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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5 次 更新时间: 2008-03-05 23:21:0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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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多元化视角下的《孔门理财学》
·梁捷
标签: 孔门理财学

    【内容提要】陈焕章是二十世纪初第一代赴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并且取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可是他又是康有为的弟子,笃信今文经学的伦理观。他在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中,坚持今文经学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和“尊孔”学说,坚持同时并用孔历和公元纪年,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梳理出能与西方近代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思想契合的内容,完成了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完成了一部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的专著。这本书体现出一部分传统学者在面对西学冲击时的思维方式和立场选择,对于理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和展开的过程,乃至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保守主义思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孔教会 公羊学 理财学 伦理学
    作者:梁捷[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 西书东译与东书西译
    
    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翻译问题在十九世纪末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甲午一役,中国知识分子猛然警觉,整个世界的格局再非“天下”,而是“万国”,“宇内”变成“国家”。中国再不能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即使对待东邻日本也不行。中国人必须平等面对东西方的文化挑战,必须重新确立自身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的合法性地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开始构思新的“公理体系”。在这过程中,语言必然是首先要克服的障碍。
    到了十九世纪末,已有不少西学书籍被译成中文,其中绝大多数是传教士的贡献。从梁启超1896年所著《西学书目表》来看,目录分为西学、西政、杂书三类,总计883本,353种。又据徐维则1899年编辑的《东西学书录》[2]统计,总共有537种目录。这些译著中西方科技书籍占了75%左右,包含了最早进入中国的数、理、化教材和天文、地理、地质、矿业、机器制造和医学等方面的专业书籍,也有一部分社会科学著作。其中涉及经济学的著作并不多,产生影响的主要有福西特著、丁韪良译的《富国策》,杰文斯著、艾约瑟译《富国养民策》、布莱德著、傅兰雅译《保富述要》、李提摩太著《局外旁观论》等。[3]
    据统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40年中,传教士共创办了近170种报刊杂志,约占我国同期报刊的95%。到1907,基督教文字事业总目录共收录1114种。
    与此同时,东书西译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工作,最早一直可以追溯到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而真正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翻译家,首推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他于1840年到达马六甲开始传教生涯。不久,他即担任由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通过书院培养传教人员。事实上,他从184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经典。1862年,理雅各有机会获得王韬的协助,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从1861年起,理雅各的翻译成果开始在香港出版,总名定为《中国经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全书共分五卷,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第二卷是《孟子》;第三卷《书经》;第四卷《诗经》;第五卷《春秋左传》。
    1873年,理雅各回英国。理雅各在英国期间,又在王韬的协助下又完成了《易经》与《礼记》的翻译。他们在1879年到1891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毕后,理雅各又先后译出《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及《离骚》等书。临终前夕,他还在致力于《楚辞》的翻译。英国后来的汉学家小翟理思评论理氏的功绩说“五十余年来,英语读者所以能博览孔子之书,吾人不能不感谢理雅各先生的不朽工作。”
    理雅各的翻译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还在广泛被引用,成为西方读者认识儒学的基础。正是由于理雅各的杰出贡献,使得后来的陈焕章等学者在用西文写作时,能够较为便利地引用原文来阐述儒学思想。而理雅各翻译和理解不够准确的地方,也成为西方学者误解中国传统的重要原因。
    陈焕章是最早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用英文写作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1910年),内容是对儒学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做的详尽梳理,从而成为中西思想交通过程中的一个有趣的产物。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的附录里,总共给出引用文献55种,基本都在“经”和“子”的范畴之内[4],其中也包括康有为的近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其中只有四书五经等少量著作有英译本。陈焕章用的就是理雅各本。当时西方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翻译中国典籍极少,一般无力籍此来查对陈焕章工作的准确性,反过来是把陈著作为了解东方和儒学的基本材料。马克斯.韦伯在他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大量借鉴陈焕章的陈述。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中仍然把《孔门理财学》作为了解东方经济思想的最基本的阅读材料。
    在20世纪初的东西交往中,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扮演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多重角色。它既是中国人用西文写作、表达中国传统思想的手段,又是西方人了解东方思想的少数可信文本;中国学者认为它坚持了儒学特别是公羊学的思想,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忽视它的政治思想背景,看重它介绍的中国传统经济政策。所以,我们必须在多重视角下审视《孔门理财学》的内容及其试图传递的思想,这样才能对这本著作在经济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二 公羊学的公理观
    
