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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7 次 更新时间: 2009-01-02 14:48:4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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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蓬溪:记忆之城唤醒的记忆——缅怀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先生
·蔡蓬溪
标签: 蒋介石

    偶然看到电视剧《记忆之城》的一个片段,抗战时期,国军某将领率军杀敌三千、退敌百里,蒋委员长传令嘉奖,该将领将消息写信报告给自己的母亲,于是母亲就把儿子的信件向邻居们传看,人们在悲喜交加中滴滴泪水洒落在信纸上……。这是“蒋委员长”在大陆影视中少见的真实意象,在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作为中国人民抗战的领袖是凝聚中华民族意志力的象征。功过是非可以不断地否定再否定,但历史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然而错误的历史观往往导致人们对真实的历史事实的漠视与淡忘。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还原历史记忆是很不容易的,我手头有一册《弘一法师》的纪念文集,其中有他作的一首《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会歌》,可以使我们依稀感觉到当年的历史氛围: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
    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
    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的领导下,把国事担当。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此歌沉雄,盖有元气存焉。弘一法师是近代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千年不遇的高僧,他对于历史的感觉的敏锐也就超越常人,弘一法师作此歌是在1937年3月,而是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在反复品味领略歌词中内在力量的同时不难感受到当年的历史气氛,“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的领导下,把国事担当。”此悲情曾经是全民族的心声,这是不应该忘记的;那么歌词中“在领袖的领导下”之“领袖”是何人呢?在当时的中国,领袖之最高者除了蒋介石,不可能有第二人。但现代大陆中国人在阅读中见到“蒋介石”三字所唤起的感觉恐怕是很复杂的,这是由于有许多附加的观念遮盖了它本身所对应的真实意义,比如近代翻译家傅雷的自杀、语言学家季羡林的被迫害(险些自杀)都与“蒋介石”三字对应的物品(实物、照片)有关。
    我是在中学时代读到《金陵春梦》的,记忆中有好多册,听着蛙鸣读书的记忆至今依然清晰,现在想来这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陆出版,多半因为书中对蒋介石的漫画式写法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距离不远。虽然如此,书中毕竟也透露出了历史真实,如关于台儿庄大捷、武汉保卫战、长沙三次保卫战,我就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了解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孩子们受到的明确教育是——蒋介石是人民公敌、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两个人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观念甚至一直波及到现在。七十年代初,一次我从村北红薯地里检到一张传单(台湾人用气球投放的,人们经常能检到传单),印刷的蓝色色调明显不同于大陆,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戎装像,印象中传单上的蒋介石是十分英武的。我本想收藏那张传单,可在同学的检举下只好交给了老师。八十年代初我考入的大学在河北保定,是蒋介石青年时代读书的陆军学校所在地,我曾经寻访那所学校,却找不到蒋介石的任何痕迹,只能在老辈的保定人那里听到蒋介石的些许事迹,当然即使私下里的谈话,由于文革告密风气的影响,人们在叙述蒋介石时总不忘记加上侮辱性的词汇。
    可是历史的文本总要以其庄严的本真形态呈现出来。在古希腊著作家如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关于战争的记录有许多人物大段的讲演,后世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修昔底德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境在文献的基础上适当发挥想象撰写的;而司马迁的历史中则很少有讲演(在更古的历史文献如《书经》中也记录了一些简短的讲演,如盘更迁都的讲演,周公发布的《大诰》也有讲演的语气)。当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相应的历史学传统)与古希腊不同,就是在战争前宣布战争的正义性不是以讲演形式,而是多以传布檄文于天下的形式,如骆宾王(为徐敬业)作的讨武则天檄、陈琳(为袁绍)作的讨曹檄皆为荡气回肠的名篇。那么近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檄文是什么呢?回答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的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的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民族都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经六年之久;现在冲突的地点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的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称为沈阳第二。