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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3 次 更新时间: 2009-04-05 17:41:4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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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继孝: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方继孝
标签: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朝末年,它不仅是当时由朝廷所举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一度还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北京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北京大学历届校长(监督)有19位之多。他们不同程度地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或多或少的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笔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北京大学历届校长和著名学者的墨迹,至今已有规模。今择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棻和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以及北京大学第一位校长严复等8位的墨迹,和他们有关的轶闻故事,以飨读者。
      
    1,李端棻——第一个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这是近些年来被许多人引用过的一句话。本文引用这句话,是要提醒人们,在强调北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了创办北大而呕心沥血的前贤们。
    而在这些前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园。贵阳人氏。清同治二年(1863)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要职。在晚清重臣中,李端棻属于思想开明,胸襟开放,能够抬眼看世界的极少数之一。他在云南任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他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遏制了不正之风。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他曾就加强海防,整顿武备,简化“大礼”仪制等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襟。他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特别要提到的是,梁启超就是李端棻发现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之
    光绪十五年(1889)秋季,李端棻以大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也就是在这次乡试中,他发现了才华超群的梁启超。梁启超在这次乡试中,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从而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官王仁堪的注意,两个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棻想到自己多年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却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华超群的学子,感到应该和他见见面,同时,又想到自己还有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缀合这门婚事,并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的学子。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由于李先提出,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半响说不话来。两人只好相视而笑。后来梁启超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李端禁家。
    李端棻不仅是一位饱学的名儒,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倡导新政、新法。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1896年6月,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建立现代学制的方案,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他满有信心地说,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据说,这个奏折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月,原礼部尚书因阻挠变法被革职,65岁的李端棻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长),主持教育改革。这时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已被慈禧太后强行免职,清朝政府中积极参加变法的二品以上文官仅李端棻一人。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九十余人,几乎占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在外流放三年,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历尽坎坷,终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贵阳,那时他已69岁。
    可贵的是,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并不因年老多病而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开通风气,还关心桑梓,开办矿业,兴办学校。
    李端棻政治上具有卓识,学术上渊源亦深。又善书法,融欧、赵为一家,远肇二王,刚柔相济,极有姿致。晚年喜作楷、行书,楹联字幅。敝寓珍藏李端棻楹联原为合肥李国松旧藏,书云:“手携雷焕双龙剑,迹偏穆八骏图。”上款:木公大教习雅属。李国松,号木公。他是李鸿章的侄孙李经羲的儿子,也是南北知名的大学问家和大收藏家。据说,李国松视藏品如生命,他书房的钥匙总是随身携带,一刻不离。
    从楹联原裱标签书“李尚书”,来判断,此时,李端棻正在礼部尚书任上,李国松时任庐州中学监督,故有“大教习”之称。
    李公楹联之上联“雷焕双龙剑”取自《延津剑合》的故事。雷焕晋人,据说,他偶然得到“纯钩”、“湛卢”雄雌双剑,将其一赠友张华,张氏携剑到延平津口,其剑化成一龙,津水中亦钻出一龙,凑成一双,飞舞升天而去。张华将此事说与雷焕,雷焕云:去岁渡延平津口,自佩之剑失手落入水中。这个故事,明·凌濛初《三刻拍案惊奇》中亦有演义,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是章开篇词云:世间奇物缘多巧,不怕风波颠倒。遮莫一时开了,到底还完好。丰城剑气冲天表,雷焕张华分宝。他日偶然得到,津底双龙袅。此词名《桃源忆故人》,说着世间物事有些好处的,虽然一时拆开,后来必定遇巧得合。至今人说因缘凑巧,多用“延津剑合”的故说。下联“穆王八骏图”的典故,最早见于周朝。周穆王50岁才得到王位,他为了尽快建功立业,决定巡行各地。苦于一时弄不到一匹好马,马上上路。恰巧有北唐人进献一匹千里马,周穆王大喜。那些讨好的大臣见状,也纷纷搜寻名马进献穆王,不几日共得八匹骏马,都是天下无比的名驹。从此,八骏就成了“龙马精神”和“马到成功”的象征。
    