    今文经学(公羊学)是中国一门古老的学说,通过对《春秋》文字上的阐释,表达出“微言大义”的政治理念。这门学问在汉代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的加工,具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它在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很边缘的位置。一直到了近代,它突然变成了显学,魏源、廖平等几代学者都对它推崇备至,借用公羊学的思想来分析晚清时期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在这股潮流当中,影响最大的学者莫过于康有为。
    康有为早年接触到西方科学,意识到“公理体系”的重要性。康有为自创的“公理体系”多年来不断修正补充,逐渐形成“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5]的庞大结构。其中最为关键的思想资源正是来自传统的公羊学。
    按照蒋庆的解析,公羊学的思想应该包括“《春秋》新王说”、“《春秋》王鲁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天人感应说”、“夷夏之辩说”、“经权说”、“张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大复仇说”等诸多方面。[6]这些理论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构成公羊学的完整体系。对于康有为及其弟子,公羊学的资源中有两方面的内容特别重要,一方面是以“大一统”、“统三统”、“张三世”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进化理论;一方面是以“尊孔”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理论。
    所谓“通三统”,在公羊学中原是指夏、商、周三代朝代更替,每个朝代有一个统,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因革损益,并非一成不变。“张三世”则是春秋中根据孔子所亲历、所耳闻、所传闻而对应分为“所见世”、“所闻世”、“传闻世”。东汉时期,何休认为“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不同历史时期对应不同的社会水平。康有为继承公羊家特别是何休的观点,将“通三统”理解为变革的历史观,将“张三世”理解为进化的社会观。其实这还与早期的公羊家的观点还不一致,早期公羊家其实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念,而康有为实际上是向公羊学中渗入西方近代的进化史观,也是赋予古老的经学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全新的阐释。
    康有为认为“三世说”具有最普遍的意义。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多义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7]
    用“三代之制”的观念来诠释近代的政治、经济观念,这种行动包含很多深刻意味。它暗示了变法不仅能够帮助国家实现制度和发展水平上的现代化,直接与西方抗衡,还可以通过恢复三代的理想勾勒出一种超现实的蓝图。这种具有乌托邦特点的思想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的,而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初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托古改制”的思想就成为当时一派极狂热的社会思潮。
    与此同时,“三世说”还和孔子的“王制”密不可分。“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安道尔,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8]所以康有为认为,“天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经者孔子而已。”[9]
    孔子虽然没有称王,但他是“素王”,一切学问都出于孔子,概无例外。所以中国学者无论按照西方标准治何种学问,都应该“尊孔”。康有为的弟子基本上继承了公羊学“尊孔”的传统。陈焕章在美国接受西方经济学熏陶以后,写作论文时不尊斯密、马尔萨斯,而是尊孔,这才有了《孔门理财学》。它不仅是研究“孔门”的思想,更是一门“尊孔”的思想,将自己的信仰大大地置于学术研究之上。陈焕章在美国完成《孔门理财学》之后,又回国写作了推行孔教的《孔教论》,后者才是他真正看重的、有更明确社会意义的论述。
    