···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庐山谈话》鲜明地显示出,作为宽容忍让性格的中国人民眼见外来敌的披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蒋介石的确不愿意与日本立即开战,这是由于他深知中国的贫弱,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如果是刚刚生病后的虚弱状态,又没有充足的食物充饥,面对一个体格健壮的矮个子的挑战也需要慎重,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衰弱,加之结束帝制民国初建,国家的转型导致的混乱使中国一时间如大病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从1920年到1936年好不容易获得喘息发展的机会,虚弱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蒋介石对丢失东北四省的隐忍是痛苦的,但他作为大国的领袖必须把盛着东北四省父老血泪的杯子饮干,甚至要不动声色地把国人责备他领导的政府丢失国土而喷在他脸上的唾液轻轻拭去,中国必须富强才有胜算的把握,一拼了之的匹夫之勇对战略家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从蒋介石《庐山谈话》解读出他的内心世界的消息,他深知隐忍是有限度的。蒋介石庐山谈话不卑不亢,显示了中国伟丈夫的雄伟气魄,他的意志力何来呢?来自于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热爱,来自于对百年来吾国吾民所受欺凌的雪耻的决心: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是蒋介石在留学日本期间所写,当时他二十二岁。面对着当时世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逻辑,中国人岂能任人宰割!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拯救自己了吗,汉武帝不是把野蛮的匈奴人战胜了吗,我古老神州难道就不能重现祖先的光荣了吗!“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是青年蒋介石内心世界的真实信念。“民族主义”是很复杂的词汇,需知任何正义的理念都是历史性的、而不是超时空、超历史的,当殖民者和日本法西斯分子把中国人视为低级民族,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就具有历史理性的正义性,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把中华民族决不恃强凌弱的儒家哲学传布到世界中,否则儒家的悲悯在强邻看来只不过是弱者的呻吟。实际上,蒋介石在后来(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表达了他关于中国文明的信心:
    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纪录。此共同之纪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历史。这一部悠久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的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
    以现代心理学而论,人的青少年时代经历的重大事件对此人一生将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而蒋介石在保定陆军学校的事件便折射了他一生的作为——,他对中国文明优越性的信心使他内心没有对日本武力的畏惧,他在1931年以后的日记中自始至终都认为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侵略者,同时他把否定儒家文明的现代集权主义看作中国未来的最大危险。
    1906年保定通国陆军学校十九岁的蒋介石正在上卫生课,讲课的老师是日本人,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块泥土轻蔑地说,泥土上的细菌和你们中国人的数量差不多,大概也有四万万之巨也。面对这种对中国人肆无忌惮的侮辱,蒋介石怒火中烧,以目逼视日本教官,猛然拍案而起,大步走上讲台,将泥土掰成八半,压抑着愤怒,指着其中一块泥土以平静而坚定的语调说,这上面的细菌与日本国民相若,概有五千万之多也。日人恼羞成怒,奈何面对青年蒋介石咄咄逼人的目光,只好本能地后退,在场中国学生更义愤填膺、群起攻之,使其狼狈不堪。蒋介石的凛然正气给那些处理此事件的校方人员也留下深刻印象,青年蒋介石如宝剑出匣般的锋芒使人震慑,同辈皆以为此人将是人中之龙,必能成就大业,蒋介石后获得留学日本的资格。留日期间蒋介石勤奋学习,以邹容《革命军》自励,并结识了民国创立者孙中山,后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继承者、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奠定了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基础。
    蒋介石指挥全面抗战当然要有一大群得力干将,这些干将过去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或军阀集团,但民族大义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同仇敌忾,在飞机大炮武装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如山之巍,始终没有屈服。然而,检讨人们对中国抗战历史的历史记忆,吾人不难发现很多片面性认识是亟需更正的。比如对抗战名将的了解,大陆知道林彪、彭德怀事迹的人很多,而对如薛岳、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张自忠、陈诚、杜聿铭、卫立煌、孙立人、陈明仁、郑洞国、张发奎、黄绍竑、傅作义、庞炳勋、王铭章、汤恩伯、孙连仲、张灵甫、戴安澜等[恕不一一罗列,座次排列(按军功)似乎还需要仔细斟酌]国民党军抗战名将了解得很少。而在一般通俗读物、中学课本和影视作品中涉及国民党正面抗战历史内容不多,大陆人对长城保卫战,淞沪战役、忻口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衡阳战役、国军两次赴缅做战了解得很不够,其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记忆中甚至很模糊,这是很不应该的;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近代动乱岁月中,许多国民党军为国捐躯的陵墓因其“国民党”身份而遭破坏,我想这是令英雄们的在天之灵深为不安的事件。随着旅游开发、经济利益的吸引,许多在“文革”遭受破坏的古迹被仓促重修,但遭毁的国军陵墓很少再修,随着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逐渐消弭,我们应该让历史的真实记忆回到我们的心灵,不能让为国捐躯的英灵寒心,要让后世子孙把他们的事迹传颂下去。
