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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2 次 更新时间: 2009-05-06 10:11:2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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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2006/11/29,台湾大学
·许倬云
标签: 知识分子

    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岁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挑战的态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全盘西化的胜利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共产党当政以前的左派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毛泽东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当今课题之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在美国,目前开始有些人在做这事情,医学院里逐渐有「medical ethics」这门课。我的侄女嫁给一个医生,他现在不行医,改读人类学了。同样的,在台湾有没有人问医药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很少。除医药专业这一行外,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专业,但它们的专业伦理在哪里?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像药学就是重要的商品,因为原料太便宜,卖的价格却又太贵。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药水,这么小瓶,价格25块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药。二十五块美金的价格如何来的?里面有二十四块九毛九被实验室赚走。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利的结合。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对年轻朋友的期许
    
    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我都当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谈话,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国、大陆、台湾看到的种种,使我痛感事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盼望明年有机会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谢谢大家!
    
    提问与回答
    
    包副校长:现在开放提问,机会非常难得。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提问的时候,简单说一下你的学系。
    问:许教授,很抱歉,来迟了点。我是公卫学院金传春教授。知识分子有不同的年龄层或不同经历,张载所讲的知识分子四个维度,为天地立心蛮难的,为生民立命也蛮难的,为往圣继绝学五十岁以后才可能做得到,为万世开太平更难,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达得到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太高,而太高的理想反而缺少实务上可以达到的做法。请问,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切实地达到这四个维度?
    许:谢谢你, 金教授。离上会谈话, 已经久违了。
    我想妳确实晚了点进来,没有听到我的开场白,尤其我特别说明我是刻意扭曲张载的那四句话,把这四个维度说成四个类型。我说过,很少有人能做满四个类型,一个人做好一个类型就已经很好了。一个人要做到怎样的地步才算好?这要依他的机缘、才力等种种条件而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我们可以找一个类型来做,能够做多少事情算多少,如此而已。
    知识分子的这四个类型或维度,分别是哲学家、实践的服务者、知识的传授者、理想境界的建构者。历史上,几乎不见全包四类的人物,我们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全挑?孔夫子也未必全包四项,他在良师这个类型做得很好,但做官大概不会很好。
    我并不是要拿张载的话批判每一个人,说每个人都要做得到这四个类型,而是说每一个人从四种类型里选一项,然后尽力以赴。我自己选的是做老师这一行,能不能为往圣继绝学,我不知道,但我尽心尽力做个文化的承载者。我的老师给我多少,我把它发挥得再多一点,传给下一代的学生,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从三十二岁开始教书,到今天教了四十多年,我没办法说自己是很好的老师,但我尽力在做。至于针贬社会,是我另外期许自己要做的事。我一辈子的另一个副业就是替报纸写文章。2005年的圣诞节,我决定停写了,接下来的世界是年青人的,我离它太远了。离太远时,说的话可能会远离现实、不切实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如我,一大半身体已离开这社会了,因此从2005年起,我就停止写专论。在四个类型的工作里,我挑选了两个去做,如果今天我给自己打分数,恐怕连五十分都达不到,但限于我个人的才力,也只能如此。
    教书这一行,当年我非常盼望在台大一辈子教下去。但1970年代,环境不容许我教下去,只好走开。走开之后,我不是不想再回来教,总有种种因素牵绊着,只好在外面东漂西荡。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和真能做到的事情并不一致,有种种局限。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人生高标境界,其实难达到,但我们应心向往之,虽不能至,还是应悬在那里,心向往之。自己做不到,可以告诉机缘更好、才力更高的下一代去努力。告诉他们:「你能做得更好,你该接下棒子。」我刚刚讲了差不多一小时的话,只讲了不到半打的历史人物,可见历史上见于记载的也不过就是几个人而已。我们怎能盼望学府里面与外面的人都能做到?所以,高的境界要悬在那里,当作遥远的目标。做事情,则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做,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量力是衡断自己的力量,尽力是努力去做。还有没有问题?
    包副校长:金教授是公卫学院的老师,她对于人文方面非常关心。高研院就是希望多做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金教授本身也有相当的人文关怀。好,我们继续,请提问。
    问:我是费曼科普读书会的约瑟。很不好意思被许教授说中,我读许教授的书也是从管理学那边开始看的。上个月,我向一个俄罗斯教授发问时,引用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1909~2005)的话,彼得.杜拉克说:「改变世界的不是科学,而是科技」,结果这位俄罗斯教授引用孔夫子「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回答,我吓了一跳。很多人都认为古希腊罗马、柏拉图的政治学之类的知识是世界公产,所以当我在英国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中国式的时候,反而会吓一跳。像这些移植的东西,因为年代久远,感觉就好像原生的一样。请问,这些制度的移植,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谢谢。
    许:制度移植没有完全不变的,因为制度本身在原有的土壤上也会改变。你刚刚讲的中国文官制度本身,就有过很多的转折和不断的修改。中国文官制度是经由阿拉伯世界,先到地中海的几个城市后,再移植到英国。换言之,英国雇用文员的考试和审核制度,是从阿拉伯世界传过去的,而第一个接受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私家公司,因此它的职员没有中国士大夫对社会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士大夫精神,一些人在外面批判政府不肯参加文官制度,一些人做官,但在里面做矫正者、抗议者,进退自有原则,该离开时离开,该抗议时抗议。这种士大夫精神,不但东印度公司没有,英国政府的文官制度也没有。英国的文官是专业者(professional),新加坡的文官也是,效率高、清廉度第一,但没有士大夫精神。就某方面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皇帝共天下,有相当大的一批官员,实际上是向皇权投降。但另一方面,也另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选择抗争。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清流浊流之争,在朝在野之争,和皇权的关系是亦分亦合,亦敌亦友,既合作又抗争,双方的紧张(tension)一直在那里。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曾移植到日本去。日本把整个唐朝的东西都搬过去了,一切唯妙唯肖,很多名称一样,但日本没有科举,也没有中国的谏官制度,因此日本的文官也是从属于政权,并不是独立的专业人员。
    许多移植过的制度和原来的制度不会一样。刚刚讲的文官制度,中国文官有管皇帝的人──谏官,但美国或英国的文官系统都没有常设的监察权。例如,美国尼克松时出了事情,找不到人来管他,国会只好临时通过个法律,临时任命特定检察官来管总统。股份公司是我们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移植过来制度,看看今天各大小公司的信封或名片,都写着股份有限公司,但实质一问,绝大多数都是家庭企业,既非股份,也非有限。它们虽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但权力结构、股权掌握,完全不是那回事。另如股票市场,在西方是一回事,在台湾是另一回事,我们的股票市场像赌场,与其原义不同。股票市场规定不许内线买卖,违规者要下牢判十年徒刑,走漏消息也要坐牢,但在台湾就可以做,如第一家庭。股市是资本主义市场合理性的一部份,但它本身在美国也正在败坏之中,如恩隆(Enron)公司出问题被判刑。
    
