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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09-07-05 00:43:20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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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农民革命、社会结构与现代化
——重读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是一部历史社会学的名著,从1966年出版到今天,在不同学科领域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摩尔以他特有的历史感、广阔的视野以及文字中流淌着的灵气,为不同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灵感,很多研究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摩尔影响的痕迹,不同的理论从摩尔原有的论著中引申和发掘出来。对这样一部涉及范围宽广、影响深远的名著进行评论和解读,难免有让人有如履薄冰之感,本文只能就其中最为典型突出的几个问题,进行扼要的阐述。
    
    一、 历史、空间与多线复合结构
    
    现代化是世界政治经济不可避免的潮流,全球都被逐渐卷入到此一巨大的变迁之中。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从欧洲起步,逐渐扩散到全球的不同区域和角落,传统农业社会在这种压力之下,开始主动或者被迫向工业社会转化。2现代化历史观基本上是一个线性历史发展观,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马克思也把历史看成一个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发展过程,摩尔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分析为根本出发点,构建他整个理论大厦,但他谨慎避免了马克思的单线史观,摩尔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使他的论述和分析更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延展性。
    摩尔认为,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主要分为三大类:最早的一条和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第二条也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的震撼,经由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共产主义,革命发动以农民为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3这三条道路不但彼此交汇和包融,而且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也在时间上构成更替和置换,不同背景和时代,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阶级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世界现代化不再单纯是一幅资产阶级和工人矛盾斗争的产物,不同历史情境之下,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风格迥异。摩尔的对于时间、空间、长时段社会结构的关注,和稍后的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由于不满足于现代化论者的线性发展模式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强调理论模式的应用必须和历史观察相互参照。4摩尔的这部著作,也可以看作长时段比较史学叙事结构的一个尝试,尽管这种叙事结构由于其学术野心和宏大架构,受到来自于各种不同角度的批判,但此种多线复合结构,对于理解历史复杂性,并进一步把理论框架和具体历史经验相结合起来,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摩尔对于宽广历史和空间的关注,使他避免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僵化的教条。他讨论了英法美、德意、中国、俄国等几种不同现代化道路,并用大量笔墨讨论印度的特殊性,不同的社会景观充满了机遇与冲突,偶然与选择,历史发展充满种种多样性的潜能。“摩尔的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图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自己坦率的承认,在他的研究视域之外,还存在尚未充分展开,有待深入研究的辽阔历史空间”。5
    农业的商品化程度、阶级结构和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摩尔的著作中得以展开讨论,他对于历史和空间的敏锐洞察,充分展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穿透时空的能力。同样的种子在不同土壤中完全可以成长为不同植物,生产关系和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实并非一个单纯理论就可以涵盖,摩尔长时段和多重空间的考察,使他对自己理论解释力也表现出一些犹疑,“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的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非常庞杂和富有弹性”.6这种庞杂的结构和富于弹性的表述方式,恰恰证明了他多线复合结构的延展性和开放性,正是此一品格,成为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最大闪光之处。
    
    二、农民:被遗忘的主体
    
    在有关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农民很少被置于主体地位。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最重要景观,农民基本上处于无声无息消亡的阶层,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发挥什么重要作用。摩尔却发现,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农民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农民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主体,在两大文明接替更换之际,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结构,会成为型塑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因子。
    亨廷顿以政治学家的眼光观察到,一个社会是否会走上具有革命性质的发展道路,与农民有直接关系,只有当中等阶级和农民一致反对现存政治体系,才易于发生革命。7摩尔通过其比较史学辽阔视野,认为农业商品化不同程度下的农民在世界现代化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地主贵族的不同阶级关系,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农民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强烈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可以和不同阶级联盟,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其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对社会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8摩尔独辟蹊径,使传统现代化研究中被忽视的农民成为主体,尽管农民还只是存在于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只有在其中发挥历史功能,但比起众多研究对于农民作用的视而不见,摩尔成功的使农民进入研究者和阅读者的视野之中。
    著名的农民学专家米格代尔也注意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来农村的生存机制被破坏,身处重重压力之下的农村和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生存境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冒险和变革。9他们不再是沉默、无法表达自己声音的群体,也不是面对大的社会变革无动于衷,相反,农民群体在社会转型中,总是努力适应整体形势的变迁。而当农民作出各种努力失败后,内在压力无法得到舒缓,农民阶层就会倾向于选择大规模的革命。农民革命不再是无组织的造反,突然爆发的暴动,农民开始作为一个阶级行动,他们构成了旨在推翻现存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主体,这种运动具有正规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政治目标。10摩尔在探讨中国革命起源时也注意到,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中国地主并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成工人,农业商品化程度很低,农民在现代化市场大潮冲之下,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日益增大,大量农民陷于破产边缘,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是中国发生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
    亨廷顿指出,只有把知识分子乌托邦式的目标和农民具体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真正的改革和革命,作为潜在革命群体的农民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11革命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有效动员和联合农民。中国革命最大特点就在于不断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的控制区域中,重新建立起一种集中内聚的团结力量。“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向人民提供了更多保护,由于中国共产党运用物质利益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方面的组织能力增强,因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农民从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解脱出来”。1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勃兴,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和千百万农民的有效联合。摩尔把中国革命归纳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他把农民当做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也颇为抓住历史的核心和关键。
    