    抗战八年,蒋介石经常直接给前方将士打电话、发电报鼓舞士气,前方将士闻言蒋委员长来电,士气总是为之一振,将士们抱定为国捐躯的决心,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如在衡阳保卫战中我国民党守军冒着敌人的弹雨和毒气前赴后继地拼杀,使嚣张的日军成百上千地横尸于阵地前——日军战史称此次衡阳战役可比当年日俄战争日军攻打旅顺要塞的惨烈[1],国军斗志很大程度上在于蒋介石对前方将士的激励。持久战的最后胜利说明,蒋介石以中国南方复杂的地理形势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是英明的;当然此战略实现起来却总是令人痛苦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在战略性退却换取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布满了抗战将士们的累累白骨。蒋介石曾为战死沙场的将士们的尸体裸露荒野任由风吹雨打而大为愤懑,指示军政人员务必体面地埋葬为国捐躯的勇士,每当夜深人静在蒋介石独处的浴室里便时常传来啊啊声,是痛苦无法发泄,还是替英雄们哀鸣呢!第二天还要容光焕发地接见部下,领袖的荣耀要以非常人的意志力来换取。而他的意志力除了原于他自身作为统帅的先天素质,更来自于前方将士前赴后继地英勇牺牲的激励。
    1939年是中国抗战中艰苦的一年,我中华广阔沃野惨遭日军蹂躏,在激励抗战将士奋勇杀敌的电报、电话、手令中,蒋介石是百折不挠的大统帅,而眼见生灵涂炭,他的内心则有着传统塾师的悲悯和幽愤。根据蒋介石日记,1939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致闭幕辞中谈《诗经·鴟鴞》,他念着念着不禁热泪盈眶:“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此诗为周公作以贻成王(《书经》:“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其情感十分地沉郁,蒋介石以此诗喻指自我为民族的危亡所承受的煎熬,黄仁宇先生在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评道:“可是其精义则他正在奋斗,并未放松责任的惨淡经营。这样看来,主持抗战仅有气魄胆识仍是不够,还要有超人的忍耐和坚毅。蒋介石在此方面表现特长,得力于古典教育。[2]”1939年10月10日,蒋介石则日记里更鲜明地表达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思:
    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之情,无逾于此者,然而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十五年以来,部下学生之死伤积累日增,不知凡几,缅怀革命先烈之创造民国与总理付托之重任,以及抗战前途之艰巨,与遗族之待哺育,究不知此身将置于何处,若不努力尽忠,或稍不自爱将何以对总理以及为革命而死难先烈的在天之灵乎。
    近年来国民党军及蒋介石的历史(尤其他的抗战史)成为中国大陆学者讨论的热点,并不出人意料,我想这并非出于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的历史实用主义,历史学家经过近代半个世纪的历史波折与波折后的反思,还是有起码的、真实地看待自己民族历史的良知的。国民党军作为“中国军队”的历史功勋没有被广泛传播的遗憾是能够弥补的,如何弥补?除了历史学家研究浩繁的历史资料尽力接近本真历史,就是把意识形态曾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传达到孩子们的心灵中,比如在中小学课本里增加国民党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英雄事迹,许多英雄之家喻户晓是因为中小学课本里记录了他们的事迹。这里我想略微介绍一个为国牺牲的国军英雄,他的名字不仅中小学生、就是成年人恐怕也鲜有知道,他就是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中国国民党军第二十六旅机枪排排长袁次荣,他死得极其壮烈。当我读到他的壮烈事迹,感慨很多:这样勇敢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没能在我年轻时了解?我们是否太多地辜负了为祖国牺牲的英烈了?耶鲁大学校园内镌刻着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一句话:“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有、但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这句“硬”译的英语原文是: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give for my country.),我想这也是袁次荣的遗憾,他多么希望为祖国死上一百次啊。国人应铭记他的名字,希望有一天“袁次荣”三字能刻在中国民族英雄“神社”的纪念碑上,当日本首相向他们的“靖国神社”参拜的时候,我们应该参拜那些为我们祖国而捐躯的英雄的灵位。让我把袁次荣的事迹抄录在这里:
    袁次荣,年约二十刚过,率全排死守阵地制高点,恶战至暮,全排士兵尽皆死伤,弹药已用尽,他便将阵地上的手榴弹约数百枚收集于一处,隐于阵内。俄顷,大队日军分三面攻来,待到阵前,袁次荣也不抬头,只抓起手榴弹,开盖拉弦,向东、北、西三个方向乱扔,阵前立时青烟滚滚,笼罩山头。日军死伤者不下数十。待手榴弹扔完,青烟散去,日军从三面冲上山头,见阵中只有一人,便一拥而上,欲生擒活捉。袁次荣孤身被围,进退皆死,索性一咬牙,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拉弦塞进重机枪匣盖,合身抱住机枪。但听轰然一声巨响,青烟起处,人枪具化为无数碎片。日军见此情景,尽目瞪口呆。后方将士遥见此景,皆被感动,不待下令,自动结队反击,乘日军未防,一股冲上山头,杀退日军。(见楚云《中日战争内幕》,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406页,为核实楚云此段记录的真实,我查阅了其他资料,原始资料来自于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
    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拉弦塞进重机枪匣盖,合身抱住机枪,青烟起处,人枪具化为无数碎片,——读到此处我们便有吟诵屈原《国殇》的冲动,“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行文至此,抬头见窗外纷纷扬扬一天大雪,神情为之一振,笔下忽飞六句:走马苍原上,忽逢壮士陵。墓碑斑驳迹,斜阳照蒿蓬。一吟长太息,再吟泪泗零。袁次荣这样壮烈的牺牲我等不知,深感对不起英烈;然而想象中的墓碑何在,何处寄托我等的哀思呢。“血战台儿庄”、“血战万家岭”、“血战衡阳”、“血战松山”国民党军英烈的事迹感天地、泣鬼神。据说每到阴雨晦暝天气,闪电雷鸣中,松山大小山谷便传来阵阵嘶杀声、枪炮声、炸弹爆炸声,当地人说此中国死难将士之阴魂心有不甘,继续与日军拼杀。