    问: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我最近碰到一位诺贝尔得奖者,问他:在信息的时代,胜者全拿(winner takes all),但这会面临结构性的问题,那就是M型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中产阶级不见了。我们会不会回到类似西方的中世纪?只有贵族与奴隶,武士是贵族的打手。您觉得应该怎样面对M型社会这个问题?
    许:这的确是极大的危机。信息社会有信息公开的好处,但信息公开后被什么人掌握以及他们怎么用信息,则是另一回事。由于信息流动没有限制,人也在跟着流动,使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当我们变成孤立的群众,自然对抗不了掌握信息的团体。再说,我们已身在消费的社会,消费的社会是希望你用得愈多愈好,如计算机的软件、硬件几年就需要换一次,一换就整个报废,不报废则微软没钱赚。Linux一大群人,天天跟微软奋斗,还是敌不过,就因为微软的力量大,许多个别的用户没法去对抗它。消费社会的后果,是快速消费掉人类能用的所有资源,不管是天然资源,还是人类脑力的资源。
    如今,我们都面临零碎化,变成散的、一个个无助的个人。这会引发种种问题,例如:自由的意义要如何界定?我们都很自由,没人能管你,但却是漂浮的,也是寂寞的。还有一大堆要界定的东西,譬如认同(identity),一个人有多重多面的认同,哪一个才是真的?戴上一个面具是一个角色,戴上另一个面具是另一角色,面对不同人时有不同的身分与角色。每个人,都孤立又有许多面貌,那我要如何认识这个人,如何跟他交流?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还是一个险象四伏的新世界?面对这逼人而来的情势,我们必须想想。如今,每当我一想到这问题时,背上一身冷汗。从一万多年前,人类开始知道种植、牧羊以来,从没有过现在这么大的危机。将来,或许会有更大危机的来临,譬如一个小彗星、小行星撞到地球来。可是目前的危机,有点像是人为的解体、社会的内耗,而我们已经看到它过来的身影,听到它脚步的声音。因此,这几年来,一有机会,我就提出这类的问题,要大家注意。
    前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朋友看了后很气愤转寄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美国共和党期中选举募款会上一位捐款人的发言。这个有钱的人骂民主党说:「民主党没有资格讲公平,我做的就是最公平的事。我有本事赚你的钱,就是公平;我有本事把你弄得赤贫,就是公平。这是丛林律,从古到今,老虎吃羊就是这样。我是老虎,你是羊,谁叫你自愿做羊呢?我选择做老虎,就是我的公道。」这个富人的新伦理,竟然在捐款会上由富人自己公然提出来,并见诸于报章。我的朋友看了,气得发昏,发了一百封信,把这篇文章传给许多人。这件事告诉我们,大家不应只迷迷糊糊在专业的圈子里过日子,必须要重新问一问许多一向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例如:人本身的定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什么样的群体组合比较合理?合理的「理」字在哪里?公平,是谁的公平?是起跑点的公平,还是终点的公平?这许多问题,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同仁必须一同去想、去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超越同仁们今天发表两篇或是三篇文章,也超越SSCI上面得到的数目字。
    