    三 陈焕章的生平背景
    
    陈焕章,字重远,广东高要人,生于1881年,自幼便胸有大志,崇拜孔子。[10]他喜欢翻看日历,得知农历八月廿七日是孔子圣诞,便请求父母设坛祭拜,以后年年都依期举行。由于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好学,11岁赴肇庆府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中秀才,成为同科最年幼的中试者。主考官对陈焕章甚是激赏,鼓励之曰:回去要更加努力,望下次得见于京城!
    陈焕章15岁时辞亲赴省城广州,入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康有为关于建立“孔教”的主张理论与其夙志不谋而合。经数年研习和深思熟虑,至18岁时,他立志于“尊孔崇儒,振民族精神”,并从此一生孜孜以求,至死不悔。与同门梁启超等力倡尊孔,推行立会昌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焕章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撰文倡明孔学,主张变法维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陈焕章在家乡设立“昌教会”,集一族男女老少悉入会中,在陈氏宗祠设立孔子牌位祭祀,开始了尊孔崇儒并将其宗教化的首次实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焕章该年22岁,担任广州时敏学堂教习,翌年即升任校长。此间,他虚心向该校外语老师学习英文,并日见长进,为日后留学美国打下了语言能力的基础;陈焕章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陈焕章奉派成为留美学员。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两年后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到1910年用英文撰写成36卷的《孔门理财学》,英文题目是“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Confucius School”即“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理论”。
    陈焕章此书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孔教(儒家)一脉,“孔子以前之学说,亦在于是。诸子朋兴,各持异说,且与孔孟为同时。故诸子之学说,不得不取以比较,故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11]。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兴起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12],其实陈焕章此书已有系统梳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图,并且做出不少实质性的贡献。
    探究陈焕章的西学思想渊源,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指导老师中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理财/经济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塞利格曼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并无偏见。塞利格曼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即是一个证据。《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因为《孔门理财学》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F.Hirth)。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1902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书中扎实的注解令学界叹服,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等。据后来同为夏德弟子的胡适说,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非常寂寞,合适的学生都找不到,晚年还是回到了德国。在这种环境下,不难想象他结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焕章时的欣喜。正是他教会了陈焕章如何撰写英文学术论文,把后者领进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门。
    陈焕章巧妙地将西方学术规范与自己的孔教追求结合在一起。他自己解释过写作这本书的用意,“理财为进化之母”,而“《春秋》之意,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进化之说也。”所以,这本理财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用西方理财(经济)思想与孔子思想相对应,更好地应用于不断进化的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
    当然陈焕章准确地认识到这种研究写作的困难。“顾此事有最大危险者二:其一则附会之弊。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以西学附会中学,动辄谓西人窃取吾说,此不值一笑者也…其二则偏私之弊。我们孔教徒而谈孔教之学说,以中国人而谈论中国之事实,诚恐不免出于敬教之诚、爱国之热,而持论或涉于偏私,有不尽公正之处。凡此二弊,兄弟皆极力除去,总以西人科学家之法而著此书。”[13]
    不过陈焕章认为“总以西人科学家之法而著此书”,此点颇值得讨论。从著作结构上看,此书很大程度上仿照西方典籍(如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体例而作,也顺利地被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为博士论文,并评为优秀。但是究其思想内部逻辑和写作的目的指向,无疑还是中国化或者说公羊学化的。陈焕章则辩解说,“孔子之圣,日月无逾,即兄弟犯附会偏私之弊,于孔子何足重。”[14]
    陈焕章毕业回国以后,就积极地投入设立孔教的运动之中,对一切理财/经济问题都毫无兴趣,也没有担任过与经济有关的职务。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陈焕章内心深处真正的理想和追求。
    
