联盟,有不少前会员更成功独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帛琉(即帕劳共和国)、东帝汶),成为组织自我炫耀的履历。它的总部设于国际组织云集的海牙,除了为会员提供相关技术训练(例如法律、民主程序乃至环保),每逢联合国相关委员会举行会议,它都会协助会员争取发言平台,平日则天天交流独立运动信息,近年更颁发它们自己的“诺贝尔奖”国际人权奖,得奖者包括东帝汶开国国父古斯芒和台湾慈济基金会的证严法师,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宣示主权国家不能代表“全球”人民,公关功夫相当到家。
    当独立分子聚首一堂,以群体力量弥补个体力量的不足,这不但是对联合国的集体不信任,还是对主权国家的集体挑战。中国作为联合国、主权秩序现行权力架构的积极捍卫者,自然是最被挑战的国家之一。加上台湾、西藏和东突在UNPO和“独立界”拥有“明星级地位”,例如民进党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曾为U NPO理事长,东突领袖为UNPO创会秘书长,令北京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这批成员的冲击对象。可以理解的是,北京自认为U N PO就是添烦添乱,而且又是西方阴谋。毕竟,UNPO的经费除了微不足道的会费,就是靠“热心人士”捐献,这些捐献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会员则绝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内里的失衡不言而喻。何况世界若真的彻底按民族细分,而民族又是一个可以无限细化的概念,“国家”,便应该出现数以万计。但这些始终不是我们完全漠视UNPO一类现象的借口:也许它的会员为何在不同地方有不同面貌,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北美模型?中亚模型?班图斯坦模型
    
    U N PO目前有五个来自北美美加两国的成员,包括代表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拉高塔国”(Lakota Nation),夏威夷土著,加拿大土著N u x a l k和Tsimshian,和美国中部的“水牛河丘国”(Buffalo River Dene Nation)。它们在美加国内不但是合法组织,而且几乎是被政府鼓励参加UNPO,来“为国”拓展国际空间。它们的终极目标并不一定是独立,可以只是以单一议题争取自治,例如增加部族赔偿金、退休金等。换句话说,这种UNPO成员是把争取“次主权”和所属主权国家的社会问题挂钩,有时更是先有争取经济权益的NGO、后有准国家,和它们的“抗争对象”,并不构成对立的关系。这和车臣、疆独、库尔德等成员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刚刚相反,后者的所有纯正社会压力团体,都要和分离分子划清界线,以免原来没有分离主义倾向的NGO被划为“分裂分子”。严格来说,将这两种成员并列,是某程度上的偷换概念。
    除了“北美模型”和“中亚模型”,主权国家响应独立的方案,还有以前南非白人政权为代表的第三道路。当时南非为了深化种族隔离政策,在1976年划出部分贫瘠土地,自愿放弃国土,成立十个黑人区,称为“班图斯坦”(Bantustan),后来更让其中四区Transkei、 Venda、Bophuthatswana和Ciskei正式脱离南非中央政府“独立”,尽管全球只有南非承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实际上,这自然是南非白人政权自欺欺人的谋略:这些地区“独立”后,南非就毋须负责其人口的生死,而谁属于这些“国家”的“公民”,和谁是难民一样,都是由南非说了算,这和近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和巴勒斯坦划分版图的“单边政策”,可谓异曲同工。UNPO的新会员“瓦文达国”(Vhavenda),正是曾“独立”的黑人家园共和国Venda人民,他们近年才发现黑人在南非当家作主,反而不及当年在白人阴谋下“独立”受注视,于是希望通过重新提倡民族自决,来解决部族的退休金议题。这些模式都和“科索沃模式”不同,部分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东非桑给巴尔岛的“一国两制”
    
