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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9 次 更新时间: 2009-03-31 23:43:20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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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高效国家的习性报告》: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报告总体介绍
·冯兴元
标签: 《高效国家的习性报告》

    谢谢大家。总体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组织情况和主要的内容,这个报告是法律评论项目,名称叫《高效国家的习性》,撰写一系列的分析报告。最早的是《高效国家的习性对南非的教训》,撰稿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叫列昂(Leon)写得非常的精彩,还有中国的国别报告,印度的国别报告,都是基于南非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文的版本主要执笔人是我,我们是基于列昂•洛夫的那个南非报告的版本,其他执笔人包括毛寿龙、克坚、李华芳等。协作单位有国际政策网络,在伦敦(IPN),还有法律评论项目(LRP)。三个报告中心的问题是回答为什么一些国家成为高效国家?或者是成功国家?为什么一些国家成为失败国家?报告里面讲到,一个是赢家,一个是输家。南非的报告里面发现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就是法治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不是法治社会,还在搞依法治国,依法治税,可能还要依法治人。法律的制度跟法律的治理是不一样的,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但是法律治理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个报告的分析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对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但是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比如说中国对产权采取选择性的保护,这种保护有利于大量吸收外资和调动国内市场力量,以实现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也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这种选择性的产权保护作为特殊主义的手段,和其他的有利政策一起成功地使中国成为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国家。但是在一些领域的选择性产权保护,意味着是选择性的产权破坏或者不保护,导致中国存在大量的死资本,很多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劳动力、土地、资本,不能保证朝着更高回报率,甚至最高回报率的方向通过市场配置。其结果是使大量死资本不能变为活资本。
    下面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再进一步实质性地转向普适主义的产权保护,还是继续搞特殊主义的产权保护的话,选择性的产权保护的话,中国能不能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高度繁荣的国家?我们可以回顾杨小凯跟杰佛瑞•萨克斯等几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即中国的迄今为止的转轨是技术转归,学习西方的技术,这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但这种解放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要提高一个层面的话,要实现宪政转轨。还有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对话,杨主要是讲技术和宪政转轨,林毅夫好像没有对上去,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话。我是比较相信中国的体制改革(迄今为止的体制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窄了,不进行宪政层面的改革的话,有很多的体制因素,现有体制因素已经影响到我们进一步提高人均GDP。
    这个报告的研究思路是比较了很多国家不同的政策和政策组合跟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统计上的显著性。可以看到统计显著性的比较不是说针对某一个国家,是针对几组国家,把国家分成四组然后进行计量分析和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是总体上可以看到哪些政策是成功的,哪些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重要。比如这里面有一个文化,文化重要不重要?温州模式的文化重要不重要?苏南模式的文化重要不重要?中国的传统儒教文化重要不重要?可能都重要,但也可能会阻碍。中国的文化跑到日本跟现代化就没有冲突,日本是中国的部分传统文化加上西方文明实现了现代化,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政策组合就可以打破文化可能造成的障碍。文章里面还有几页讲所谓的非因子,即不是决定性的因子,把我们的很多误解可以打破。