    2.孙家鼐——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代的京师大学堂,这是人们熟知的。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是曾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学者严复,这也是人们熟知的。而创建于一百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名字就不一定是人们熟知的了。上个世纪末,我曾与程陶庵先生合作在北京和西安举办“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展,在展厅的显眼处我们极为敬重地悬挂了孙家鼐书写的对联,展览期间,参观者中询问孙家鼐为何许人者,不下数十人,其中就有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士和在校生。
    孙家鼐,字燮臣,号蛰生,又字空卿,晚号澹静老人,室名澹静斋,谥号文正。安微寿州人(今寿县),咸丰九年中状元,任修撰,湖北学政。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光绪间,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并列强学会,管理官书局。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设立大学堂。之后,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又上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当时中国已有的各类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至多只是造就几个专事训诂考据的腐儒或翻译人才,略带新式的学堂,也不过囿于一才一艺,并不能合国家之大用。因此,应将中国旧有学堂和西方大学之所长集于一身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京师大学堂从开办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遭到保守派的竭力阻挠和攻击。孙家鼐亦因大学堂的创立而饱受清廷保守派的攻击,甚至被官降一级。1909年他去世后,又遭后人的漠视,创办大学堂初期的许多业绩得不到肯定。
    如此作为,显然对孙家鼐是不公正的。他不仅是力主开办京师大学堂并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重要的是他在大学堂的初创时期就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而且在他的推荐下,总理衙门同意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具体教学和行政事务,成为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以新的方式改革教育内容和宣传西学。从此,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取代了旧式的科举制度,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由此全面兴起。
    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说过:“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可见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北京大学是中华民族之魂的一个缩影,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文化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阵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大百年校史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浓缩。”(摘自《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第九章)由此说来,作为当初奏请清廷开办京师大学堂并首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孙家鼐是功不可没的。
    孙家鼐亦善书法,但存世不多。近些年来,拍卖市场上和民间交流中,几乎没有见过孙氏的寸缣尺素。文中所示孙先生书写的信札,是我唯一的一件孙氏手迹。孙氏乃典型的“士大夫”,书法是标准的“馆阁体”。以下即是原文:
    凤纪更新,鱼缄远贲,辱承奖饰,深切感惭。敬惟仲怡大公祖大人:抚序延釐,顺时笃祜,布阳和之盛德,仁风膏雨,普召祥和,应元会之昌期,瑞日祥云,渥承恩宠,引瞻吉蔼,莫罄颂忱。弟久忝朝班,无裨国是,鹈濡滋惺,蚊负时虞,幸百谷之丰登,成歌乐岁,际三阳之泰运,顺颂宜年。肃泐复贺新祺。恭请台安。谨璧谦版。治愚弟孙家鼐顿首。
    所谓“馆阁”,是北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另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籁阁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通称“馆阁”。明代将其执掌移归翰林院,故翰林院亦称“馆阁”。清代沿之。馆阁中人常须应制作文章,其文体、书体皆力求典重工致,世称“馆阁体”。孙氏以“馆阁体”书致仲怡先生,我想大概是出于尊重对方的缘故。
    “仲怡”是吴重熹(1838-1918)先生的字。清末历任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西巡抚、河南巡抚等。
      