    问:我是黄启江,在美国教书,来台大访问,非常高兴有机会听到许院士的演讲。我向许院士请教的是,讲题「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中,两者的关系是对立还是承继?另外,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文官制度里的人,虽有谏官,但也有许多人没什么灵魂,西周时的孔子与很多知识分子都批评过。西方也一样,文官制度里的人,通常都不是那些可以称为合格知识分子的人物。张载那个四个维度,是不是因为进入文官考试制度的人都没做到,因而他才提出来?
    许:我说过,我稍微扭曲了张载的话。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不是过日子的「命」,而是另外一套,此刻不去讨论。知识分子这四个类型,只要有一个人在一个类型中尽到力,这个类型就存在。中国的文官官员,有很多只怕底子不红,不怕良心不黑,而且这种人绝对超过大半数,但毕竟有些人确实在做事,只要有若干人在,典型就存在。
    中国知识分子这四个类型所涵盖的面,在世界其他文明系统中确实罕见。犹太从以赛亚(Isaiah)以下的先知,是针贬批判者;律法师则是服务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国,因理想国是上帝的事情。犹太教的继承者──基督教,其理想国一直要到汤马斯‧摩尔(Thomas More, 1478~1535)才写出来。耶稣基督提出来的理想国,是从犹太教的悖论。但等到基督教成为大的教会后,也没有人再提理想国了。一直要到启蒙时代,世俗世界提出新的境界,才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我认为,犹太基督传统中,因受神学约束,理想国和宏观宇宙解释这两部分确实是比较少。当然,现在有很多大学,在神学大圈圈里做了很大的改变,但上面一神信仰的铁帽子框在那里,仍脱不出去。东正教的僧侣是俄国的官员,很多东正教官员比贵族、武士们要高明得多,但是,刚刚讲的几个境界,东正教的僧侣几乎都缺少。回教的教士,站在教内批判政权,甚至主导政权,权力比中国儒家文官的影响还大。今天伊朗的教士会议,可以否决宪法,但这种权力是为了维护其宇宙解释系统,他们不在乎未来理想,也不在乎服务人民。「继绝学」,他们绝对有,但不容许悖反。
    我借张载的四句话,做为培植全球文化知识分子努力的四个方向。不只是文官,今天社会上的文化界、舆论界人物,甚至文学人、艺术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工作。将来知识分子努力工作的方向,至少有四个,甚至更多,参与的人也不止于「读书人」,范围宽得多。我们要认真地去找这些工作,自觉地去挑这担子。
    