    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是经得起细节分析的,这里简单讲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中国国民军二十九军在守长城喜峰口的战斗中,在大刀队袭击日军前,长官知道战士深入虎狼之群,必定九死一生,询问战士有何遗言,一侯姓士兵(侯万山)提及家小,赵登禹将军说——二十九路军生死与共,家属由活者供养;是日老侯战斗特别勇敢,有伙夫送饭,恰有炸弹袭来,老侯飞身护住大饼,大饼保住,自己不幸中弹,老侯死前对战友说:“快!弟兄们打了一天,正饿着呢”,却没有提家小。这里有人性存焉,战前念及家小,所爱者深也;死前念弟兄们一天的辛苦,以身护饼,舍生忘死也。另一个细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仵德厚(陕西省泾阳县龙泉镇雒仵村人)的回忆,他在回忆战友的肠子挂在他的机枪上、头颅飞到他身上,有七百多日军死在他的阵地前之后说:“我领兵打日本鬼子纪律最严格,晚上睡觉不许士兵脱裤子”,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许脱裤子,仵德厚回答说:“防止士兵手淫,怕影响战斗力。”——我以为这样的细节是编造不出来的。(上例来自方军著《最后一批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黄仁宇先生研究蒋介石日记时深感研究资料的不完备,他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1968年台北中山图书公司刊印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和1978年刊印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两书主编皆为秦孝仪,前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黄先生以不能见蒋介石日记原件为憾,他于2000年去世了。2006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复本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开始展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百年潮》主编杨天石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张海鹏先生专程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研究蒋介石日记。杨先生研究后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是指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含义,即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杨先生透露,1931年“九·一八”前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开始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日记中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以下是蒋介石在1931年9月18日的日记: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犯我东(三)省矣!呜呼,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我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联系他日后在中国抗战中抗战到底、决不屈服、拒绝与日寇和谈的强硬态度,蒋介石的思想发展是连贯的;他最初的“不抵抗”也是为了长久地、更有效率地抵抗。中日战争爆发前许多人看出中日必有一战,但如果历史并非事先被写就,那么历史就有诸多不确定性,日本的国民与上层统治者虽然被军国主义毒化甚深,但吾人不能认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对中国人民来说,一者,尽量避免战争符合他们所遵崇的儒家的基本思想,二者,如果战争真的无法避免,那么推迟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有利。可以设想,如果“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为取得胜利将付出更加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曾闻张学良晚年读蒋介石日记大为感动,而历史学家冷静如黄仁宇先生也对蒋介石大为赞许,盖蒋介石乃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蕴化出的杰出人物,其政治手段虽尽其可能地圆通,而内心则实有儒家悲悯的赤子之心,1940年5月29日,蒋介石看重庆市民为躲避日军轰炸扶老携幼的情景,蒋介石写下了可传诸于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的历史性文字:
    其扶老携幼,负重远行之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特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
    面对日军对我中华沃野的狂轰滥炸,蒋介石非但没有恐惧,而是生出民族自豪感,他在1940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在大陆人的记忆中,较完整的蒋介石银幕形象出现在反映西安事变的影片中,电影反映了一个时期中国大陆人们对历史的一般看法: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不抵抗致使东北沦陷,之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激起了国军内部的不满,张学良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在中共周恩来等人的机智斡旋调节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定,中共的军事存在获得合法性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大陆对西安事变历史描述的一般思路。我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看到张学良的老年影像,他在谈话中提到蒋介石用“蒋先生”,言谈中对蒋先生似充满尊敬,由于张学良祖籍河北大城县(与我算是同乡),我就总想了解张学良其人。在人们想象中,张学良大胆扣押蒋介石,和平解决后又陪蒋介石去南京,其智勇自然了得,所以人们一般以为假如蒋介石不是在南京又扣押张学良使其无用武之地,而任其领军抗战,或能立汗马功劳。然从张学良当初治理东北军来看,他实在缺乏军事天才。