    3.张百熙对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贡献
      
    张百熙曾任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监督。前两位一个是孙家鼐,另一位是许景澄。北京大学的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百多年以来,大学的校长不知有过多少,几十位是有的。京师大学堂时期,当时的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就曾有过几位。张百熙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是在蔡元培以前对于北京大学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
    关于他的传说,最为生动且流传甚广的是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跪请吴汝纶先生为大学堂总教习的故事。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在直隶(今河北),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方面表示了张氏对吴汝纶的信任,一方面也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的家里请他就任,但吴先生不肯出任。于是张先生屡次敦聘,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长跪不起,(一说是站在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才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想到,吴氏以高龄出访,从日本回来即病了,一病竟不幸与世长辞。虽然吴先生最终也没有到京师大学堂就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人们都感于张百熙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任,同时,亦为吴先生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后来,张百熙继请的总教习是张鹤龄,也是古文家。
    张百熙是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的。上任之初,他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成效颇巨。他重定新章,广搜人才,如严复、蔡元培均在内。并争取到较为充足的经费,并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各省派官费生留学自此始。他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张百熙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有完整系统的学校及其制度。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张百熙希望清延钦定章程颁布之后,“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以达到“兴学育才”的目的。由于这一学制本身尚不完备,清政府最终并没有实行。
    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同时“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他们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法》、《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有初等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并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此外,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都是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自然,张百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他的努力客观上有利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张百熙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张百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卓有成效的教育家,而且亦工诗善书。余藏有其写致名曰坦生者信札一通共四页。其书似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书法底蕴显而易见。
    坦生仁兄姻大人阁下:
    送别以来,迭更岁琯。春间奉读华翰,兼承厚贶有加,雅谊殷拳,极深感荷。暮春时函缄申县,由族侄澐万赴济南之便,属为转寄台端。因虑淫万未有枝栖,尚有奉求阁下之处。嗣闻其先赴旅顺,后至历城,时命不辰,以急证殁于旅次。幸得幼庵方伯慨加赙助,其幕中诸君为之经纪其丧,而归骨无期,深堪悯恻。前缄弃失,有类洪乔。使区区之忱不迭于台端,悚皇万状,特錄原函补谢,并谨述其状如此,惟兄台垂謦焉。弟以不学之身忝班侍从,时以弗克称职为忧。去年有总纂会典一差,私意可得下次京察,但得一麾以出,犹胜于京邸沈浮。不意掌院保送南斋,过采虚声,以弟名承乏,试日伪脱数字,裁卷另补,于例不能入选。乃蒙召对之日,亲加奖谕,遂邀特用,尤切惭惶,忝窃虚荣,自当力图报称。无奈此差习气过重,自高江村詹事时,已有金豆给太监之说,虽今非昔比,而每岁千金之累,亦殊非寒俭所宜。此数均内廷所费,拮据时遽增此累,何以能支。短袖廻旋,殆难为计,叨在戚好,何以教之?亡室以今年三月安窆,据形家言,塋地尚称妥善。大小儿振镛于月内当可回京。次儿已七岁,初令入孰读书,姿性尚属平等。弟如常供职,尚能耐劳,无善状也。拉杂布陈,再请台安不宣,令弟均此。小弟百熙顿首。
    从信中得知,这是张氏写给坦生先生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本来在暮春时让他的族侄法万赴济南转寄的,但不幸的是沄万“以急证殁于旅次”“前缄弃失”,才又写了这封信。
    “自高江村詹事时,已有金豆给太监之说……”揭露了清代官场腐败的一面。“高江村”即高土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钱塘人。初由监生充书写。以工书法入内廷供奉,历任詹事府录事、内阁中书、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后迁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为预知帝意,颇费心思。他每日上朝时,口袋里装满金豆,太监每报一事,给金豆一颖酬谢。如皇帝夜来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土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仔细研究,帝有垂询,皆对答如流。
      
    4.朱益藩预支薪水函
      
    朱益藩是京师大学堂的第六任监督(校长),前边几位依次是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二任许景澄、三任张百熙、四任张亨嘉、五任李家驹。和前几位一样,朱益藩亦善书,其书宗法柳公权、米芾等,雄浑苍劲,法度谨严。
    旧时的北京的琉璃厂,虽然街道只有一里左右长,但是那里鳞次栉比的古旧书店、古玩店、南纸店都有文人、雅士、名流们写的匾额。清朝的王公大臣不少是著名书法家,他们下朝以后来到琉璃厂翻阅古书,欣赏古玩,有时高兴了,就铺纸为店写一块匾。如咸丰时曾任大学士的祁隽藻为隶古斋法帖铺写过匾。道光时的大书法家何绍基为富文堂等书店写过不少块匾。同治时曾任东阁大学士的陆润庠为荣宝斋写过匾。琉璃厂还有一家以卖酸梅汤著称的信远斋,店铺的匾是朱益藩写的,一式两块,“信远斋”和“密果店”,标准的馆阁体。到琉璃厂的游人,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欣赏着这两块匾。清时,朱益藩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他的字很不好求,民国以后,他在北京的琉璃厂南纸店挂笔单,他的字很多人都可以买到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京师大学堂历任监督相比,尽管书法功底深厚,但是价位不高。前些年北京各家拍卖会时有朱氏书法楹联出现,我买过他的一副楹联没花多少钱。
    朱益藩先生的大幅作品存世很多,尤其楹联,但信札鲜见。2005年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有两通朱氏早年写给友人的信札,我参与了竞争,最终竞拍到手,价格比我前几年买朱氏的楹联要贵得多了。
    这二通信札受信人为雪孙先生,在某学堂供职,和朱氏为好友。其中一信是受王涵初先生(与雪孙先生同校)请托向学堂预支薪水写给雪孙先生的。信中说:
    顷晤王涵初兄述及岁暮作客,尚需数十金开销,欲向贵学堂预支二月薪水而难于启齿。兄节间费用浩繁,未能做助。可否为之通融办理以济眉需?仍希裁夺。前后不过旬日,谅易商办也。此颂雪孙仁弟馆丈年祺!兄益藩顿首。
    从内容上看,这位雪孙先生大概就是某学堂的监督(校长)。另外一通,也是写给雪孙先生的。我读了几遍,因不知“师愚”为何许人,故不得要领。
    朱益藩是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进士,与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学者的文廷式、夏曾佑等人同科,授翰林院编修,曾官至湖南主考、陕西学政、上书房师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等。
    
