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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7 次 更新时间: 2008-12-17 00:10:5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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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七: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陈平原
标签: 北大 纪念册

    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
    
    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
    
    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张君熔西、黄君润书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议刊一同学录,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册,以志不忘。录既成,属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离合适然而已;惟精神之群,当与诸同学共勉之。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
    
    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净,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
    
    (陈钟凡《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除了“沿革一览”,此纪念册还包括“规程一览”、“集会一览”、“职员一览”、学生一览”等,前有校舍摄影及平面图,后有陈汉章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我感兴趣的,则是诸位学长对于校庆的感言。
    
    接受陈汉章教授的考证成果,承认“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但蔡校长依然认定:现在的北京大学,只是二十岁之青年。将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西学东渐的象征,依此思路,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章士钊、陶履恭等在序言或演讲中,确立了有关北大校史的叙述基调。至于以英、法、德、美等国历史悠久之大学,作为北大的衡量标准及发展目标,也使得此后北大人谈论北大时,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如此首开记录,对日后校庆纪念的影响,很可能是一种“挑剔的目光”。《北大生活(写真集)》(一九二一):大概因为并非逢五逢十,不属于“大庆之年”,这一回的校庆纪念册,方才得以如此别出心裁:以生活照片为主体,而将此前此后普遍看好的《北大的沿革和大事记》、《北大现在的组织》作为附录。封面题为《北大生活》,目录页则是《北大生活写真集》——后者无疑更能显示该书的特色。
    
    以“写真集”的形式纪念北大校庆,此举的优势有三:一是以图片为主,赏心悦目;二是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今日之办展览、拍电视、编校史,可以漏过许多大同小异的高头讲章,却无法漠视这册薄薄的“写真集”;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场景,相对忽视“大人”与“大事”。此举既缘于史观的变化,又因应了图像的特殊要求,编者将眼光集中在经久不衰的学校建筑以及普通学生的课余生活,确实大有见地。《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总共举行过两次。自一九一七年“抢跑”,随后的几年,北大均以“虚岁”计龄。如此计算,不合民国历法改革精神,调整的办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话,不过,也使我们有两回纪念刊可供比较。前者不曾独立出版,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纪念号”。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标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号”外,此后几天,都有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并刊载了若干演说词。其中,当数蔡元培校长的演说最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疑惑:
    
    本校自从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到了昨日,恰恰满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来打算满了二十五年再来开个纪念会,表示我们庆祝的意思。……今天这个纪念会,是要想振起精神,在这一年内好好的预备一下,在明年开会时果然实现预定的计划,这是今天开纪念会的缘故。
    
    开纪念会的本意,确实也只是为了“振起精神”。提前过甘五生日,就算计算有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纠正就是了——作为校长,宽厚的蔡元培参加了纪念会,但保留不同意见。
    
    第二年的校庆纪念日,蔡元培不在国内,校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纪念刊也以蒋先生的《北大之精神》打头。从十二月六日起,《北京大学日刊》每日登载纪念增刊的征文启事,希望师生提供纪念词、学术论著、对于学校将来的设想,以及学生的业绩等。这回的纪念刊,八开四十八版,单独印行两千份,在会场广为散发。
    
    两回甘五生日的纪念会均参加,且都发表演讲的,一是总务长蒋梦麟,主调是在发扬自由研究传统的同时,“整饬纪律”;一是教务长胡适,大谈北大应该“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连带介绍其生日与北大偶合,故“比别人格外高兴”。二长的演讲,只能说是忠于职守,实在说不上精彩。倒是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使得纪念刊颇有可看处。除了常见的关于北大的感言外,还有江绍原的论文《宗教史的研究》、冯至的诗《昆仑山飞来的青鸟——北大念五周年纪念而作》等。
    