    问:我是大学部的学生,对政治不很了解,我的感觉是现在台湾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制衡力量。西方社会,例如英国,有很强大的学术力量或反对力量,可是在台湾这力量很不一样。我好奇的是,是民族性的原因还是以前的政治影响,让台湾的制衡力量不见了?
    许: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不愿意用「民族性」三个字,因为「民族性」有推诿的功效,把问题推到一个无法解释的事情上。我觉得台湾今天的现象,跟美国或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内涵与内容严重衰退,我称之为「庸俗化」。
    民主政治里,除了代表一部分人群及其利益的政党人物,另外也应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意见领袖(opinion makers)。政党人物与意见领袖,都是专业的政治人物,他们有一定的训练,有一定的稳定性。他们先思考问题,再把问题抛给大众,以政党的政见向选民投标,然后由人民选择。人民做选择时,是以自己的利益与福祉来做衡量标准。媒体,则是讨论问题的论坛。在台湾,政党操作情绪,不谈政见;读者也不用媒体来讨论意见,媒体则跟着读者降低质量,渐渐失去论坛的功能。台湾有些报纸,一张照相占三分之二页,就是因为读者不读文字。另外,台湾特殊的地方,是有族群、语言群、本体性等先设的立场。当这些名辞一出现,所有其他的考虑都靠边站,人民做选择时不考虑政策的好坏,而是考虑到候选人讲什么话,代表什么人。这时,人民的选择是不理性的,是情绪化的。台湾民主的坏,就坏在大家凭情绪和凭自己预设的立场去投票,政客们更是变本加厉在操弄这种东西。前阵子,看公视台北市长的辩论会,那根本不是辩论,三个辩论者都该打不及格的分数,找年轻学生讲得都比他们高明些。
    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意见领袖愈来愈少。我在一九五七年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某地区某家的老太太,热心公益,在菜场贴个小公告,说我家几点到几点喝咖啡。她的朋友去了后,就开始讨论问题,讨论不得要领时,再找个专家去讨论,以形成他们的意见。谁是共和党,谁是民主党,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喝咖啡时应去谁家喝。这种情形,在今天的美国城市里已看不见了,如今大家意见分界的非常激烈,见了面都说不要谈政治,只谈天气。后来,大家也不能谈天气,因为天气好共和党才愿意去投票,天气不好民主党还是愿意去投票,既然天气好坏和共和党、民主党的利益有关,所以大家最后连“天气”也不能谈。这都是民主政治制度庸俗化的后果,而政客也有意在操弄庸俗,愈庸俗愈对政客有利。布什是最大的庸俗者,阿扁只是小布什而已,小巫见大巫。有位同学问政治上的问题。如何去改变?一个人改变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群人在投票时讨论讨论,可以讨论那些政治人物预设的立场有多少合理性,讨论哪些政治人物真正值得我们选贤与能。
    