    四 孔门理财学的体系结构
    
    20世纪初,中国学人关于Economics的翻译产生分析,引起激烈的讨论。严复、梁启超、留日学生、留美学生都积极参与,各执一词。陈焕章坚持使用“理财”,主要出于遵循传统的理由。他特意辩解说,“理财学”三字,实当西文之Economics,而日本人译为经济学,则兄弟期期以为不可也。“经济”二字,包含甚广,实括政界之全,以之代政治学尚可,以之代理财学或生计学则嫌太泛。吾国人向无以“经济”二字作如是解者,何必奴效日本之名词,而不计其确当否乎!“理财”二字,在吾国极古,其意义又尽人可晓,实至当而无以易之名词也。[15]
    从外观来看,陈焕章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论,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继而再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财政,主要讨论国家财政和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明显,从结构上来看,这是最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却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在总纲上,西方学者认为经济过程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其中交易可以被归入生产这一环节。陈焕章认真分析了《大学》中“生财有大道”这一节。《大学》的原文是,“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陈焕章注意到《大学》里只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没有分配一节。后来他从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论述中认识到,分配亦可被视为生产的一个环节,所以整个经济体系就可分为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这样便与《大学》完美地一致了。他说,“生财有大道”一节,包括理财学之两大部,固圆满无憾也。盖生之为之,皆属生产;食之用之,皆属消费。理财学之分部,惟此而已。[16]
    所以,全书第一部分的通论以后,亦可以看作只有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经济政策等章节只是对这两大部类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实践应用而已。
    另有一点也必须指出,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从中可以隐约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著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引起了一些外国学者的关注,但也没有获得推广。公羊学
    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一部“通论”,陈焕章在这一部中论述了“孔门理财学”与“儒学”、与其他科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一般关系,表达了他写作此书的初衷。正如康有为所说,“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经者孔子而已”,陈焕章认为理财学亦只是儒学的一个分部,虽出于西方,却与儒学的庞大系统完全一致,“理财有大道”的问题就是明证。
    中文“理财”完全能够涵盖西文“Economics”的范畴。陈焕章特别指出,西方人关注“理财”的财,而中国人关心的则是“理财”的人。中国人研究“理财”的根本目的在于人必须集体生活,而需要财富来支持这种生活。人是研究的目的,财富只是手段。时刻记得“以人为本”,中国人就能很容易地把理财学和其他科学联系起来,共同成为支持儒学的基础。
    