    在“小联合国”以外,也有一项“世界小杯”(Wild Cup)比赛,主办单位自称“国际独立足协”(FIFI),成员自然又是那批分离主义成员,和国际足协(FIFA)的世界杯足球打对台。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周期间,有六队“准国家队”参加同样在德国举办的“世界小杯”比赛,除了主队德国汉诺威,还包括以下五队:“西藏”、格陵兰、北塞浦路斯、直布罗陀、桑给巴尔。这里知名度最低的大概是桑给巴尔,但它的模型却最值得注视。
    桑给巴尔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部分,“坦”是内陆的坦葛尼喀,“桑”就是桑给巴尔岛。历史上,桑给巴尔一直是伊斯兰教势力范围,一度是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苏丹国成员,至今依然保存着当年的苏丹王宫。后来桑给巴尔从阿曼分裂,沦为英国保护国,才逐步“脱亚入非”。它在1963年获得独立,一个月后发生推翻苏丹的政变,半年后被并入坦桑尼亚至今。原来坦桑合并,是希望得到经济整合的利益,加上当年领导坦国的尼雷尔总统是泛非主义魅力领袖之一,桑给巴尔人原以为得到大靠山,对合并有抗拒,但不算太大。当年中国大幅援助坦国,桑给巴尔连带受惠,岛上的体育馆今天还是以“毛泽东”命名,就是两国统一的群聚效应。
    不过桑岛的经济发展一直事与愿违,今天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60年代更差,伊斯兰信仰近年又复兴,岛上的独立呼声,也就越来越高。幸好坦桑尼亚一直采用“一国两制”,桑给巴尔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议会,还有一人一票民选的总统,有点像和塞尔维亚分家前的黑山共和国,而且自治范围越来越大,不断朝主权国家方向进发,可谓目前“次主权”运动的一个典型。参加FIFI前,桑给巴尔已获得非洲足协的附属会员资格,这在全非洲几乎独一无二(另一个附属会员是法属留尼汪岛, Reunion)。桑国足总认为国际足协接受并未完全独立的巴勒斯坦、一国两制之下的中国香港,也应该接受“一国两制”之下的桑给巴尔,多次申请正式会籍,但多次被拒,不过也许总有守得云开的一天。
    
    科摩罗联邦“一国三制”选出伊斯兰大阿亚图拉
    
    桑给巴尔的印度洋邻国科摩罗(Como ros)也有类似的经历。科摩罗同样是非洲外围的伊斯兰国家,和印度洋亚洲各国关系更密切,19世纪沦为法国殖民地,1975年独立。它不过比香港大一倍,主要由四个大岛组成,其中马约特岛岛(Mayotte)的天主教徒拒绝加入科摩罗,至今由法国统治,剩下的大科摩罗岛(G ra nde Comore)、莫埃里岛(Moheli)和昂儒昂岛(Anjouan)组成联邦,但三岛在1997年前后先后兴起独立运动,政局混乱不堪,保持着一年一政变的惊人纪录。2002年,在非洲联盟调停下,科摩罗通过新宪法,将国旗改为伊斯兰新月兼四色旗,以示四岛——包括未回归的马约特岛岛——完全平等。新宪法事实上是一部“一国三制”基本法,不但容许三岛有各自的总统、国会,还规定三岛轮流产生联邦总统。
    在20 0 6年5月进行的大选,是科摩罗独立三十年来首次和平政权交替,选举形式也相当创新。由于上任总统来自大科摩罗岛,根据宪法,这任总统必须来自昂儒昂岛。竞选分两轮,首先由昂儒昂岛民初选,选出三名本岛出产的候选人,再由全国总选。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格局,就像假设港澳台结成特区,轮流坐庄,到了某年,香港人只能选择台湾人为特首一样。至于最后当选的桑比(Ahmed Abdallah Mohamed Sambi),则是一个有力整合次主权的有趣人物。他曾在沙特、苏丹和伊朗留学,获伊斯兰精神领袖的“大阿亚图拉”(Ayatollah)称号,不禁令人关注究竟当年的“阿曼—桑给巴尔”亚非联盟,会否以“伊朗—科摩罗”方式重现。桑比的宗教背景,究竟能够协助国家整合,还是协助昂儒昂全面独立,目前尚未可知,但无论如何,当信奉伊斯兰教的桑给巴尔、昂儒昂和莫埃里实现最高度自治,呈现越洋走回阿拉伯世界的姿态,并得到伊斯兰大阿亚图拉领导,它们已经脱离了非洲政治的地缘轨迹,强化了伊斯兰的向心力量,并同时满足了不少主权下放的愿望。换句话说,虽然科摩罗三岛争取次主权,它们却愿意服膺于超国家的单位——伊斯兰教。
    
    迷你国家公司化:“良性分裂模型”的先声?
    