    问:我是历史系大学部的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可是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我放下书本看到实际生活的时候,不论遇到的人或事,似乎都显现不出文化传统的脉络。当传统的文化遇到现代化的文化冲击时,是不是都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传统文化要如何去面对现代化与世界化潮流体系的冲击?
    许:你所见的今天,是不是你所读到的传统中国?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近代的菁英,绝大部分是西化的菁英。中国真正深层的文化传承,到哪里才看得见?我学考古学,常去考古遗址,曾连着十年跑穷乡僻壤,前几年我跑不动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就在这些穷乡僻壤里。在穷乡僻壤,可以看见最丑恶和最教人感动的东西,只是平常大家不去看或看不见。其中,最教我感动的深层文化,是我在山西朔所见,窑洞里一家人的举止应对,无不得体。
    今天的台湾,经过好多重的变化之后,离传统中国有相当大的距离。在这里,中国文化的深层部分从开头就没有移植得很透,又在一步步的转变中不断被伤害,弄得所剩无几。今天的大陆,亦复如此,沿海城市已经都西化了。
    台湾展览、演出的文化活动很多,但是对观众、听众做认真阐释和讨论的几乎没有。举个例说,我在美国住的城市里有个歌剧院,歌剧院常常客满但年年亏本,因为它花费太大。歌剧演出有季节,演出之后会有无数的大、小讨论会,讨论演出的经过,也讨论某一场音乐、某一场故事。在台湾,我没看见这些。只有一次让我很感动,那是我跟白先勇两人推广昆曲时,他生病了,找我做他的帮手,当时新舞台里面八百人,外面两百人,令我相当感动。但我相信那是白先勇的号召力,不是昆曲本身。白先勇叫大家看《牡丹亭》、《长生殿》,看的观众有没有讨论音乐里面与文学价值之间是怎样勾连起来?很少很少。
    再以小说论,传统古典小说《红楼梦》,今天有几个人不单单是看了书,而且还会找会一群人抬杠抬到半夜三更?又如,自己看了一本好书,是否可以抓一群朋友讨论。我高中时,同班同学为了屠格涅夫小说中「罗亭」这角色,分成好几群对吵,吵了好几个月,大家都拿「罗亭」当镜子来反映自己。今天的高中生看不看这类小说?会不会把它当镜子照见自己,以显出自己的苍白、肤浅?那时我们苦苦争辩,吵得发昏,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把小说的这个角色记得清清楚楚。
    总之,台湾有文化活动,但都太过商业化、庸俗化,台湾并不真正具有文化本身孕养、成熟的环境。多少年来,台湾富足了,富足之后,应当教之,但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教育制度上有个大缺陷,就是太看重考试,只为考试过关,而没有培育养成一个人对自己四周事务的关怀、欣赏与批判。这部份,不单单是历史教育要负责任,所有各行各业、各层各级都要负责任。我希望大家共同从这方面努力,很多事应先从周边做起,这是可以做到的。
    
    问:请问许教授,我们有什么优势是承接文化而来?
    许:我们有优势,也有弱势。从中国历史上来讲,优势就是读书人本身一直有的自我期许。这一点,今天的美国没有,欧洲还有。自我期许,是立志、许愿,做得到做不到则是另外一回事。要自己先想想,能不能在一辈子志业里多花点心思,把我的事业与这方面的工作融合在一起做。举例来说,今天我可以挑一个考古学上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讲,我会讲得非常愉快,你们也听到了考古上一些新的讯息与新的解释。但我为什么要挑这个讲一次苦恼一次的题目?因为我立了心愿,要做这件事,这个心愿跟我一辈子读书是配合在一起的。希腊神话的薛西弗斯(Sisyphus)推石头上山,石头推到山顶上,又滚下来,薛西弗斯再下山去推。这是上帝给薛西弗斯的处罚,他必须一直推,一放弃就永远失败,当他推到山顶那个俄顷之间,石头确实在山顶。这是锲而不舍的一个巨大的批注。如果世界上无数的薛西弗斯立下这志愿的话,这一代不成,下一代不成,子子孙孙再接下去!慢慢做,一点点做,尽力而为之,如此而已。
    
    包副校长:非常谢谢许院士。许院士今天谈的是知识分子,他语重心长,本身也展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与内涵。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应拥有学识,更重要的是他的风范。刚才许教授也特别提到,知识分子有时候是很孤独的,从古到今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见容于当道,但扬名于万世。同学们很年轻,未来都可以成为有深度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应以此为期许。我记得许师母说,许院士一谈到学问,精神就来,不管是责任感也好,还是他心里热也好,可以跟你谈很久,但是若谈到学问以外,那许院士可能要打瞌睡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许院士在学问上的执着与追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许院士。
    许: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跟各位谈话,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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