    五 中西经济伦理观
    
    根本上,陈焕章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消费”虽仅占一部,却最有中国特色,中国人对消费和生活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从不是单纯追求消耗财富。在中西方传统中都发生过所谓的“义利之辩”。但是这种争论在西方中世纪教会势力衰落时就走向终结,在中国则持续了两千年,背后原因正是对“义”的追求不同。
    陈焕章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孔教,而且比其他一切宗教更富于人道的含义,更能够教化人们的行为。[17]所以,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孔教的教化之下。所以,中国人理解的“需求”就不仅有经济意味,还同时有另一重伦理意味。人类的自然欲望固然是无限的,可是孔教教化人们“知足”,教化人们“适当”,与西方建立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相反,于是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就不同。
    陈焕章特别对比了佛教、基督教和孔教控制人类欲望的不同方式。佛教过于超脱,但不甚可行;基督教过于严酷;只有孔教中道而行,以礼教为主要手段,同样包含了一切爱的原则,却是一步一步施行的。孔教为协调人们的欲望,包含了道德控制、社会控制、财务控制等多种手段,保证个人和社会在“礼教”熏染之下,变得满足与和谐。佛教和基督教的“完美世界”都无法在现世实现,可按照康有为的看法,“大同”世界是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在现世实现。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之前,公羊学思想无疑是另一种极有吸引力的乌托邦思想。
    在中国,人们有两种非经济的获取快乐的途径。从《仪礼》来看,第一种是“乐”即音乐,第二种是“乡饮”。
    中国的“音乐”与西方音乐的作用颇为不同,或者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古将音乐作为“仪礼”的功能。陈焕章指出,孔教推崇音乐功能处于四个理由:第一,音乐是人类精神的产物,美好的音乐应该与美好的精神相一致;第二,音乐有指导身体锻炼的价值;第三,音乐因此有社会与政治价值,可以通过演奏和聆听音乐的优劣,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下;第四,音乐有它的经济价值。已经失传的《乐经》认为,和谐的音乐才是政治经济最终标准,它可以非常纯粹地满足人的一切需要,而不可能违背任何道德。音乐的价值是西方经济学中几乎从未考虑过的。[18]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陈焕章对“乐”的描述不无夸大之处,更多是引用《仪礼》中的理想描述,而并非严酷的现实。
    另一种非经济的追求快乐的方式则是“乡饮”,是《仪礼》中所谓八礼“冠、婚、丧、祭、乡、射、朝、聘”中的一部分。《吕氏春秋》认为“乡饮”是古时乡人因时而聚会,在举行射礼之前的宴饮仪式。周代时,以致仕之卿大夫为乡饮酒礼的主持人,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人。仪式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升降拜答,俱有规定。《礼记.射义》中解释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中国人通过这种明确长幼之序的“乡饮”仪式,能够体会到人与人共同相处的愉悦,从而达到追求快乐的目的,也不涉及任何经济冲突。
    这些与“礼”相关的经济理论,正是《孔门理财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的精粹之处。可是由于它和功利主义完全基于不同观念,故而几乎没有被任何当时的西方学者所注意到。
    而在生产领域的思想,中西的差异就要小很多,相对容易被西方学者所接受。比如说,西方经济理论一直认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口、土地和资本。这一点很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物。但是陈焕章指出,中国的人口乃至土地都和“宗族”这样的社会组织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婚姻”这样的制度在中国有着极丰富的含义,不能单独抽出而研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的理论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前提假设。但是放在中国这个被孔教统治的宗族社会里,马尔萨斯的预测必定要落空。
    在具体制度方面,陈焕章列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的公共政策。其中既有经过实践的政策(如引起西方学界重视的“常平仓制”),也有只是留于纸面而未经考证和检验的制度(如著名的“井田制”,它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学家迄今尚未一致意见)。显然陈焕章的兴趣并不是检验它们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只是把它们作为例证,一方面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做对比,一方面籍此阐发孔教的基本思想。
    陈焕章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完备地包含了一切理论。理财学是其中引出的一个分支,结构上与《大学》所述接近,内容上可以用《仪礼》来佐证,而根本思想和未来前景则仍是由《公羊》所指明。康有为认为,《公羊》的精神就是进化论的精神,孔教能够把整个社会带向“大同”之世。孔子已经把进化论的一般规律包含在内,只是这些进化论思想散落在很多地方,陈焕章从各类孔门典籍中归纳出八条,分别是:
    n 禁革战争。和平社会,为实业发达所必须。
    n 艺术之发明。此生计进化之根本,亦各种进化之根本也。
    n 宰制天然界。人之所以能参天地而赞化育者此也。
    n 井田制度。每人于最重之生产要素,各得其平均之名份。
    n 学校制度。每人各得均等之机会,以发达其德力智力。
    n 选举制度。以代议政治寓于学校制度之中。
    n 大同世界。至是而社会法则,如国家,如家族,如私产,将皆革除矣。
    n 人性丕变。孔教之目的,止于至善,至于人性皆善,则进化达于极点。[19]
    理财只是手段,“大同”是终极目的,一般的功利主义西方经济学往往缺少这个终极目的。陈焕章也想指出,这一点是中西学者研究的最大不同。孔教是一种完整改变社会的方案,提供了从理财到信仰、从制度到秩序的全部方案,而西方经济学则不能单独地完成这个任务。所以,理财学在中国是孔教的一部分,绝对不能单独抽出而谈。可惜,陈焕章的这一洞见逐渐被遗忘,20世纪20年代以后兴起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中国经济思想和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种牵强比附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还广泛存在。
    