    “何谓北大传统?”此乃历年纪念册的永恒话题,这一回的众多阐释中,学生活动家、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撰写的《北大精神》,颇具特色,他将“北大精神”界定为公开研究与自由思想,本无特出之处;可朱氏由此推导出北大的两条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动,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还将北大的现状与欧洲和日本之大学做比较,而且颇具自信,哀叹日本的大学所受压制太强烈。那时的北洋军阀正忙着互相厮杀,对大学的“思想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再说,科举时代虽然过去,西学大潮扑面而来,读书人余尊尚在,在大学里谈谈马克思主义亦无大碍。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大学享有独立思考并批判现实的特权。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军阀们终于大开杀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明显的一点是,北大师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九):为何选择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纪念刊?王国铨《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对此有简要的解释:三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师生正因反对大学区制、争取复校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压制,校庆活动很不像样:“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礼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学,两个旧教授,门首高悬着一副白布对联,冷清清的举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纪念。”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对此有更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纪念日,例应盛为庆祝。以方争求复校期中,仅于某夜有学生数十,提灯巡游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呼口号以见志。朔风吼天,枯枝摇雪。灯光疏暗,呼声弗扬。虽云志庆,实写悲也。”终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北大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晋升为“大庆”,纪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
    
    其时已经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该刊作序,针对北大学生的特点,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这自是对北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委婉批评。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老校长称,北大五四一役之光荣,“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如今大学林立,且首都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该“妄自尊大”。老校长所言有理,首都南迁,北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持,办学规模及经费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可不在天子脚下,也有好处,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明显背道而驰。若非远在北平,国府鞭长莫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
    
    代理校长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之大谈在学术上努力,方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也是针对近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而《北京大学概况》对“校风之特点”,也转而强调较为玄虚的(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学生则不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依然强调北大以养成领袖人材、领导新思潮运动,以及与旧势力抗争为目的。其中强烈的“领导意识”,与蔡元培的说法恰好相左。或许,北大人即便“自我压抑”,也无法掩盖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领袖群伦的潜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比起饱经沧桑的教授和校长来,更容易将此“气势”和“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三三):这一回的纪念刊,由北大学生会负责筹备。
    
    从决议到正式出版,只有短短九天时间,借用一句时兴的套话:“粗疏之处,在所难免。”
    
    由学生会出面也有好处,那便是“童言无忌”,不必以整个学校的前途做抵押。实际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校庆纪念刊中,没有比它更激进的了:自始至终,斥责政府无能。以筹委会名义发表的《纪念宣言》追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四省,法帝国主义侵占我海南九岛,英帝国主义眼睁睁要攫取我西藏西康”,而政府又一再委屈求全的状态下,北大人何以纪念卅五周年校庆:
    
    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做过轰轰烈烈的南下示威运动,唤醒了数千百万的民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然而,两年来,北大却成了粉饰太平的“学府”!我们大家睁眼看看民族危亡的情况,回顾自己醉生梦死的悠悠度日,这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呢?还是只知吃饭的废物呢?
    
    就像《编者底话》所说的,这回的纪念刊,肯定“使某方面看了不舒服”,但所载各文,虽言辞激烈,确是“同学方面之现阶段的精神的流露,”应允许其“尽量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老校长蔡元培接到学生的电报催请后,航空寄来意味深长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刘半农的《三十五年过去了》,则从鲁迅设计的校徽说起,同样表达了忧愤的心境: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作为教授,刘半农最后还是落实到“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可蔡、刘二君的忧患意识,与学生的基本立场,其实是相通的。
    
    这一期的纪念刊,除了政治抗议外,有几篇小文章,值得一读。一是日后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的陈世骧所撰《北大外景速写》,一是徐靖方、许文超两则妙趣横生的《北大老》,还有便是顾麟生的《我们的北大》——后者之提议校方接管景山、整治“北大河”、创建艺术学院,以及附议改“景山东街”为“许景澄路”、改“汉花园”、“沙滩”为“五四路”、改“北河沿”为“大学路”等,都是很好的“创意”。
    
    《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七级毕业同学录》(一九三七):从一九○三年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到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四十多年间出版的众多“同学录”
    
