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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8 次 更新时间: 2009-03-28 22:49:5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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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德:缔约30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
·金熙德
标签: 中日关系

    [内容提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心理与舆论等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2008年5月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两国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但是要把走向“双赢”的目标变为现实,则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日关系 和平友好条约 政治周期 第四个政治文件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30年来,中日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动态演进的局面。本文旨在勾勒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概括和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下一个30年的中日关系做一展望。
    
    一、“6年”+“30年”的总结
    
    (一)1972-1978年:从复交到缔约的“6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周总理曾就中日关系问题多次提到“先复交、后缔约”的“分两步走”设想。 1972年9月,中日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方式实现了复交。其后,根据该声明第八条的规定,缔约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孰料,本应顺理成章的中日缔约,却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卡了壳。
    所谓“反霸条款”,是《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入的如下一段话:“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方主张把这一条文写入条约,而日方对此提出了异议,双方缔约进程竟然花费了六年的时间。究其原因,中日缔约过程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 国际环境的波动。
    “6年”前期,苏联因素成为阻碍中日缔约的主要因素;“6年”后期,美国发挥了推动中日缔约的关键性作用。
    1974年,缔约问题提到了中日两国的议事日程。但是,缔约谈判很快就在“反霸条款”上搁浅。日方之所以对这一条文提出异议,首先是基于对当时美苏缓和局势的评估和欲缓解苏联疑虑的愿望。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出现了“苏攻美守”态势,美国变得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1978年5月,卡特总统明确表示希望日中尽快缔约。此举促使福田首相在日中缔约问题上变得更加积极。
    2. 日本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变化。
    1974年11月26日,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资金来源问题”而宣布辞职。12月9日三木武夫组阁。三木内阁着手修补日台关系,并十分顾忌来自苏联的压力,因而对日中缔约采取了消极态度。
    1976年12月成立的福田内阁标榜“全方位外交”,在最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在中苏之间采取了“等距离”姿态。
    到了1977年秋季,由于日苏关系迟迟未能得到改善,福田首相终于决定把日中缔约优先于对苏关系。同年11月改组内阁时,福田任命积极主张日中缔约的园田直出任外相,取代了实现日苏复交的鸠山一郎的长子鸠山威一郎。
    3. 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演变。
    中方始终主张把“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约,但其具体应对方式则逐渐转向对日方立场给予照顾的灵活方针。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积极推进了对日友好政策,但于1976年4月又被停职。在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中国在对日缔约谈判中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缔约进程。
    4. 中日在缔约谈判中的相互作用。
    1974年9月26日,乔冠华副外长致函木村俊夫外相,提议开始缔约谈判,得到日方的同意。1974年11月10日起,中日举行了十几轮缔约预备性谈判,但终因“反霸条款”问题而陷于僵局。 1975年5月初,缔约预备性谈判中断。
    1976年12月24日继三木武夫组阁的福田赳夫,在日中缔约问题上比三木更加积极。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后,表示要加快实现中日缔约。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1978年1月21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福田赞同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但主张增加“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第三国条款”,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
    1978年5月3日,卡特对来访的福田表示,希望中日早日缔约。福田由此就恢复缔约谈判下了决心,并积极说服了自民党内的“慎重派”。
    1978年7月21日起,中日恢复缔约谈判并进行了15轮谈判。同年8月12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于8月16日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16日和18日分别在日本众参两院通过。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曾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
    (二)1978-2008年:四个“30年”的内在联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这三个30周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1978年10月访日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邓小平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000美元的指标,还有引进先进设备、进口高品位原料、创建上海宝钢等。中国的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是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邓小平的直接倡导下,学习日本的经济管理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席卷中国的一大潮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三个“30年”启动了第四个“30年”。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应邀开始访华时,向中方做了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即日元贷款的承诺。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二、3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周期
    