    六《孔门理财学》在中西方的影响
    
    陈焕章此书一出,在中西学界都产生极大影响,虽然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国学者少能阅读此书的英文原著。但是陈焕章力倡孔教,并著有《孔教论》,这一立场是中国学者所非常熟悉的。与陈焕章共同支持孔教会的遗老遗少们都对此书赞誉有佳。沈曾植大力夸奖说,“重远又有《孔门理财学》,亦针盲起废之经方,撮提大要,付诸后焉。”[20]
    词学大师朱古微(孝臧)更是赞扬说,“是书剌取群经大义与计学学理相合者,条而出之,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欧美今日最新之学说求之我二千年前之古经,固已灿然明备,然后知孔教之大,而我国旧学果非窳陋而不适于用也。”[21]
    陈焕章的导师夏德对陈焕章也颇为了解,为他做序时说,“陈博士之为后学也,诚可谓有功于其大教主矣。彼爱护大圣及其教旨之热心,未有能过者也。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22]
    西方经济学界的评论视角则完全不同。《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该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 M. Keynes)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可是这个形象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凯恩斯坚信,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他也许不知道,孔子还说过“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在《左传》中,孔子更是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左传·成公二年》)。研究孔子对财富即“利”的阐述,必须先追溯到“义”,再上溯到“礼”。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一书的开头就提到这一点,可惜很难为西方学者所理解。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从《孔门理财学》中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凯恩斯认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凯恩斯正是陈焕章所设想的理想读者,即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却对中国传统缺乏了解的经济学家。中国的传统资源足够构造完备自足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所以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经济伦理的背景,即陈焕章在引论部分所表达的含义。
    但是凯恩斯却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也已经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23]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modern essay)。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20世纪初终于被废除。陈焕章写作《孔门理财学》时,面临八股文被废除的现状,深有感触。所谓“文以载道”,文体承载了孔教的基本思想,废除八股文,不但是废除科举取士、尊崇儒学的官员选拔方式,也是对孔教传承模式的一次重要打击。陈焕章对八股文的感慨,背后包含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七 陈焕章与孔教会
    
    早在陈焕章尚未学成归国之时,他就开始着手筹划孔教会的事宜。当时他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古微、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在这段时间里,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整个国家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就在1912年10月7日,孔教会成立,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开始刊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被推举该会的会长,但具体事务皆由陈焕章负责。
    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说,“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故定孔教为国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实欲以存国脉耳。”上书的最终目的是“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严复也是孔教会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反对孔教为国教最激烈的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康有为本来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关于孔教问题,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论》,称“今人狠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痰,无故以成瘫,乃徒师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24]章太炎还在他的国学讲座中声明,本会“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
    1913年的《天坛宪草》最终协调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在第19条中写道:“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1916年,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国会复会,可以继续推进宪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于是陈焕章与康有为旧事重提,重新上书定孔教为国教。而张勋也借助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电文,向国会施压。据说当时宪法会议收到的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不下一万三千件”。
    在第二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潮流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加入了进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终宪法会议多次投票,仍无法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又由于对德参战以及张勋复辟等问题,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同样是坚持孔教,应该说陈焕章和康有为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陈焕章更坚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坚持说,孔教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不同时代下不断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们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看出,陈焕章在提到儒学时,常常不用“宗教”而用“伦理”,恐怕也是出于这个目的。陈焕章本人也在2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转入教育。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类似于进化之教。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进而至于“太平世”。但陈焕章说:“然此尚不过普通进化论。若欲求特别之理财进化论,则宜求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为重《公羊》,而陈焕章则更重《大学》,清醒地认识到“孔门理财学”的局限,而要倡导孔门的教化之学。
    严复、梁启超和陈焕章这一代的学者,中年倡导理财/经济学之后,晚年都纷纷放弃,转向更深沉的学问[25],这一点绝非偶然。我们研究清末民初的经济思想,不能不对这几位关键性学者的最终取向抱以关注。
    