张学良少帅形象颇儒雅英武,但他除了继承其父的人马地盘,并没有显示出太大军事韬略,丢失东北时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主要是他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恶习,可见他是个缺乏自律的人。由于民国以后军阀势力的崛起,蒋介石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一是不彻底的,东北易帜后东北对中央政府很难称得上是地方和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定意义上的联盟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把不抵抗归结为蒋介石的授意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晚年回忆承认下达东北军的不抵抗命令的是出自他自己;退一步说,即使有来自中央隐忍的暗示,对张学良来说,不抵抗显然要比抵抗顺手得多,相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使想到也很难做到。九一·八事变后,当东北军退入关内守热河时并没有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全国民众翘首希望少帅有所作为,但结果是惨败,令国人大失所望。从“东北易帜”到退出东四省、再到“剿共”不力而扣蒋,无论对谁——对国内军阀、对日、对共,张学良都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少帅”其实沾染了许多公子哥的作风。“九·一八”后发表于《时事新报》上马君武的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里英雄家,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3]”把张学良描绘成生活萎靡的声色之徒虽属激愤之词,却也并非捕风捉影。蒋介石对人是有深刻洞察力的,所以当热河失守之后,面对全国舆论对张学良的责罚,蒋介石亲临北方督战,决定立即换将——以何应钦取代张学良。而在西北军守长城后,西北29军立即遏制住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以大刀片对付大炮坦克,夜袭日军竟使日军尸体一片狼籍,西北军在长城喜峰口重挫日军,消息传到日本,上下震惊。相比之下,张学良统领的人高马大的东北军在此之前望风而逃,实在是莫大讽刺。此长城保卫战发生在1933年3月(张学良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这里的时间是重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三年前就已经坚决抗战了。
    张学良爱国热情不假,但东北四省不战而溃深受舆论指责,因此其发动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也有挽回面子的心理。当然历史是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促成的,张的心理状态不重要,重要的是西安事变的确激发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而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不仅使他联合了中共的力量,也使民国以来军阀势力进行了一次整合,中国因全民抗战而强化了自己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自觉;当然中共因抗战而获得的合法性也就为抗战胜利后其战胜国民党军队、进行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埋下了伏笔。历史的戏剧就是这样“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至于蒋介石的剿共,历史地看当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正常做法,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容忍在国家内建立反政府武装。即如在现代中共统治的中国社会中,如果城市里无产者(或少产者)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无产者造反具有天然合理性)而发生“革命”而“杀富济贫”、乡村里“均贫富”、“斗地主”、“挖浮财”闹将起来,以公产制为理想目标的中共怕也不会和“革命者”站在一边了,因为他们不仅已经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中共作为“永久的执政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特权阶级,它当初遵循的革命理论只能被它运用,而不允许别的阶层运用于它(对共产党进行革命)。当然这里中共的“从俗”对人民是有益的,不难发现,即使“革命”起家者一旦变成“执政党”,其法律体系也就逐渐走向尊重人类一般道德伦理,而不能再“继续闹革命”。况且当时中共在“根据地”内以土改名义造成滥杀无辜的事件的确很普遍,在蒋介石看来当然是违法行为,所以视中共比之土匪危害社会更大,故呼“共匪”,蒋介石围剿“共匪”也就自视为救民于水火的义举。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革命造成的一系列巨大灾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来看,蒋介石当时的思想路数不仅并非无理,而且是高瞻远瞩的历史洞见,然而人民有时并不具有远见——他们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思想对自己的长远生存有益,不懂得“打土豪、分田地”的强盗逻辑会因道德底线的瓦解而终使自我遭受历史性浩劫,——历史本身的辩证法总是意味深长的。
    在汪精卫与日本单独媾和前,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一直很微妙,汪精卫是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人们多指责他一意孤行地与日本的单独媾和是叛变行为,而就目前的诸多回忆录来分析,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是怀着极为复杂的心理的,他没有关于中国人民抗战一定能够胜利的远见,认为中国与日决战到底必亡(这也是当时一小批知识分子的看法),汪精卫更没有蒋介石强大的意志力,在他看来中国抗战不过是无谓的牺牲。若以他的初衷是善意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单独媾和当然是为了尽量减少中国人民的生命损失;从相反的角度看当然是出卖主权的变节行为。他也一定意识到了自己与屠杀自己同胞的“古兽夫”辈言和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但他的诗人心理却使他产生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的悲壮之感,这种感觉很曲折,但也并非不真实。