    5、柯劭忞题《广州诗册》
      
    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于1910年12月-1911年署理京师大学堂,按时间顺序,他是京师大学堂的第八位监督(校长)。
    柯氏长于诗,与樊增祥、易顺鼎、宋伯鲁等皆为诗友。其诗“风格渊雅,意境老淡,晚年之作多奇肆之气。”但他的诗一般散见于世,没有汇集成书。我曾于北京报国寺内一经营旧书刊的天津人手中见到一些晚清诗人易顺鼎先生的诗文手稿和友人书札,我从中选购了几通书札和易氏的诗稿。其中易氏《广州诗册》(《琴志楼诗卷五十三》),书前即有柯劭忞的题诗,据余考证,柯氏的这两首诗,并未刊行。
    柯先生题《广州诗册》是己未年(民国八年,1919年),柯氏生于1850年,时年届古稀矣。其诗云:
    灯火寒江留醉客,风幡古刹访棋僧。卅年旧梦浑如昨,丽句清词见未曾。
    龙阳公子真才子,睥睨韩苏有替人。记得流传诗句好,春灯夜月一时新。
    柯氏诗中“龙阳公子真才子,睥睨韩苏有替人”句,“龙阳公子”指易顺鼎,因其才思敏捷,博闻强记,时称“龙阳才子”。“韩、苏”指盛唐韩愈,北宋苏轼。诗之意境,正如前人所评“老淡”、“多奇肆之气”也。
    易顺鼎,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今汉寿)人。为诗以冷趣和冥想见称,受庄子及贾岛、李贺、李商隐、杜牧的影响,风格空寂冷漠,不拘一格,又多有浮艳颓废之作,于现实亦有反映,晚年趋于油滑。平生作诗近万首,与樊增祥同为晚唐诗派的首领。关于易氏的《广州诗册》,樊山先生在其《书石甫广州诗后》文末有语云:“己未七月秋暑方盛,君以广州旧稿一册,属为评点,伏读再过,加以圈识。”实际上易顺鼎先生的《广州诗册》就是其《琴志楼诗卷五十三》,是易氏五十三岁那年(阴历庚戌年,公元1910年)寓广州时诗。樊山先生果真不负易氏所望,诗册中有许多的评点和圈识。
    柯劭忞的诗造诣很高,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并非是诗。他学识渊博,通天文、历算、舆地、音韵诂训诸学,尤精研蒙古史及元史,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文史学家。他曾署理京师大学堂,此前为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纂,并代理馆长。在馆日参加编写《清史稿》,撰史稿之天文志、臣工列传,总阅本纪,整理儒林、文苑、畴人等传;主持撰修《四库全书提要》。他一生对蒙古史、元史用力颇深,集30年努力撰成《新元史》,在史学方面的最大贡献也是这部《新元史》。
    《新元史》初刻于1922年,共257卷。庚午(民国十九年,1930年)是柯劭忞自订最后定本。《新元史》出版后,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与柯同年进士)下令列于正史,这便是《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一名的由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书授予柯氏文学博士学位,时晚清民初诸儒,获外国博士者惟柯氏和徐世昌二人,因而更为人们所瞩目。这部著作搜罗资料丰富,有不少可供参证的地方。有些《志》的调整改写(如《刑法制》、《礼志》等),以及新增若干列传,却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但是此书“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案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这种作法不仅给学者带来很大不便,也必然降低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尽管《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但该书将东西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
      