    八 结论
    
    1927年,纽约耶稣教和平联合会来函,邀请孔教会派员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宗教和平筹备会。陈焕章认为这是周游列国宣扬孔教的极好机会,积极参加。他由上海出发,经神户、横滨、东京、檀香山至三藩市,渡大西洋至巴黎,再至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耶稣教世界和平会,之后至日内瓦参加世界宗教和平筹备会,又再到巴黎、伦敦。陈焕章还应邀参加了“第一届世界祝圣大会”,他在会上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孔子思想。
    1927年12月,世界宗教和平会执行委员会议在巴黎召开,陈焕章被推选为世界宗教和平会副会长。回国途中,意气风发的陈焕章写诗寄往在北京的母亲。诗云:“任道何曾敢息肩,古巴除日独登船。东南西北人无定,春夏秋冬岁已迁。肃整衣冠迎正朔,静歌雅颂乐吾天。每逢佳节思亲倍,况是初行五十年。”
    年近五十的陈焕章,在这次漫长的欧美之行中继续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行孔教,祈祷和平,堪称其一生中努力实现其“尊孔崇儒”理想的高潮。1930年,陈焕章在香港创立了孔教学院,自任院长。1931年,他与吴公甫等人从事修订《宣统高要县志》的工作。1933年10月24日,陈焕章因中风于香港孔教学院内辞世,终年52岁。
    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至今没有中译本,也很少有学者从该书的本意去探究陈焕章的内在想法。陈焕章往往被形容成为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孔教的倡导者”,或者“招摇撞骗者”[26],或者偶然地成为“早期留美经济学家”。而他的理财观念的逻辑,以及《孔门理财学》与《孔教论》的内在联系都很少被关注,因为他的理财学已经不能在今日的西方经济学中找到对接的入口。
    本文将陈焕章与《孔门理财学》置于公羊学、西方经济学、孔教以及进化论等多种理论视野之下,通过描述和分析其人其书的多元复杂性,试图为研究清末民初的经济学思想(乃至整个社会思想)的转型提供一个参照样本。陈焕章的工作很难说对理财学或者孔教做出实质性的理论贡献,但是他的真诚努力,至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饱受儒学伦理熏陶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经济的认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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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系
    [2] 此书可见于熊月之 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2月
    [3] 可参阅拙文“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与译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4] 55种附录中也包括了《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续编》、《御纂七经》和《二十四史》,但是陈焕章自己注释说,全书写作中并没有引用这些规模宏大的典籍,只是一同列出这些丛书名字,以方便西方读者籍此来了解中国文化。
    [5] 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p.13
    [6] 参见 蒋庆《公羊学引论》第3-5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
    [7]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载《康有为全集》(二),p.671
    [8]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
    [9] 康有为“桂学答问”,载《康有为全集》(二),p.52
    [10] 陈焕章生平事迹可以参考郑则民著《陈焕章传》,载李新、孙思白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p.393-399
    [11]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载《孔门理财学》,p.807
    [12] 参见叶坦,《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13]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载《孔门理财学》,p.808
    [14] 同上
    [15] 同上,p.810
    [16] 同上,p.814
    [17] 陈焕章在《孔教论》一书中专有一篇演讲稿“论孔教是一种宗教”来讨论这个问题。亦收入《孔门理财学》附录。
    [18] 法国学者阿达利著有《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该书用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研究了音乐的历史,但是仍然没有分析音乐本身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含义。
    [19]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载《孔门理财学》,pp.812-813
    [20] 沈曾植,“《孔教论》序,载《孔门理财学》,p.762
    [21] 朱古微,“《孔门理财学》书后”,载《孔门理财学》,pp.817-818
    [22] 夏德,“华文教授夏德先生序”,载《孔门理财学》,p.816
    [23] 叶子奇的原文是,“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杂志篇》,中华书局,1959年5月。
    [24]《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p.196-197
    [25] 这几人都有留学背景,但最后的取向却都背叛西学,回复本源。严复晚年有神秘主义倾向,梁启超侧重佛学,而陈焕章日益笃信孔教。故而理解这几位学者的经济思想,都必须置于他们的思想背景中来看,观点差异很大。
    [26] 鲁迅在1927年9月27日给台静农回信论及诺贝尔奖时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收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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