    回首缔约以来的30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其中包含着各交往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
    (一)政治周期:和平友好-政冷低谷-新的暖春
    复交和缔约,推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进入了堪称“蜜月期”的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一时期,中日间在历史、领土、台湾、经贸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但这些摩擦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和及时解决。
    1993年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重新调整的波动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国际环境变化是其外部原因。苏联解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美国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华”的力度,日本也以“挟美制华”方针与美国互相呼应。
    日本政治变化是重要原因。1993年,日本政治的“1955年体制”崩溃,以社会党为主要代表的“革新势力”衰落,出现了“政界总保守化”趋势。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否定东京审判的势力空前得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政治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中日双方条件变化是重要基础。第一,随着中国国力不断追赶日本,“中日两强”局面初现轮廓,中日竞争心理日益增大;第二,中日“联合制苏”的战略环境消失,两国在政治与安全上的矛盾开始显现;第三,两国舆论的相互作用日益密切化、敏感化,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感情出现负面变化。
    以此为背景,中日间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与海域、经贸与经援等五大领域频频发生摩擦。1995-1996年,中日关系陷入复交以来的最低谷,出现了第一次“政冷经热”局面。
    1997-1998年,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趋势。1998年11月,中日两国首脑就“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1999-2000年,中日关系在“回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2001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主要因小泉纯一郎首相五年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那次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
    小泉推行五年多的“参拜政治”,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使其海外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日本社会出现了“参拜疲劳”症状。 2006年9月26日当选新首相的安倍晋三,上任伊始就修正了小泉路线,表示坚持反省历史的立场,并表示希望最先访问中国。同年10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宣布:“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鉴此,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将于10月8日至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006年10月8日至9日,安倍首相应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次访问标志着中日首脑互访因小泉执政期间连年“参拜”而中断五年后得以恢复,因而被称作“破冰之旅”。安倍首相建议两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欣然予以接受。
    2006年4月11日至13日,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温总理与安倍首相就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达成了共识,并拟订了具体落实计划。
    在中日关系“回暖”进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制冷”因素。2007年3月1日,安倍首相发表否认当年日军强征“随军慰安妇”罪行的言论。安倍首相倡导建立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麻生太郎外相倡导建立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明显包含着针对中国的意图。
    2007年7月29日,自民党在第21届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安倍首相9月12日宣布辞职。9月25日,福田康夫当选新首相。福田明确表示,将不会在首相任内参拜靖国神社。出任首相伊始,他又决定在新版《外交蓝皮书》中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因为这一外交方针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福田首相还明确否定了“中国威胁论”,并在访问美国时提出了“日美关系与亚洲外交共鸣”的外交理念。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迎春之旅”的访问。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暖春之旅”,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
    (二)经济周期:日本拉动中国-中国拉动日本-中日对等合作
    中日复交、缔约的70年代,两国关系出现了“以政带经”、“政经互促”的新局面。
    1978年12月,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路线。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引进日本的技术与资金的思路。
    1979年12月,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中日经贸关系以贸易、投资、经援为三大支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也有日本政府资金合作的一份功劳。
    就经济周期而言,先是日本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从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很高,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和日本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在20世纪70-80年代,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十分明显。90年代以后,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减弱,“政冷”局面也未能完全阻挡“经热”势头。
    (三)心理与舆论周期:友好氛围高涨-相互感情恶化-重新认识对方
    在中日友好氛围高涨的“蜜月期”,中日关系进入了以友好感情为驱动力的发展阶段。但是,这种热情逐渐减退,加上两国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陷于“政冷期”,中日民众情感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90年代中期的“政冷期”严重滑坡,在2001-2006年的“政冷期”则更是降至10%以下。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由80年代的约80%降到了近年来的30%-40%。
    中日民众感情恶化的背后,既有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也有两国交往增加、相互信息增多的原因。随着政治摩擦频发和人员交往的增多,双方都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友好心理被“敢说'不'”的冷酷心态所取代,陷入相互批判对方缺点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也许是两国民众走入相互理解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最近两年,两国相互理解和情感互动,已开始逐渐趋向冷静、理性和客观。
    (四)正、反、合:从非对称发展转向良性互动
    回首过去的30余年,中日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既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时而良性互动,时而恶性循环。
    从复交到70年代末,是在“政治拉动”、“政府主导”、“由上而下”的框架下,以“政热、经温、民暖”为特征的时期。中日最高层一起开启了正常交往的大门,为经济与文化交流扫清了政治障碍,民众之间的友好氛围也随之稳步高涨。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在“以官带民”、“政经互促”、“上下结合”的框架下,以“政、经、民同热”为特征的时期。复交与缔约、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并把日本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学习对象,这些因素促使中日民间友好氛围进一步高涨。
    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头几年,是在“官民互动”、“政经背离”、“上下错位”的框架下,以“政冷、经热、民凉”为特征的时期。以内外环境的变化为背景,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期。
    2006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回暖”进程及“暖春”局面,是“政治拉动”、“政府主导”、“由上而下”框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是经过90年代中期以来“政冷”与“民凉”恶性循环的“失去的十年”后,中日高层联手扭转相互关系滑坡趋势的结果。经过两年来的悉心推动,中日关系出现了“政暖、经热、民温”的态势。