由于人类的精神是复杂的,汪精卫与日媾和给予日本统治者及日本国民造成了什么样的历史性影响是有待于具体的历史性分析的。比如在衡阳保卫战中国军坚守衡阳47天,弹尽粮绝后高级将领方先觉军长被俘,国人不理解他何以能潜逃后方,其实恐怕与方军长虚以宣布加入汪精卫“新军”使日军放松警惕有关(另一因素是美机对日军的轰炸)。这样论决不是为汪精卫集团开脱罪责,只是提醒人们不能过于简单地化地分析历史、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因为历史不是简单的。而且历史固然有善因恶果、恶因善果的关系,而更多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关系。战后日本首相访华,田中首相为日本给予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道歉,毛泽东言——无须道歉,还要“感谢皇军”,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理解成毛泽东真的要感谢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野蛮大屠杀,他的民族主义并不逊于蒋介石,虽然他放弃战争赔款的心理的确不能排除他发自内心的幸运感(日本的入侵迫使国军剿共战争停止从而使中共得到喘息并逐渐长大并使毛泽东统治中国成为可能);不过毛泽东的谈话透露出他所洞悉的历史辩证法逻辑是深刻的——假如没有日军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没有抗战后中共军队对中国国民党军的内战胜利——因此是日本法西斯成就了中共对中国大陆五十多年的统治,当然毛泽东是站在中共军队战胜国民党军乃绝对正义立场上——而此立场是否符合历史理性并非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推理,如果没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野蛮大屠杀,也就没有毛泽东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代专制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巨大破坏了,这里可看出恶因恶果的逻辑关系——日本法西斯主义成就了中国社会法西斯主义。如此说来,由于中国社会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文明的破坏不下于甚至有甚于社会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文明的破坏,汪精卫始终如一的反共立场是其一生的闪光所在。
    当民族危难之时,确实存在为虎作伥的极端恶性背叛者,但更多人如维持会成员、亲日派人士,虽然面对日寇强大武装不得不表面顺从,但儒家教化在心灵中的作用还是使他们许多人深以为耻的,而且骨子里的民族主义会在适当时机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而暗中破坏日军力量,中国人灵敏和韧性其实总是能以诸多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
    不过,在汪精卫代表的亲日派的衬托中,我们就更能理解蒋介石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的意义所在了。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元气,禀有此元气的人才可称得上是立于天地间的大丈夫。1937年12月26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达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蒋介石认为是“亡人国之条件”,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曰日本之四条“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的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4]”此斩钉截铁之宣言实与孟子哲学同一,蒋介石以其顽强的意志领导中国人民以极大牺牲对倭寇进行百折不挠地抗击,最终使日倭渐露其外强中干本相,使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肃然起敬。美国总统罗斯福由衷佩服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1943年3月8日,罗斯福总统曾致信马歇尔:“我们必须记着,(蒋介石)委员长经过艰难的行程才成为四万万人民无可争议的领导人。[5]”盖中华民族坚韧精神波及寰宇所显现之一斑耳。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日军对南京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屠杀的真实情况渐次传播到国际社会,日军暴行,令人发指,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率领我中华优秀儿女仗剑挥戈,面对气焰嚣张之日寇毫不畏惧,殊死抗战,热血浸大地,浩气贯长虹。1938年4月,国民党军在台儿庄与日军精锐进行殊死战斗,消灭倭寇精锐2万人,蒋介石《在车辅山车站对出迎关并训话》中说“台儿庄一战以后,敌军声势大挫;我军同心协力,服从命令,极为国际(社会)所称誉。”之后薛岳将军在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保卫战中更是数万数万地杀伤日军,此消息若降九泉则可使南京死难灵魂稍安了。1941年,诗人、书法家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墓写下了《越调·天净沙》被广为传诵,蒋介石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的词中更为形象鲜明:
    兴隆山畔高歌,曾枕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此词词语简约而自然,章法精气内敛而勃郁沉着,意境舒缓而浩大开张,虽然“大王”命意在作者自可有他的内心所指(或能指意义颇广),但在当时中国人民心灵中唤起的意象,其最可能的对应者是抗战领袖蒋介石。有意味的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间歇,会见各界人士,毛泽东对于右任这首词中“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一句颇为激赏。现在看来,虽然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确有许多相反之处,毛泽东信仰马列共产主义,而蒋介石通过对苏联的考察极端厌恶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蒋介石时代人们私下可以自由地指责蒋介石“独裁”,而毛泽东时代人们无比敬畏而感激涕零地歌颂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但超越历史本身给予人民的巨大讽刺而理性地看待人物,人类既属同类就没有任何两个人是截然相反的,我们也就无须讳言蒋介石与毛泽东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其共同之处——二人内心深处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我们看在武汉保卫战中,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所表达的敬意是由衷的,绝不是出于单纯的政党利益的考虑:
    蒋介石先生惠鉴:
    ···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景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独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意,敬礼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以毛泽东的心胸,他是不可能轻易赞许他人的,而他对蒋介石领导的“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却不吝惜笔墨地赞颂——“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应该说是蒋介石的顽强意志和他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毛泽东的由衷敬佩;“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是毛泽东对蒋介石领导全民族抗战的真实描述;而尊敬地称呼蒋介石为“先生”,信尾敬礼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也绝非一般的客套,而是反映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为中国近百年酝化出的两位大英雄在先行者孙中山“民族革命”旗帜下的同心——“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独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弘一法师临灭前偈语云“执象而求,咫尺千里”,说的是如果没有心灵的沟通,一味“执象而求”,即使两个人并坐一起,也是“咫尺千里”;反过来说,两个貌似截然相反、距离十万八千里的人,只要灵犀一点通,就能虽歧途而“同心”。——这两种意义是需要国人深思的。
    正是“使自己独立于东亚”的“民族革命”的目标,使胜利后的毛泽东对国家独立异常敏感,不惜和赫鲁晓夫翻脸,虽然国共内战中共胜利后毛泽东起初亲苏,而蒋介石亲美,但毛泽东中国与苏联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的对立成为七十年代中国与美国和好的基础,此“三国演义”(中、美、苏)关系的历史戏剧情节同时暗含着民族主义对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消解。虽然毛泽东与蒋介石各自理解的“一个中国”意义不同,但两种观念的差别显然要比它们与“台独”的差别小得多,正因此随着中国大陆实用主义对原教旨共产主义的修正使得两岸意识形态色彩之对立日渐暗淡,国家统一的民族情结使大陆人民和渴望统一的台湾人士更愿意看到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
    因此历史地看来,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的功勋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所反映的上天之终极正义性灌注于历史理性的意义——必须为吾人深入体察。对历史理性的理解不仅应该使我们超越话本小说的“胜王败寇”的粗浅历史观,更应该使吾人超越近代西方而来的唯物主义阶级论的狭隘片面性,而恢复司马迁那种站在历史兴衰之上以儒家的悲悯精神观照历史的博大历史观。我们看大陆学者关于近代史的宏观历史学著作往往不及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宽博,就是大陆历史家总是以一个历史的成见强迫着自己武断地议论,甚至因畏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威权而迎合出版者要求而讨好式地删改自己的著作,所以其历史观显得狭隘,不是作者自己说话,而是有种无形的意识形态逼迫着自己说话;而黄仁宇先生就没有这种拖累,当然这多半由于他的海外立足点,没有受到所谓唯物史观、政治立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比如关于开罗会议与抗战胜利后内战的结局,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司马迁在世,很可能不会在乎任何政治偏见,而能认识到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及至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之一定意义上超越1949年的开国大典的历史性意义,既然民族独立超越国家内部的军事集团的冲突,那么就应该认识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意义所在。
    1943年11月蒋介石偕夫人参加举世瞩目的开罗会议所拟定的《开罗宣言》——将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是中华民族百年来所受屈辱之后的历史性转折点,也是民族复兴的起点,我们今日大陆乃至台湾的和平发展都是与这个起点相关联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参加开罗会议是国民党统帅作为中国人民自己的领袖在近代第一次体面而尊严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以自己领袖及其夫人光彩照人的形象赢得了民族尊严,一洗中国人百年来屈辱和贫弱的形象。丘吉尔何以钦敬宋美玲女士?除了宋的个人魅力,当然还有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做后盾。当年(1942年)在缅甸的英国军人、记者、传教士,至今健在者一提起缅甸的抗日战争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无尽地感激中国国民党将士的救命之恩,他们险些被日本人生吃了肝脏。
