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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04 次 更新时间: 2009-02-25 20:03:0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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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傅国涌
标签: 杨度 蒋介石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坐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在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 本文责编: 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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