    高效国家有一个总体习性就是反统制主义,促进经济自由。统制主义即dirigisme,不同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全盘的计划管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由市场配置,统制经济在社会生活和经济过程各方面进行政府干预。比如说限制化肥的价格上限,粮价要压下来,同时让政府提供补贴,等等手段都是统治主义的做法。比如要促进出口,搞出口退税,限制进口。只要是国内有的,大量进口的企业以前都是国有进口企业,政府一句话有些就不进口了。减少统制主义的益处,南非94年转型以来归功于减少统制主义,94年以来经济增长是比较好的,如果南非保持并强化该政策方向,将实现超过6%的增长率。德国建国之初(联邦德国),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二是选择市场经济。但是当时战后一片废墟,我们知道越穷的地方往往越倾向于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德国当时也是这样,很多人主张搞计划经济,有很大的舆论压力。可是德国的第一任经济部长艾哈德顶着压力选择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加引号的,为什么?因为按照列昂•洛夫的观点,有这么多好政策发展中国家都可以选择,但你就不选,所以你不实现经济奇迹反而是一个奇迹。所以发展中国家好多问题都是需要自己内省和检讨的。、德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是非常有活力的,但是德国现在高度的福利国家和统制主义色彩已经非常的严重,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社保的负担。当然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高的——不过我们提到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还是应该慎重,因为它意味着总产出除以劳动的投入,这个指标是有问题的,所有的贡献都来自于劳动是不对的。产出的贡献至少来自三个部分,一个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企业家精神可以归类分开放在里面的。中国的情况是逐步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渡还没有完成中国就快速走向统制主义经济,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国家主义、统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三大主义压着自由经济主义。
    反统制主义实际上是促进经济自由,我们看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我们世界各国分四部分,一个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最低的国家,还有其中两类,最高的国家人均收入也是最高,26000美元,最低的国家才3300美元,这是四个国家的组别按照经济自由度划分的。经济自由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自由度最低的组别国家经济增长率最低,跟其他三类国家相比是最低的。我们看中国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我们的资料来自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中国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GDP增长率都是比较高的,2006年是11%,得分指数是比较平的,从5.98到6.17,总体有所增长,跟我们平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感觉是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是下降的,因为中国的民粹主义做法,包括社保管制增加——尽管对雇员有好处,但对企业活力是有损害的。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急剧增加,但是总体说还有一些进步,比如《物权法》的颁布,还有《竞争法》。但是这两部法律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竞争法》规定了国家控制的几大产业,是受竞争法,反垄断法的豁免,这是不对的。因为反垄断法也要反国家的垄断,国营企业的垄断。
    再来看世界范围内援助与增长的关系,第四类国家即接受援助水平最末尾的四分之一国家增长率最高,接受援助水平最高的四分之一国家增长率最低,这说明什么呢?要使援助成为正向的激励,就必须把援助施予不需要继续援助的国家,援助越多增长率越低。我们要搬到中国的语境里面来。四川有一个县150万人口,是农业大县,在资阳市下面,地方财政收入05年才8000多万,转移支付6亿,但它还是低。不说低增长吧至少也是低收入的县,很多这样的县就变成了书里面叫做“援助综合症”。即不能通过单纯的转移支付援助来真正养成自我造血的功能。没有自我造血功能,何来持续的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穷国如何学习国际经验?这是报告里面讲得比较精彩的。对于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高增长国家而不是富国的特征。富国怎么样你现学没有用,比如德国劳动力市场管制,规定得很好,如果一个木料加工厂要雇一个新的女雇员的话,必须把厕所分开,分男女厕所才可以雇一个人,法律很齐备的。但是富国和穷国情况不一样,穷国这样的话工人就没法雇了。德国木料工厂主本来雇了两三个男员工,想雇女员工由于法律规定要加厕所就没有雇。
    从那些很久以前就成功的国家获得的东西,是他们现在做的,而不是他们成为成功国家以后所做的,就是说现在富国的一些做法,我们要看他是怎么成为成功国家的过程。决策者应该派遣事实调查团到那些更不发达但高增长的国家,如果派遣到富国他们应该只会见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这些人才能为穷国提供指导,因为他们才知道富国在发展阶段采纳的是什么政策。哈耶克也讲,穷国负担不起富国的政策。哈耶克讲,如果穷国引入富国变得贫困后采取的政策,那他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唯有富国才能承受和负担得了复杂的控制体系和高税收的高成本,如果穷国要追赶必须走不同的路。