    三、暴力革命:一个未完成的讨论
    
    暴力革命一向是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学者不大愿意涉及的论题,民主、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理想,向来染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似乎民主和自由是西方社会自发演进诞生的秩序,伴随着和平和博爱的钟声。摩尔却冷静地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诞生,是经过了一番暴力革命的洗礼,他详细分析和考察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通往民主道路上所经历的暴力冲突,打消了人们对和平过渡的天真想象,再一次向我们呈现出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是漫长的政治演变进程中异常激烈的暴力行为,从中产生出我们所谓的西方现代民主”。13
    暴力革命摧毁了旧有的社会结构,扫清了通向现代民主道路上的障碍,相反,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分解旧体系,其政治后果必定有所不同,伴随保守型现代化的推进,政府总是试图尽可能的保留原有的社会结构,把旧内容塞到新的建筑物中”。14虽然通往现代化道路中,德意等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然而,短暂脆弱的民主,由于没有相应社会结构作为基础,很快就夭折了,伴随而来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却带给了人民更大的苦难,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巨大的反动力量。
    摩尔在书中还用了相当篇幅来讨论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他承认印度开创了至少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未经暴力革命便完成了重要的民主制度的建设,然而正是由于缺少重要的暴力环节,以革命的手段粉碎过去,印度民主面临着极度的困难,这也导致了印度在现代化途中长期的犹疑不定和徘徊不前。15印度的现实似乎又一次印证的摩尔的推断,暴力革命是通往现代化和民主道路的重要一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打破,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只有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强大稳固的现代国家。
    然而对于暴力革命意义的探讨,一直以来就无法达成共识,对暴力革命的批评几乎源源不断。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著名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柏克就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和残酷表达了充满睿智的批判。16大规模的流血和死亡,不同党派和不同政见者之间彼此残杀,不但摧毁了传统中弥足珍贵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同时塑造出一种非常不宽容的政治文化,革命虽然名义上追求自由、民主和博爱,但事实上,往往会演化为,罪恶借自由之名大行其道。所以,保守主义思想家往往倾向于渐进的改造和变革,提倡一点一滴的进行改良,反对对社会文化和传统造成巨大破坏的革命,因为革命造成的社会破坏,可能在未来很多年中都无法恢复,而革命留下的不宽容,又会影响一个民族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不可否认,摩尔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暴烈思想的回归,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基本上可以算是美国思潮转折的重大标志。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无论对暴力革命的肯定还是反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经验支撑,摩尔的暴力革命论和保守主义者的反对暴力论,实际上都有其逻辑自恰性,也有其充分的理论解释力。暴力革命的意义可能也要在两者之间去探讨,进一步深入思考,摩尔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思考问题的空间,我想,这也许正表现出这本书开放的品格,也体现出真正经典的魅力之所在。
      
     1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同注1,第334页。
      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
      5 同注1,译者前言,第3页。
      6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7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8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9 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0 同注9,第195页。
      11 同注7,371页。
      12 同注9,第213页。
      13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
      14 同注1,第355页。
      15 同注1,第349、350页。
      16 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 本文责编: 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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