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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1 次 更新时间: 2009-06-11 12:19:5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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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庵:传承与创新:党的干部教育研究的一部力作
——徐家林、黄君录、吴玲等著《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论》评介
·何云庵
标签: 干部教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胜利推进,而当前国内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也使我们的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时代精神,使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干部教育是关系党的事业全局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是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因此,加强干部教育研究,充分挖掘干部教育在发挥干部这一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中的潜在优势,是时代赋予我们党建理论工作者和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个神圣的使命。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徐家林、黄君录、吴玲等同志正是顺应了干部教育的时代需求,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撰就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一书,为新世纪的干部教育探索增添了亮丽的新篇章。
    “史论”一词包含了历史的眼光和理论的意识。用理性审思的眼光看待历史、总结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确定方向。《史论》以党的干部教育实践发展为经、以党的三代领导人干部教育思想演进为纬,按历史发展线索对党的干部教育历史开展专题性的梳理、总结和研究,全书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从一个个侧面集中史实、深刻剖析,从不同剖面深刻揭示干部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使人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取得明晰的认识,在新的形势下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理性务实精神,不断开拓干部教育的新境界,开创干部教育的新局面。纵览全书,著者在内容上着眼于反思性、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历史审视,突出历史分析与理论探讨相结合、反思性分析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
    首先,自觉的创新意识。干部是党的支柱,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尽管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系统梳理整个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80多年历史的研究专著缺乏。而《史论》从理论扬弃与实践创新的维度,循着干部教育的实践发展史和干部教育思想发展史两条并行不悖的历史线索,总结干部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探寻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干部教育的启示,进而研究执政条件下干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著者这种自觉的创新意识贯穿全篇:一是理论建构的创新。首先是明确划分了两个时期,即根据时代主题与背景的不同,干部教育内涵的变迁,对党成立以来的整个干部教育历史分为革命和执政两个时期;其次是明确遵循了两条主线,即干部教育的实践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这是两条并行不悖的并贯穿于党的整个干部教育历史的;再次是明确把握了两个主题,即传承与创新,传承旨在梳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创新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二是研究主题的创新。增加了以往干部教育中未曾研究的问题,如干部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更新了以往有些狭窄陈旧已无法适应干部教育发展的需要的研究内容,增加了研究的深度。著者以独特的创新视角来审视我国干部教育的发展史,从社会变迁与干部教育相互作用的视角总结了我国干部教育诞生以来不同时代的发展规律。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著者把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伟大实践和历史经验作为研究客体,但又不囿于按历史顺序作为叙事线索,而是就某些基本问题立论,展开专题性的梳理和研讨,力求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干部教育实践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就某方面经验作纵向比较,并且就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干部教育新模式作学理上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基本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史与论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采取“史论结合、以论为主、以论带史”的方法。比如著者在展示干部教育发展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点述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文献、干部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鲜经验等等。
    其次,翔实的材料梳理。全书的八章,不仅有对史实的客观记录,更有对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重要观点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而更加夯实了整个史论的基础。该书的材料耙梳工作全面超越了文献汇编和资料陈列的层面,在论题的选择、归类、概括、提炼的过程中显示了作者的开阔视域和理论功力。这部著作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干部教育8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概括,提出了两个历史时期、七个发展阶段的划分。著者从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上把党的干部教育划分为革命时期(1921-1949)和执政时期(1949-2007),这也是《史论》整体上分为上下编的依据;七个发展阶段,即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初创(1921年7月——1935年1月)、发展(1935年1月——1945年8月)、成熟(1945年8月——1949年10月)三个阶段以及执政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艰辛探索(1949年10月——1978年12月)、拨乱反正和正规化发展(1978年12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成功转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前)和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十六大以后)四个阶段。我认为,这样划分是比较合理和准确的。因为这样划分,体现了党的干部教育史同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历史和党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的统一。在进行合理历史分期的前提下,著者在这部著作中,致力于对每个时期或阶段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任务、内容、形式、特点等,进行具体、深入的开掘和分析,并就各个阶段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经验等进行概括。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和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是颇具匠心的。同时,这部著作对党的干部教育的创新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各个时期或阶段的叙述中都注意和突出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实践基础上的创新,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干部教育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展。
    第三,宽宏的研究视野。《史论》研究视野的包容性与宽阔度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部横跨几个学科、纵观八十多年历史的史论结合的学术著作,它集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于一身。该书一方面考虑干部教育的由来与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分析干部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一方面概述三代领导集体的干部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另一方面讨论干部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些充分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较强的驾驭能力。从研究视野上看,该书涵盖了以下这些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历史发展。著者从教育实践的角度剖析党的干部教育的发展史,总结了两个历史时期七个发展阶段党的干部教育在管理机制、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为我国当前干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二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思想演进。著者剖析了在长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中,我党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关于干部教育的论述以及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对党的干部教育思想作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厘清了党的干部教育思想的产生渊源、发展脉搏、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它前后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理论承接的角度完整总结了我党的干部教育理论。三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著者在梳理党的干部教育的历史的同时,总结了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富有特色的实践,为今后我党创建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四是干部教育培训体制创新理论研究。著者通过对干部教育状况的实证调查,借鉴了国内外干部培训的经验,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党的干部教育的体制创新问题。在干部教育的行政体制、管理模式为我党的干部教育实践的运行模式探讨了可行的参考。
    干部教育工作要实现新的发展,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科学发展服务,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历史告诉现在、现在启迪未来。著者从史论角度对中国共产党80多年干部教育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揭示了党的干部教育的脉络和根源,为当前干部教育工作改革和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应当说,这部研究专著,在给我们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地研究党的干部教育历史提供了最新成果和难得范例同时,也对我们搞好新世纪干部队伍建设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然,《史论》所探讨的内容毕竟涉及面较为广博,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某些问题研究的不足,如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干部教育思想应该有一个比较研究,对新世纪干部教育发展前景的展望也有待深化。希望著者通过后继的深入研究弥补本书的瑕疵。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人文学院院长)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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