    如何把“政治拉动”下出现的良好苗头转变成“政、经、民良性互促”,特别是两国社会对社会、人民对人民的关系不断走向成熟,这是未来30年中日关系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三、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了中日间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由此正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目标。双方还发表了补充文件--《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其中涵盖了70项合作项目。
    新政治文件指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基于这一精神,这份文件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体现了向前看、不纠缠于老问题的精神,着眼于推动共同利益、实现双赢合作。关于历史问题,新联合声明的表述是:“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关于台湾问题,新文件采用了如下确认性表述:“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在这一恰如其分的原则性表述以外,这份按中文文本约两千字的声明,把主要篇幅用于阐述加强相互合作的内容。
    另外,中日还在其他主要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东海问题上,两国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都明确表示“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文件还指出:“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中方对日朝解决有关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和支持”,“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双方还就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合作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包括进一步扩大军事交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合作等。
    迄今为止,中日已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有区别。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使中日关系从长期战争和冷战状态中摆脱出来。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对冷战后新环境下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而本次的新《中日联合声明》,则在继承前三个文件、融进2006-2007年两个联合新闻公报内容的基础上,为今后的中日关系做了定位与定向。
    中日关系走出了在矛盾问题上陷于僵局、在情感碰撞中耗费精力的恶性循环,开创了增进友好感情与推动共同利益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从“解决矛盾型”关系转向“发展利益型”关系;从“破冰”以来的“恢复性发展”阶段进入了在“暖春”下的“实质性发展”阶段。
    胡主席访日,开启了中日关系新一轮发展周期。
    2008年中日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现象,呈现出进展与停滞、偶然现象与必然趋势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在“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各界积极赈灾的姿态给中国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特别是日本救援队文明敬业的风貌赢得了尊敬和感谢。以往动辄相互讥讽的中日因特网论坛,5月以来出现了大量善意的相互评论。
    然而,围绕“中国输日饺子中毒事件”、“日本自卫队飞机是否应飞入中国灾区”等问题的两国舆论反应表明,高层和政府促成的“暖春”尚缺乏坚实而成熟的民众感情基础。
    2008年6月18日,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达成的“6·18共识”,在中日两国各界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响。一方面,双方舆论对两国间这一旷日持久的磋商迈出打破僵局的第一步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两国舆论都对本国在这一共识中做出的让步表现出颇为激烈的反应。
    2008年6月24日至28日,日本自卫队舰艇“涟”号导弹驱逐舰对广东省湛江港进行了访问。此次访问是对2007年11月中国海军“深圳”号驱逐舰对日访问的回访,也是中日防务交流的又一重要进展。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各个赛场上,中国观众始终给日本运动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声援。这些情景与2005年中国观众对日本足球队喝倒彩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些最新动态表明,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空前复杂的互动框架之中。其显着特点是:高层互访催生暖春,民间感情乍暖还寒,互惠合作稳步发展,战略和解尚需时日。在这一局面下,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应与两国舆论的缓解和民意的改善同步前行,过于急进或过于保守都将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当前,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目标。中日关系“回暖”进程的基本目标,将是力求实现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为此,需要两国政府、有识之士以及民众共同做出积极努力。
    近年来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归根结底就在于缺乏政治互信。中日双方究竟是把对方视为21世纪的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选择后者,是中日真正走向战略互惠的关键。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中日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决定为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是这个共识的核心所在。中日决心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就意味着双方都准备以平常心来接受对方的“和平崛起”。这显然是中日关系相互定位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如能始终贯彻下去,势必对东亚合作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中日间存在矛盾是一个客观现实,关键就在于能否控制矛盾、发展共同利益。中日双方不能总是在如何分割一块面包的“零和游戏”上使劲,而是应把主要精力转到如何把面包做大的“正和游戏”或“共赢游戏”上来。
    在东海问题上,把划界问题与“共同开发”区分开来同时加以推动,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在日本关切的“入常”问题上,中日将在联合国改革得到进展、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两国舆论持续升温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共识。在防务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以往合作步伐相对缓慢的领域,中日有望继续转变观念,继续提升相互关系。中日经贸关系已到了升级换代的转折点,对此两国的合作思路已日趋清晰,那就是要在节能、环保、大型互利项目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上加大力度。
    中日关系应立足于理智与情感的良性互动之上。缺乏共同利益基础的友好感情是脆弱的,而建立在单纯利益计算之上的物化关系也不会是稳固的。“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一中国领导层反复强调的语句,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中日关系正日益走向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日本首相交替所产生影响将继续相对减弱。在已经迎来“暖春”的中日关系大环境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异质论”等负面话语体系已摇摇欲坠。因此,不管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有望得到维护和发展。
    随着两国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中日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影响这对关系的变数日益增多,因而仅靠一种渠道或单一方法来解决中日间结构性问题将变得日益困难。因此,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势必将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曲折、渐进的过程。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已经有了走向“双赢”的目标。但就目前而言,这还仅仅是个目标。要把它变为现实,则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把接受对方的“和平崛起”落实到各自战略调整中,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其各自国内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还十分薄弱,今后两国间还可能掀起政治风浪。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既要看到乐观的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到不确定因素,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争取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和平发展。
    


■ 本文责编: linguanbao
□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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