    ,体现了北大学生强烈的“母校意识”。大约从一九二○年起,北大应届毕业生的“同学录”,不再只是文字介绍,而是以照片为主。而且图册越编越精美,足以陪伴主人“走遍天涯”——不只一位老学长,向我炫耀其珍藏了几十年的“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此类印刷精美的“同学录”,以一九三七级的那一册为顶峰,而后便风光不再了。除了名人题词、师长形像外,“同学录”的主体是每位同学的“玉照”(注上名号、籍贯、年龄等,便于日后辨认)、学校的建筑物、校园生活的场景,以及简要的校史等。而一九三七级的这一册,还有另外两项发明,一是增加历届学生名录,一是配上若干北平风光。此举带有象征意味:“同学录”至此包罗万象,很难再有所突破;而很快抗战军兴,北大南迁,颠沛流离中的北大人,只能依靠这册“同学录”(假如有的话),追忆故都和母校——此册印成,北平已在战火之中,有多少同学能够得到它并保存下来,实在不无疑问。
    
    作为北大同学录“最后的辉煌”,此书唯一的缺陷是题词不够精美。当校长不容易,每年都得为各种纪念册题辞,可蒋梦麟的“努力前进”,也实在太乏味。文学院院长胡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过于平实;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抄录蔼理斯的话,即便内容贴切,也是近乎偷懒。对比一九三四级同学录上马叙伦精美的书法和《贺新凉》词,或者黄节之恭录顾亭林论学语“博学有耻”,均大为逊色。大概只能解释为时局艰难,人心惶惶,实在高雅不起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八):四十周年校庆时,北大正偏居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没办法举行隆重典礼,只是铅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其时战事紧张,印刷困难,论文集封面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编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北大重归红楼,应该好好庆祝了;可很快地,内战炮火又起,学校成了党争的重要阵地。即便如此,北大的五十大庆,还是相当热闹。
    
    出版物方面,除了论文集、校友录、展览概要、善本书录等,最值得关注的,是或单独刊行或收在“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一回的校庆活动,校长的印记相当明显。《水经注》版本的展览,以及突出图书馆善本书和文科研究所的贡献等,均可见胡适的个人趣味。至于纪念特刊的编排,也都颇具匠心。清一色的回忆文章,没有空发议论的,且都出自著名教授之手。文章不多,但大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所涉及。若严格依照时间顺序排列,齐如山的《记同文馆》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到北大历来以京师大学堂为老祖宗,同文馆只是在溯源时提及,故将齐文略为挪后——如此周密的考虑,可见编者历史意识之强烈。大学堂老校友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的回忆文章十分珍贵,大概也只有胡适这样有历史癖的校长,才会去认真组织与发掘。其他文章,也都各具特色,如熊十力以思想及气势取胜,杨振声、罗常培以史料翔实见长,而冯友兰的《北大怀旧记》,则颇有幽默感。尤其是提及那张很有名的北大哲学门毕业留影,寥寥数语,一下子写活了陈独秀、梁漱溟两位师长:
    
    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
    
    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照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先生。他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本文)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特刊”所收十篇署名文章,均可读,水平比以往任何纪念册都高。可缺了学生的视角,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北大的五十大庆,办得虎头蛇尾,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可正式举行庆典的前两天,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许,也就是庆典举行前几个小时,解放军进驻北平西郊罗道村,北大农学院率先进入新时代。围城中的北大校庆,虽然照样举行,但不可能真的“处变不惊”。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一九五八):北大的五十周年与六十周年,两次大庆,竟有天壤之别。新旧政权交替、北京再次成为首都、北大校园由城里转移到西郊、校庆纪念日由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四”等,其中任何一件,都深刻地影响着北大的未来。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胡适再次充当校庆纪念的重要角色,只不过一正一邪形像迥异。
    