    黄仁宇先生在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反复强调中国与日本与西方的差距在于中国作为农业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此语是黄仁宇转述胡适),面对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战争蒋介石调动了自己的全部能力,也把中国人民以自己血肉之躯抗击日军钢铁武装的虎狼之师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这种评价当然是公允的,不过“中世纪的国家”的论述当局限于工业技术领域、国家组织领域,或进一步——战争观念领域,而不能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比如说他们所尊奉的人生哲学——是落后的。实际上人类的意识形态虽然总是花样翻新,但就其道德基础而言,孔子、耶酥、释迦牟尼等伟大先觉者已经为人类制订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任何背离这种原则的行为都将导致人类的灾难。由此说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她的坚持自己儒家道德的持之以恒的顽强精神也正是其他民族的不及处,如此说来,与其说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深具现代性——比“现代性”更现代,毋宁说她具有永恒的现代性,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就是中国人优秀的民族精神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力崇拜的胜利。中华民族道德的坚韧和高尚当然也在蒋介石身上表现出来,让我们看蒋介石下面三段话:
    第一段:
    在兵力绝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的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引自蒋介石1934年以徐道邻的名义在《外交评论》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
    第二段:
    敌必杀余而甘心乎?似此残暴凶横实古今所未有,若不于以消灭,何以维持人道?上帝有灵,当必有以惩处此一恶贯满盈之衣冠畜类也。(蒋介石1938年5月13日日记)
    第三段:
    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人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1945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抗战胜利的讲话稿)
    蒋介石的三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三层心绪和三个历史阶段——中国不可战胜的坚定信念、被迫高举正义之剑而殊死抗战,以及对日本国人深受军国主义毒化给自己带来彻底失败的怜悯。中日战争的初期,日本依靠强大的工业基础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却加剧着它自身的危险——它能够将胜利持续多久?它的人口的数量与中国相比太少,而中国博大的山川平原要全部占领,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能的。蒋介石深明此理,所以他早在1934年就认定假如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则日本必败而中国必胜。中国的工业固然落后,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其平原山川河流也就成为日军无法攻破的“八阵图”,一旦军事占领就要耗费他们的人力来把守,而除了城市,乡村里既不能建立有效的行政区,就只能呆在据点里,他们就只能发挥自己的兽性来实行巨大地破坏,而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只能加剧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也就使他们更加孤立,把他们的罪恶最终落实到自己的头上。日本的随军记者曾目睹南京大屠杀江边累累尸体“有如无声的哑剧”,这里固然给予中国人以恐怖,但焉能没有给予屠杀者以恐怖——我不认为日本记者仅仅把那尸体看作中国人而不是他的同类,“恶有恶报”必使他们在某些时候有所思考,因此我们看到日本老兵常把他们在中国的屠杀与自己国家遭受的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上帝有灵”绝非虚语,这个世界终究是正义将获得胜利的世界。我们看蒋介石深受儒家教育而能信仰基督教,实在是因为儒家的“天道”与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报复是容易做到的,宽恕是很难的,而以宽恕的哲学来对待那样恣意残害中国人民的国家,中国人的精神之超越于其他民族不是恃强凌弱的骄横,而是悲悯——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蒋介石的“中世纪精神”使他的政治宣言表现出伟大宗教家的胸怀,这是儒家哲学在世界变成屠宰场之后的尸体堆上显示出的理性光芒。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中国宪兵押至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谷寿夫在被审判后枪决前的诗句是否可看作“人类中的兽类”在中国儒家理性光芒前的忏悔呢?
    我注意到在2007年陕西电视台直播陕西人民公祭黄帝陵的镜头中,“黄帝陵”石碑上款署“蒋中正”三个字赫然在目,对于历史的真实性具有超强记忆力的中华民族来说,当人们缅怀全民抗战、尤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蒋介石作为炎黄子孙的优秀分子是中国人民的骄傲。——这个不可磨灭的历史真实需要传达给那些被近代蒙昧主义虚假观念深重影响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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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血战潇湘——国民党高级将校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182页。
    [2]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170页。
    [3] 见张洪滔《国殇》,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69页。
    [4] 见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541页。
    [5]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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