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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4 次 更新时间: 2009-01-07 17:36:4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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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饥饿和死亡的私人记录
——读杨泽泉《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
·傅国涌
标签: 饥饿

    一个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磨难的幸存者,将黑暗时代的点点滴滴如实地记录下来,在很多时候,尤其是那个黑暗时代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时,这种私人记录往往能洞穿官方遮蔽历史、粉饰历史的连篇假话,其价值远远高于那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和犬儒作家的虚构想象。富有文学才华的杨泽泉先生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1958年,在波及四川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厄运一夜之间降临到他和许多同龄人的身上,他的父亲吴天墀是一个人品高洁的历史学家,曾经是青年党的重要骨干,1949年后饱受折磨,也许这样的家庭出身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即便没有那场已被民间命名为“五八劫”的劫难,即便他没有在1961年锒铛入狱,在劳改营苦熬15年,他的遭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50年后,当他以幸存者的身份,将自己经历的苦难一一记录下来时,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他以平实、生动而且丰满的文字叙述那段苦难,却没有被苦难本身所吞噬,而是清醒地审视、反省造成苦难的根由,特别重要的是他对人性的真实见证,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坏人,不是以简单的二元思维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他在黑暗时代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中的光亮和幽暗,他记忆中的犯人、看守都各有个性、各有品格,有血有肉,而不是脸谱化的。他把书名叫做《回眸一笑》,不是要解构苦难,把苦难化为欢笑,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种抽空真实苦难的态度截然不同,在这里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是沉重的,许多时候压得人几乎艰于呼吸,幸存者一方面并不因为自己的侥幸而回避苦难,另一方面也决不陷于苦难之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回望苦难,直面苦难,更令人欣喜的他对于造成苦难的这个制度所达到的认识,这一点贯穿全书的始终,我相信,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在见证苦难的同时超越了苦难,完成了对黑暗时代的有力证词。
    才华不凡的少年杨泽泉因为“五八劫”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打入社会底层,在铺天盖地的大饥荒面前,他因为伪造证明买点好吃的而被判刑10年,刑满之后不让回家,继续留在劳改队就业5年,从1961年到1976年,在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中,饥饿和死亡一直伴随着他的生命,如影随形。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回忆录就是关于饥饿和死亡的见证,为了免于被饿死的命运,他曾冒险逃出劳改队,逃跑的目的很简单,当时他已得了浮肿病,看着队里同伴的非正常死亡和不断送医院,他不能坐以待毙。死亡的威胁一旦解除,他对于抓回劳改队的结局并不畏惧。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想出卖劳动力混个肚子也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他在入狱之前,早就和同伴卢啸风出三峡闯荡大半个中国时见识过了,顺着长江而下,武汉、九江、南京、上海,最后到西安,两个有力气的小伙子,想凭苦力吃饭都无门,只有失望地返回故乡成都,那是1960年的秋冬之交,饥荒开始席卷中国,等待他俩的就是牢狱。在看守所,为了能尽可能平均分配每顿吃的,犯人们显示出了惊人的智慧。在劳改队,为了可以吃的“进口货”,犯人有什么都愿意去换,乃至可以没了裤子光屁股回来,在不可抗拒的饥饿面前,什么羞耻之心都消失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不仅吃青蛙、老鼠、蛇,而且连蚯蚓、蟋蟀、蝗虫也敢吃,甚至是生吃,更不要说玉米、洋芋、花生的种子,哪怕是搅拌了粪便、桐油、有毒的六六粉,他们照样有办法吃下去。