    这一回的校庆纪念活动,最值得骄傲的,是完成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这部由“校史编纂委员会”撰写的书稿,虽然只是“初稿”,不曾公开发行,但毕竟可见时人之自信,敢于一直写到当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最后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北京大学(1949—1958)》。这一章的第二节,标题是“几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为北京大学的大跃进奠定了基础”,所述“运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肃反、整风和反右等。据说,经历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北大“旧貌换新颜”。
    
    北大校史的写作非同小可,因其牵涉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史料缺乏,固然是难以下笔的重要原因;如何阐释,更是关键所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没有一部稍为像样一点的校史,实在说不过去。一九三三年底,为纪念校庆三十五周年,校方组织编撰了《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双面十七页,线装一函,也是“非卖品”,且开宗明义:“欲纪其详,有待专志。今兹说述,只及要纲。”为了那部众望所归的“专志”,北大专门成立了编纂处,请看上述“校史略”的预告:“梦麟念我校自清季创办以来,校况之良窳,校誉之升沉,学制之更移,精神之转变,人员之进退,多经岁月,知者将稀。求诸档文,亦虑损阙。非写专书,恐无以信今传后。因拟创编《国立北京大学志》,设编纂处,以刘复为主纂。”刘先生不辱使命,编纂处工作也颇有成效,现存北大档案馆的“校志稿”,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史料。至于定稿,则遥遥无期——刘先生不幸早逝,以及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可能都是“专志”难产的原因。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的写作,吸取了“校志稿”部分考证成果,但转移了叙述立场。
    
    “初稿”完成后,二十年间没能认真修订,原有的毛病日益刺眼,以至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八十年代初,北大校方集中力量,终于写出差强人意的“半部”校史——因其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百年校庆即将来临,校方依然“多闻阙疑”。真正的北大百年史,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
    
    北大六十大庆,拿老校长胡适“祭刀”,实在有失公允。台北的北大校友会,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为胡适祝寿;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大做文章,争夺关于“北大精神”
    
    的阐释权——北大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争斗的战场。随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薄薄一册,三十二页,毛子水、罗家伦的文章以及“大事年表”,均为旧作,唯一新写的,是短短一页《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如此简陋的纪念册,本不该勉强出手,实在是因胡校长太寂寞了,需要一点后学的安慰。
    
    《精神的魅力》(一九八八):北大的七十大庆,正值文革高峰,那“大学还是要办的”
    
    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布,北大前途生死未卜,根本谈不上校庆纪念。八十大庆时,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务之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四人帮”所狂热鼓吹的个人崇拜,并确定新时期的教育方针,而不是举行校庆纪念。一直到九十大庆时,北大方才心情舒畅,有可能好好庆祝一番。
    
    校方组织的出版物中,《今日北大》侧重介绍北大的历史及现状,《精神的魅力》则突出个人与学校的精神联系。作为“纪念册”,后者更可读,影响也更大。“六十五篇作品,六十五支心曲”,上至耄耋长者,下至青年才俊,全都“辞采飞扬,情思泉涌”,使得该书特别能够吸引年轻读者。而其突出“精神的魅力”,确实抓到了北大最引人入胜处。迄今为止,关于北大校庆的纪念册,没有比这本发行量更大的了。
    
    正因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影响极大,不妨略为吹毛求疵。将校庆纪念定位在“我与北大”,如此个人化的叙述,必定是文章好读,但没有多少历史感——对比此书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差距格外明显。与此相适应,该集文章,主观抒情多,而理性分析少,对现实中的北大一味赞美,与三十年代由学生会组织的大不一样。最后,从二十周年纪念起,北大人始终盯着世界一流大学,校庆感言,总念念不忘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巴黎柏林,不像现在的文章,多将目光局限在沙滩与燕园。
    
    为了纪念北大百年,今年会有许多出版物问世。此前的纪念册,多只在校园内流通;这回却不同,许多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也将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或集中谈论北大的历史与现状、轶事与精神;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推出自家治国安邦的大计。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并乐意倾听。理解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北京大学”,绝对是个很好的叙事角度。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载:《读书》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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