    最后,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功用已越来越经济化,令美国一类发达国家可能在未来产生自我分裂,以及鼓励境内成员独立为微型国家的“良性分裂”欲望。学者Jacques Rapaport在1971年发表《小国及领域:地域及问题》一书,被视为小国研究的重要作品,归纳了迷你国家成型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天然及地理的孤立,例如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山区的安道尔公国(Andorra);第二是历史的进化过程,例如意大利中部的圣马力诺(San Marino)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虽然国土不断萎缩,但谁也不敢切断这一丝香火;第三是社会、文化、种族的不同,例如非洲迷你国冈比亚(Gambia)是英语区,难以和境外的法语母体塞内加尔联合。
    但是在今日,上述理据的解释能力已大为降低。例如印度在1975年强行合并国民生活安逸的锡金王国,宣告“天然及地理的孤立”,再不是迷你国的独立保证;摩纳哥、列支顿士登(Liechtenstein)等国不断更改古训,宣布一旦缺乏继承人,即与邻国“和平合并”,也反映世人对历史的妥协;社会文化的差异,甚至已成为地区一体化的动力,例如加勒比海一群小岛国,无论以前是英治还是法治,都不断提议合并来达到资源互补。然而,迷你国家却找出了与时并进的新角色:它们虽然面积过分细小,不可能构成反区域一体化的气候,却懂得利用它们表面的不重要性,成为合法的全球化漏洞。例如摩纳哥几乎不设所得税,金融制度讲求顾客至上,设有赌场供灰色富豪洗黑钱,结果成为著名的避税天堂。又如加勒比众各岛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吸引各种灰色企业到境内注册,从不加以监管,布殊在9·11后宣布取缔全球避税天堂,进行“金融反恐战”,但却对加勒比海网开一面,因为华府发现若避税天堂的透明度提高,对华尔街的影响更大,因为一旦大企业的储备基金被恐怖分子查获,后果更不堪设想。这些全球体系的迷你孤岛,更成为了各国转型期间抵抗经济一体化的避风港和周转站。例如在苏联迈向俄罗斯的过程,幸好有巴哈马和马耳他,国家资产才没有全部落入寡头集团,经讨价还价,普京依然能够逼使寡头重新交出不少产业。意大利政府默许黑手党把侵吞的国家资产存放在迷你国度,也是基于同一种两害相权的判断。
    迷你国家现在多以公司方式经营,所有国民都是股东,不会对“公司”有“国家”的要求,不会要求元首负责环保、公义、民主一类宏伟纲领。它们的管治模式在全球化时代更为便捷,因为有志上述理念的国民,都会诉诸邻近地区组织或跨国企业,一切添烦添乱的议题都会上缴全球普世价值,迷你君主没有太多传统主权国家的包袱,自然比大国领袖更能发挥CEO的营商创意,令“国家公司化”成为小国的发展趋势。例如摩纳哥雷尼尔亲王就以“海陆空全天候娱乐化”为治国方针,把国家变成一个游乐场,从来没有道德禁忌。圣马力诺为了吸引游客留宿,大量引入意大利名牌服装店和鞋店,特设低税率倾销,国家已成为顾客“扫货”的百货公司。地中海岛国马耳他曾是英国殖民地,更想出一门无本生利生意,就是向世界各国暴发户提供“爵士授勋一条龙服务”,只要付出低廉价钱,即可享有马耳他领导人亲自颁发的头衔,此后以“爵士”示人,“商机”百倍,不少华人都是他们的主顾。
    总之,在21世纪,大国自我割裂部分细胞、自我成立卫星国,建构自己的避税天堂,和不受现代国家伦理规范的“公司国家”,可谓“良性分裂模型”的先声。美国出兵伊拉克期间,四出寻找志愿者同盟的盟友,但众叛亲离下,只获得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等友邦“大力”支持,这都是些什么国家?十多年前,它们还是美国托管地,目前除了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和当年一切,几乎毫无分别。什么是独立,独立究竟为了什么,有没有次主权的发展空间,“超国—主权—次主权”三个层次的互动应如何进修,实在值得两岸共同仔细研究,不是一个科索沃案例,就可以涵盖一切的。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 本文责编: 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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