    对于写这本书,作者说得很清楚,“人活一世总该做一两樁有意义的事嘛。这些经历不写出来,不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社会,也对不住自己……”他不仅是为自己,为同样的幸存者,也是为那些在黑暗时代丢了性命的人们,陈力、刘顺森、张锡锟、孙小娃……在15年的劳改岁月里,他目睹过太多的死亡,也目睹了许多风骨凛然的反抗,人性中最壮美的一面,有多位右派、反革命在监狱中的表现真的是可歌可泣——
    在成都看守所,他永远忘不了孙百鲁回荡在夜空中的那一声声尖厉的喊叫。孙本来是出版社的编辑,从“右派”到“反革命”,即使经常被斗、反铐,仍坚持不认罪。
    他永远忘不了英俊彪悍的文廷才,在押解劳改农场前的那一声吼叫:“我们不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我们以后就会活不出来!”这个朝鲜战场中过两弹的连长,也是从“右派”到“反革命”,一身傲骨,什么手铐、警绳都制服不了,把“反革命”当作荣誉称号。
    邓晓竺本来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1957年成了“右派”,后因因偷听敌台判刑8年,他在代表共产党专政机器的狱警面前毫不畏惧,有胆有识。
    陈力曾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共产党员,听说还做过将军梁兴初的私人英语老师,因为不满在重庆教书的父亲被划为“右派”,而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只认道理,不服强权”, 他常常公开顶撞掌握生杀大权的监狱长、看守,是全四川劳改队中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也是犯人心目中敬仰的人物。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你抗拒改造只不过是以卵击石。”面对看守的蔑视和斥责,15岁时在重庆“解放碑”撒传单《告全市人民书》而入狱的刘顺森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就算是以卵击石,我起码也可以弄你们一身蛋黄!”这样的语言是应该进入史册的。这位少年犯先是少管5年,刑满又被告知继续服刑15年,因为常有仗义之举,在犯人中赢得了“刘侠儿”的称号。
    在他的记忆深处,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抹也抹不去。借助这本回忆录的面世,他们的形象将永留人间。一本出自普通人笔下的私人记录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是任何不可一世的权势者都无法想象的。
    1970年7月23日,陈力和刘顺森都以“思想反动”的罪名在四川盐源县城被枪毙,临刑前他们被施行了张志新式的割喉术。这两个人都是他熟悉的,1962年,陈力曾经以豆浆稀饭向他换尼采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欠着他两瓢豆浆稀饭。刘侠儿如何与看守抗争他亲眼看到过,刘侠儿如何腼腆地朗读自己自己写的诗词他也看到过。当他们的死讯传来,他禁不住在被窝里偷偷留下了眼泪。
    陈力和刘侠儿之死,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就在两天前,他在劳改队亲眼见到6个人以“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而遭枪决,说6个人要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此案和陈力、刘顺森案都已平反,每人获国家赔偿5000元。)他们还列队参观了血泊中的尸体。当时脚镣加身、命运未卜的他内心的痛苦和惊惧可想而知。因为有人检举在一次请罪学习结束时喊“毛主席万岁”,他竟然自语“都饿得打‘偏偏’了,还要喊毛主席万岁”,而被钉上脚镣,命悬一线,也差一点以反革命被处决。
    北大化学系的右派学生张锡锟,1965年因试图逃离中国被判刑13年,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据说他还密谋逃跑而被举报。临刑时,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临刑前他要求吃几个自己种的苹果。还有许多人的死亡,包括那个因受狱警羞辱欲拿炸药报仇而炸死的孙小娃。
    杨泽泉先生的《回眸一笑》再次以活的事实告诉世人,那个红太阳光芒万丈、照临中国每个角落的时代,恰恰是最黑暗的时代,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无疑就是死亡与饥饿的故事,大量的来自作者亲身经历的细节,那些与他的血肉、生命融化在一起的细节,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超越了一切专业作家的文学创造,也是一切历史学家翻阅挡案、爬梳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对黑暗时代的有力证词,决不仅仅是甩在蔑视人权的专制政权之上的一身蛋黄。悲哀的是这个黑暗时代并没有最后终结,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直面那个时代的饥饿和死亡,不能公开地在阳光下讨论那个黑暗时代,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本回忆录只能以打印本的形式私下流传。 更何况,在我们眼下这个时代,从“黑砖窑”到“毒奶粉”层出不穷,那个造成了难以数计的饥饿和死亡的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然需要为后人留下无愧于心的证词。
    
    2008年9月23日杭州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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