    6、劳乃宣——中国文字改革的先行者
      
    在中国近代史上劳乃宣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于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担任京师大学堂监督,正值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虽然与京师大学堂以至后来北京大学历任校长相比,劳乃宣算得上是最无作为的一个,但是他在我国近代文化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有着突出贡献的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韵学家、拼音文字提倡者、教育家,而且书法亦极精妙。
    劳乃宣,字季瑄,号玉初,自号矩斋,晚号韧叟。1843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其先世籍贯山东。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江苏做过小官。他的祖父寓居苏州时,入籍浙江桐乡。青少年时代,劳乃宣随父母旅居苏州、南京一带。他的父亲曾任江宁布政司司仓大使。1871年(同治十年),劳乃宣考中进士,1873年,李鸿章主持编篡《畿辅通志》,应李鸿章的延请劳氏入保定通志局任襄篡。1879-1900年间,他还先后在河北临榆、南皮、完县、蠡县、吴桥、清苑等县做知县。之后,他辞去知县的职务,回到江南,连任两江总督的幕僚。
    劳乃宣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有卓越贡献。他精通音韵学,是历史上著名的等韵学家。1883年出版的《等韵一得》一书,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韵学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韵学著作。明末等韵学的研究分南北两派,北派以《中原音韵》为正宗,将三十六字母全部删去。南派以《洪武正韵》为正宗,保存了三十六字母中的全部浊音。《音韵一得》属南派系统。全书分为内外篇,内篇以声母、韵母、四声为三个纲,包括字母谱、韵摄谱、四声谱等10谱;外篇包括字母、韵谱、四声、双声叠韵、反切、射字、读法、杂论等八个内容。
    他还是早期拼音文字的提倡者。1905年,劳乃宣为了弥补王照所提倡的官话合声字母只能拼写北方话的不足而在其基础上增加了6个声母、3个韵母和一个入声符号,以拼写宁音谱官话。在此基础上,在增加7个声母、3个韵母、一个浊音符号,以拼写吴语,这就是吴音谱。在吴音谱的基础上再增加20个声母、2个韵母,制成闽广音谱。1907年,劳乃宣出版了《简字全谱》,包括了京音、宁音、吴语和闽广音四谱。
    1908年初,清廷正在“筹备立宪”。劳乃宣经两江总督的推荐,前往北京。是年5月23日,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他向那拉氏建议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当时称简字),他认为,这样做后,可以使“中国旧学更要昌明”(《劳乃宣宣召对笔记》、未刊手稿)。他被召见后,晋升为四品京堂。1909年,劳乃宣与赵炳麟、汪荣宝等一班名流,在北京成立了研究文字改革的最早的群众性团体之一的“简字研究会”。他的合声简字在南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拼音史上正确解决方言与共同语关系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工作对后来注音字母方案的研制具有很大的影响。他长期从事古代数学研究,并著有《筹算浅释》、《古筹算考释》等专著。
    劳乃宣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1901年间,他曾被任命为上海南洋公学总办,是年底至1903年主持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1年11月26日,清政府任命劳乃宣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此前,京师大学堂自建立以来,已有八人担任过此职,依次为: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张亨嘉、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态,劳氏为第九任,也是主持京师大学堂时间最短(1911年12月-1912年2月)的一位,也是最后的一位。因为他离职后,京师大学堂就改名为北京大学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严复。
    劳氏虽为清末活跃人物,不知何故,其书法墨迹留存于世者却鲜见。余亦仅藏其致汉澄先生信札一通。其行书自然,不易认读,释文如下:
    汉澄公祖大人阁下:日前由信局寄呈两函,并二月、三月筼圃课卷,由邮局寄呈一函,并五月筼圃课题,计可先后达览。比惟政祺迪吉。履祉延庥,至颂至仰。弟感冒近已大愈,惟脾胃不甚消化,服调理之药稍觉有效,精力尚可支持,足抒注存。兹寄呈四月筼圃课卷,五十八本,祈謦入口榜为幸。罗叔醒,前有书来,言有湘中之行,四月初言旋,道出金陵,可以相见,而至今未到。昨闻友人言及叔醞为陆春帅以学务挽留,湘行禾果,今仍在苏。因将前存之函并尊函一并加函寄苏,俟有复音当再奉闻。手肃祗请,政安伏惟,垂照不具。治愚弟:劳乃宣顿首。四月二十日。
    信中所及人物:“汉澄”不知何人字号?罗叔醞,即罗振玉。
    