    另外还有很多非因子,非因子指的就是跟增长没有必然关系——尽管可能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有关系,但是从总体的计量分析来说,统计学的显著性不大。其中有一条就是“殖民遗产”。比如有人说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等这些最繁荣的国家过去都是殖民地,还有人说中国的鸦片战争被迫开放了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后来都是最繁荣的。但是实际上很少有国家从没有当过殖民地,计量分析认为在殖民和繁荣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很多其他国家通过其经济政策改变了落后面貌,不一定要靠殖民。当然有的殖民地有时候留下民主体制的框架,这个还是有用的。
    穷国跟富国,在这样的表上,人均收入富国很高的点数比较少,大量的是穷国,可以看到穷国经济增长有很高也有很低的,这样形成了漏斗状,说明谁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看利用了什么可支配的因素。包括政策。富国只是一部分,穷国增长快的也多,衰退快的也多,富国都比较稳定,衰退和增长的量都不会很大。军队对法庭的干预,在全世界范围内,军队对法庭的干预对中等收入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的干预很高的。对海外账户的控制,管制和贿赂,这两组国家也是非常高的。因特网费用也是很高的。法律治理是关键因素,法治跟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法治与腐败,最高的分五个组别的国家,法治程度最低的腐败最严重,中国可能是在最低或者第四的行列。刚才讲到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财富是正相关关系,财富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正相关关系,财富让一切变得更好。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财富增长,环保质量变恶劣了,食品安全也差了。但是这还是跟政策有关,政策没有搞好。现在财富增长了,我们恰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问题。计量分析的结果是越富裕越快乐,但富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快乐是不会再增加的,增加得比较慢,到上面是一个渐近线。
    经济自由度与最贫穷的10%人口的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样把国家分成四组,最低自由度的国家组别,人均收入,最贫困10%人口的收入水平是900美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四分之一国家组别,最贫困10%人口收入是7000美元。为什么只关心收入差距会有误导性?为什么很多人讲收入差距大,这是不成功的标志,经常受到指责?可是为什么只关心收入差距?报告里面做了计算,富人收入1万美元,增长率是10%,年底总的收入1.1万,穷人最后一档,收入100%,增长率1000%的话,就是1100美元,可以看到只讲收入差距是没有道理的,要关心的是穷人有没有机会去创造财富,富人有没有机会去实现创造更大的财富,因为财富创造出来,富人是不可能一个人享受的,财富是大家的。全人类创造财富富人只能消费一部分。在经济增长里面,增长与资本形成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平时讲教育多重要,但是总体的全世界国家分析的话,教育预算支出与增长是一个平线,是不相关的。很多政策性因素能够促进增长,单纯教育预算支出不重要。这就是经济学的方法,不能凭脑子想重要,实际上的结果是不重要。跟增长没有关系的一些因素,不相关的因素是哪些呢?年龄,援助,殖民主义(殖民地和殖民者),民主,教育,历史,基础设施,领导,自然资源,政治意愿,保护主义,种族,宗教,资源,规模,地区,人口规模,贸易,福利,职业伦理。这里面包含了一些文化因素。这里面有一个亮点是加速效应,无论哪一个起点上,如果推行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政策,就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就是说财富创造就多,国家或者地区可以共同享有的财富就多,如果偏离这些政策组合,就可能会迅速的急剧衰退,无论是处于高点还是低点,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一个例子中国和津巴布韦,中国以前起点很低,但是最近30年发展很快。津巴布韦是非洲比较富有的国家,现在艾滋病感染率是35%以上,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所以说政策组合很重要。
    中国的增长因素,讲现在的问题和挑战,对中国的政策建议清单那是毛教授的事情,我在这里讲中国30年做了什么。适当的经济政策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因素,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还是很厉害的,政府的适当经济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改革最初推行承包制,尽管是民间自己采纳推行的,后来政府承认推广了。包括选择性的币值稳定,逐步的引入私人产权,引入市场竞争,地方政府的竞争,逐步开放市场,强化企业责任,谁投资谁承担责任,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相对前后一致和连续性。
    初始条件有一些是非因子,在中国至少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刚才讲的非因子的意思,我有好的政策是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克服的,有利的好的条件就能够更好的利用了。文化因素也是一样的,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


■ 本文责编: 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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