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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5 次 更新时间: 2008-12-29 23:39:1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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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蒋介石日记中的历史
·傅国涌
标签: 蒋介石日记

    血与火的八年抗战时期,对蒋介石而言,另一层困难就是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一直都为此而忧心忡忡。平型关战役一个月后,1937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11月4日又说:“军事失利,国内各反动派逐渐猖獗,共党尤为跋扈。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转坤?凡事应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如我自认为是,则当以大无畏精神行之可也。”
    
    到1942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说:“对共党应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先决条件。”
    
    张国焘与毛决裂后,曾于1938年发表《敬告国人书》,指出毛泽东“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战诚意。”毛泽东不无惊慌,一方面给蒋写亲笔信,保证服从蒋的统一领导,强调团结比任何时期都重要,一方面积极扩大实力。其实,早在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就在《抗日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讲得十分露骨:“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这也正是毛的意思。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报告:“在现时有些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20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他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是何等复杂、高明的谋略啊,在这样层出不穷、灵活自如的谋略、技巧面前,蒋的“正”和“拙”还能行得通吗?
    蒋介石不断地在日记中流露对共产党的真实心态:1938年11月18日,他在读到共产党《党的建设》一书后,虽然也承认共产党在有些方面有长处,但却鄙视其不择手段:“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设使其人能趋向民族国家之路则几矣。”1941年6月12日共产党皈依唯物论使“人类均将降入禽兽之域”,7月15日,他认为共产党“以仇恨斗争为主”。在《中国之命运》中,蒋抨击近百年来列强侵略、对中共也深为不满,出版之后“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一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943年10月7日)1943年1月25日,蒋日记“本日增补文稿指斥共党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一段时,诚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这年9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共党为俄作伥,汪伪为倭作伥,内忧外患之情势并未减杀。然而我所恃者,惟理与义故寸衷能泰然自若也。”1944年1月21日,他指责共产党“毁灭本国历史和伦理”,2月8日,他认为共产党“毒辣凶狠”。
    抗战后期,共产党方面大打美国牌,向蒋施压,也是为抗战后赢得最大利益。这一点蒋也有察觉。1944年2月19日,他在日记中:“最近共党对美国宣传鼓励干涉我国内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国派视察团到延安,实地调查真象。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国内外互相联络,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非毅然拒绝并乘机予以反击,决不能平息此风潮,贻患且将无穷也。”2月26日他在日记中说:“中共在美宣传称,我军已不打日敌,而集中力量将攻中共,此与其去年宣传我政府将投降日敌之手段无异也。可虑者,美国朝野已为其宣传所惑,信以为真矣!”
    但即使国共关系如此紧张之时,蒋对中共的优点也没有一概抹杀,他在1944年1月20日的日记中仍这样提醒自己:“中共之统治方式,业已造成,而在陕北控制社会与生产,亦已见成效。惟在晋察冀各沦陷区内以后只有发展其他地下秘密组织,盖民众虽被其控制,但不能持久,只要我军队到达其地,民众必欢迎我也。即其对党员与干部之控制严密,如果我军与之接近,彼等如遇有机缘,来归者亦必多。故此后问题,惟在我本身组织能否健全,与能否深入下层为断耳。”
    1944年7月12日,蒋在日记中说,“国家前途多难,尤以俄国与中共问题为最大,但此乃关于国家存亡之机。在我者惟有天理与常道为准则,遵此而行,至于成败存亡非所逆睹。对我党国鞠躬尽瘁而后已也。此次美国态度恶化以及国内人心之动荡与军事失利,余皆视为与我有益,而不以为害耳。即使美国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运用得法,亦未始于我无益,然而用心之苦,负辱之重,亦云极矣!”8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中写下:“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15年至30年之间之情势,犹胜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10月31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爱金生批评蒋“不开明,冷心肠,独裁之政体”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刊出后,蒋在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史迪威回美以后,其反宣传不仅诋毁我个人,且必推倒我政府。其各种诬蔑诋毁,以《纽约时报》爱金生之专论为代表,可谓污辱已极。而共匪乘机煽动,美国舆论更不待言矣。惟余寸衷泰然,不为其所动,盖此早为预料所及也。”几个月后,魏德迈去延安视察,准备带白修德随行,蒋“直告不必”,1945年6月11日他在日记“彼或因此不乐,然亦只有听之而已。”
    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洞穿了蒋“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满心欢喜,知道已胜券在握。毛乐观地对身边的胡乔木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象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
    蒋有强硬、坚毅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在日记中不时有“泪涔涔下”、“泪珠盈眶”的语句。当河南严重饥荒、白骨遍野的消息传来,他虽然下令对如实报道、并发表评论的《大公报》停刊三天,予以惩罚。但他自己在1943年4月11的日记却痛心地写下: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
    我无意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但历史不是文学,是容不得任意想象和虚构的。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读到蒋介石当年的日记,我们不能忘记他为民族抗战作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不仅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蒋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蒋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没有开放的气度,以推进民主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他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他后来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他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1926年3月26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北伐抵达南昌,他说:“三年来酸辛泪时时暗吞。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这三年正是蒋在国民党阵营中一步步攫取大权的三年。
    尽管蒋的统治方式是落伍的、非现代的,他的最终陨落几乎是必然的,但毛泽东深知没有日本入侵,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天下,所以当1964年日本社会党多名议员访华,佐佐木更三代表诸人为日本侵华表示道歉时,他才如此直言无忌地回答说,不需要道歉,若干不是日军入侵,中共还不能夺取政权。这番话登在《参考消息》上,世界舆论震惊一时。
    
    到1948年,蒋实际上败局已定,他在这年2月3日的日记尚有自信:
    
    “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对剿匪戡乱信心及对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虽情势愈急,险象万状,惟余之信心绝未为共匪虚声暴行所动摇,自信尽我人事,不忧不惧,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后之难关而获得最后胜利与成功也。”
    8月14日,在币制改革前,他在日记中提到物价的飞涨,一石米值法币4,000万元。1949年1月21日在内外交困下,他被迫宣布“引退”,第二天的日记中已不无黯然: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2月1日,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早在1926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过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确实,他又“何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在接踵而来的内战中等待他的注定了将是失败的命运。
    


■ 本文责编: 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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