    7、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
      
    民国初年,严复以新学开山祖师,荣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闽侯)人。早年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派赴英留学,毕业于英国格林茨海军大学。在留学期间,他很注意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除在英国外,还到过法国游历考察。回国后,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先后担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甲午战争后,严复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主张变法维新,抨击顽固保守。为了从理论上加强维新变法的宣传,他把很大的精力用于译述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广泛介绍近代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并以最早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天下。后又译亚当斯密之《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名学》和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著,皆风行海内,广为学术界所推崇。据说《天演论》还未出版时,为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作序,提倡西学的吴汝纶就“手录副本,密之枕中”。维新派首领梁启超也“借抄”,并劝严复“早日付梓”。连自视甚高、目空天下的康有为也为之折节叹服说:“眼中未见此等人”,“《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上学时,老师杨天骥让学生买《天演论》作读本。《天演论》的思想对早年的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严复的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重要论述,对活跃我国学术思想,传播民主、自由、民权、科学等近代思潮,推动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确实起到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为译书的基本准则和他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蹰”的严谨态度,一直为后来的翻译家们所称道。
    严复先生的墨迹存世亦鲜见,或许与严氏墨迹有缘,目前,余寓藏严氏书法作品、信札数件。信札是其晚年所书,受信人乃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先生。均与提取在商务股息有关。虽入垂暮之年,字里行间,苍老中亦蕴平和、雅淡、自然于其中。
      
    8、胡仁源与北京大学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起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历届校长19位。但人们经常提起的,说的最多的是严复和蔡元培。严复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则是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16年12月至1927年,将近11年。严、蔡二位校长对于北京大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间虽不长,仅半年左右,却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历尽艰辛,功不可没。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期间,由于他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开明作风和渊博的学识,由于他在国内教育界、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加上时代对革新中国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等,主客观条件的结合,推动了北大进行的重大改革,而在改革中,蔡元培发挥了首创作用,在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确是值得一书的大事。但是,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腐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和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和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就此,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前任胡仁源校长。
    胡仁源先生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专门学工业。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类今系主任),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1913年11月5日,校长何燏时在反对停办北大的斗争中,因得罪了教育部,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同月13日,教育部命胡仁源暂行管理北大校务(代理校长),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的第四任校长,他是蔡元培校长的前任,也是除蔡先生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 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主要措施有:1、扩大招生:暑假后本科添招新生,计文科70名,理科30名,法科110名,工科40名,合计250名。文科除中国文学外,增加中国哲学、英国文学二门。2、增聘教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尤其在1913年~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3、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订立考试规则,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实习。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成立教科书编委会,此外,还要求教师编写各课的教授要目(即教学大纲)。5、添购教学设备:除原有实验室外,新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试金室各一处,还添购了一些实验仪器和图样模型。6、整理图书: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从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师生均可自由阅览。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预科设主任管理课程的教学,并规定专任教员每周授课不得少于十二课时,兼任教师计时授课,计时支俸。8、培养专门学者:胡仁源在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子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三条措施。一、“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引自《北京大学计划书》)
    经过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搭建起来的。1914年,在校学生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33人,到1916年秋季(胡校长离校是1916年12月)开学时,全校学生人已增至1503人。
    需要强调的是,胡仁源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袁世凯反动政府执政之时,但听说胡仁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有气节的人,他不曾列于筹安会,上劝进表。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紧推进复辟帝制帥罪恶活动。他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为实现其复辟帝制的企图,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
    民国初年是一千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而胡仁源先生在危难之中自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令其暂行管理北京大学校长务至1916年12月6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任校长达四年之久,学生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的完善,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总之,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所做的一切整改工作,对于他的后任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继续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胡仁源先生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曾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已经在很多很多人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手迹就更是难得一见了。我是个幸运者,居然在旧书摊上的一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书稿中,翻检出胡先生早年编写的《中等应用力学》和《机械工学教科书》两部手稿。《中等应用力学》手稿封面,写有“北山西路5号胡次珊”字样。胡先生字次珊。从地址上看,大概是胡先生在浙江大学工学院任教授时所编。《中等应用力学》一册,共114页,出版过。《机械工学教科书》上、中、下三册,约34700字,并配有插图。未见著录。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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