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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3 次 更新时间: 2009-07-07 15:49:5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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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平:强市场中的“弱参与”:一个公民社会的考察路径*
·陈福平
标签: 公民社会

    提要: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发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推进了公民参与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将这种"空间释放"控制之后,从宏观的表现上看,公民参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种抑制效应。同时我们还发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公民参与网络发展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能力愈趋于弱化。作者认为,公民间的相互合作与参与网络的建立,不应该仅仅表现为一种"原子化"参与能力的提高,只有增强人们彼此间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才能真正推进公民社会健康有效的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自主空间;合作精神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蔡禾教授、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黎熙元博士的探讨与启发,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梁玉成博士给予了计量上的指导,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7级博士生李超海、许涛也对本文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文所有可能的责任由作者承担。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公民参与一直被视为公民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学者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公民参与水平是不一样的(Almond,1963;Putnam ,1993;Wuthnow ,1991;Schofer Fourcade2Gourinchas,2001),而背后的原因则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当代中国,许多学者提出市场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个体自主能力得到了提高,尤其是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带来更多参与路径等自主空间的释放,从而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出现。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的发展对公民社会也存在着某种抑制性,例如机会主义的出现、合作传统的遗失、社会信任的降低,等等。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市场发展是否带来了人们公民参与的繁荣,其中又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对这种繁荣或抑制产生了影响,同时本文也将对当代中国各个地区间的公民参与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阐释宏观层面的市场发展是如何对人们公民参与差异造成影响的。
    
    一、市场化背景下的公民参与:一个争议的话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将逐渐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的社会状态。对于公民社会,学者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关公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1)公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内生于市场经济平等自治的契约关系;(3)公民社会遵循法原则;(4)公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公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公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邓正来,1996)。从公民社会的特点来看,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一些国内学者也乐观地将市场经济作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基础,不断地创造着其发展的良好空间(方朝晖,1999;高兆明,1999;储建国,1999;田忠,2001;俞可平,2006;张喜红,2007)。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同样也有富裕的社会将拥有更多公民社会特性的观点(Gellner ,1994;Bellah et al .,1991;Bellahet al .,1981)。然而也有学者提出批评意见,认为:"虽然市场经济有助于消除专制集权控制,为社会成员自由的社会活动创造空间,但是它却无法提供社会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相反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所具有的恰恰是对它们的损害作用和对社会成员原子化与机会主义倾向的诱发"(陶传进,2003)。因此,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成为一个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焦点。
    对于以上观点我们注意到,争议的双方在市场经济对于公民个体自主空间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清楚地阐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给予人们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契约关系的经济,这首先要求参与的行动主体拥有人身的自由权利和能力,"因此只有在个人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时,公民社会才能繁荣起来。为公民社会形成提供机会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因为个人满足自然欲望的能力受到限制时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超越"(潘恩,2005:79)。溯及到更早的黑格尔,公民社会是物质生活条件的领域,是自然必然性的产物。在公民社会里,各个人是以自私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的,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就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黑格尔,1961:124)。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使得人们物质利益关系活跃起来的重要社会机制之一。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更大背景时,这种个体自主能力的解放也内含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特征。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对整体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城市居民生活中,单位常常是主导的因素,居民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个人自主空间往往有限。计划经济不仅是对物质产品的计划生产,也是对人和人的生活的计划安排。市场经济建构起来后,产品和人都无法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安排了,人在市场上活动,需要社会成员自己选择,没有人能够代劳。选择空间的拓展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提高的需求,有了这种自主能力,对于一种既定安排的模式就难以接受了。人在市场上形成的自主性,必然会带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社会越来越充分地从国家垂直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时候,个人就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自由空间和自主支配的资源;当社会内部进一步分化的时候,人们的兴趣、利益、地位也都在分化,于是就有越来越普遍的"人以群分"的结社(高丙中,2006)。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学者们都认同的假设: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自主能力得到了提高、自主空间得到了释放,从而带来了公民社会的推进。
    争议双方的焦点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带来了人们相互关系的融合?事实上从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的讨论开始,就引发了关于商品与市场经济发展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思。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和主导精神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对待人和事物时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基于这种态度,形式公正经常与不为他人着想的冷漠结合在一起。货币借助"多少钱"表达了所有物质之间的不同。货币以它那无色彩性和中立性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共同单位,它不可避免地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个性、特殊价值和不可比性。这种冷漠的结果是,我们甚至经常不能清晰地知道多年来一直是我们邻居的那些人(齐美尔,2007:21-25)。而陶传进对于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之间矛盾的论证,更是引用了奥尔森的主要观点来对其进行批判。奥尔森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他通过对复杂世界的观察,发现之前大家所公认"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扩大集团利益的倾向"的观点是错误的。集团利益的共同性导致"搭便车"现象,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而后他对集团进行了细分,分为相容性集团和排他性集团,并提出相容性集团较排他性集团更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的观点。由此陶传进(2003)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使人们自利心理增强,从而最终损害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破坏了公民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基础。因此,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件"悬案".
    
    五、结论与讨论
    
    如图6所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斜率的提高),使得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了可能。然而,当我们将这种自主能力控制了之后,从宏观上看,公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种抑制的效应(截距的降低)。我们通过理论探讨将这种抑制效应归结为合作精神、公共责任感的缺失。这样,假设1也在公民参与对于网络成员互助和信任作用这一内生结构中得到了印证(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和参与成员互惠信任的斜率降低)。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下,随着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发展将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公民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人们能够拥有更多支配空间和时间、更多参与路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具有合作精神和相互信任的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过程。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存在两种结构性效应。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成员个人资源动员的空间,给予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的路径,丰富了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上考虑,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中对自利行为的刺激,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与公共责任感。当我们把社会生活想象为一个愈趋华丽的剧场时,每个参与者前来观看,然而嬉笑怒骂之后,彼此没有留下联系地离开了。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第二,由于合作精神的缺失,由更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带来的参与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一种"强参与",因为其带来"实质性社会资本"增加的能力正在衰退之中。在普特南的研究中,公民参与的行为是带来社会资本增加的重要机制。他以此为衡量研究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得出了社会资本正在"Declining"(下降)和"Disappearance"(消失)的结论(Putnam,1993,1995),尽管他的这种论断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引起了许多争论。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内在于参与网络中的合作精神和公共责任感才是网络中互惠与信任产生的源泉。简单的出于兴趣和利益的参与,并不必然带来公民社会中"实质性社会资本"的增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997)开篇中写道:"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当我们深刻怀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可以说,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人的第一性是同情、怜悯之心,第二性才是自利之心,二者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同情、恻隐之心是自利之心的基础,在二者的自然作用之下,人类就会克制追求自身的幸福。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第一个假设正是一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参与繁荣,从而形成公民互惠和信任的精神内核,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使公民社会的产生。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正在诸多领域改变着我们社会生活,而在我们的分析中,从宏观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们的交往和参与行为却愈趋于一种"弱参与",这个"弱"不但体现在参与的抑制效应,同时也体现于公民参与网络在生产网络中互助和信任的能力正在下降。
    因此,当我们乐观地在政策分析中强调参与"量"的增加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参与的"质"是否真的得到了提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是否正在遗失些什么?当回归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时,正如有学者对人们社区生活所作的分析那样,社区生活中的参与是"自上而下建构"的参与和"表演性参与"、"参与越趋向于个体化"(杨敏,2007;伯兰德、朱健刚,2007;黎熙元、陈福平,2008)时,对于我们公民社会的建设路径还需要引起更多制度上的思考。我们在本文中所要强调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内生于良好市场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和公民的行动理念同样需要我们去建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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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 frank
□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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