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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9 次 更新时间: 2009-07-09 16:48:5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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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德翁的玩意儿
·许章润
标签: 法律公正

    “疑难案件真的没有正确答案吗?”,这是德沃金教授一篇论文的标题,说的是所有“疑难案件”都会有,也不可能没有“正确答案”。所谓正确答案,当然并非仅指法官大人的裁判,毋宁意味着司法裁判充盈正当性,在法律和道德上站得住脚。而且,在德公看来,这一双重站得住脚的答案,一案只有一个,是为“唯一正确答案”。尽管并非历千万纪而颠扑不破,共三光而永光,但是,其为“最佳选择”,至少满足了当下公义的要求,长远来看,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选择。
    为此,德翁经由归纳,借助“裁示性概念”这一概念化工具和二值论题这一思维程式,预将论敌的观点类型化,分解为两个“表述”。所谓裁示性概念(dispositive concept),例如“有效契约”、“民事责任”和“犯罪”等等,本身的存在状态是要么“有效”要么“无效”,要么“有责”要么“无责”,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不可能出现既有效又无效,既有责又无责,既有罪又无罪的情形,恰恰要求裁判辨明言清,下笔千钧。骑墙式的道德两难、政客式的两面讨好与乡愿式的发难,在此均无容身之地。至于论敌的两个“表述”或者命题之真耶假耶,德翁再藉诸演绎,将其细致分梳,逐一驳论。其间经院式逻辑论证的烦琐与起承转合的诡谲,一以普通法的“法律解释”技艺一言以蔽之,不仅外人昏昏昭昭,即便法律从业者,亦且头大呢!难怪连理查德•波斯纳也揶揄其为“障眼法”,法学界自产自销,小圈子自娱自乐而已。
    可是,正如德翁所言,任何人意欲反驳,也需经由此种论证过程,才能算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换言之,进路与语境的旗鼓相当,是讲理的前提,致思的保障,进而有望让人心服口服的必要条件。德翁说,“断定是我犯错的论证必得也是一种哲学论证”,实即在说:有本事,你象洒家一样,玩玩这一套让大家瞧瞧。以“障眼法”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固然于解构中解气,说了算了而一了百了,但学术本身正在于慎思明辨、格物致知,司法裁判的过程更在于析事明理,讨说法而给大家一个说法,要活法而让人有一个活法,若无严谨推理,缜密论证,老天爷,谁能保证公平裁判。毕竟,法官是人不是神,更何况连神都会出错。是呀,西洋诗歌不是曾经咏叹:“太阳,照顾好你自己!”洋洋数十万言,旨在论证“黑色在光谱中是最暗的”,固为笑谈,可道出的却是“论证”的重要性,不可小觑。逻辑实证之为一种人类高超心智,为哲学与科学运思之车的轨辙,也是法律思维的理路,其因在此。所谓“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极高明而道中庸,可那只限于哲学与教义,恃于诗思与神启,直指本心,而非法学,有赖逻辑与实证,重在言事而说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健全的法律心智而言,分析法学、社会法学、历史法学与自然法学,凡此法意资源与人类精神,均为缺一不可。而就培训法律人,实现法学知识的体系化和学科规训来看,分析法学实在是不二法门,基础之基础。具体而言,分析法学不仅经由概念的辨析、规则的分梳、理念的论说来提炼原理,演绎学理,展示论理,实现法学知识的体系化,而且,其于法学方法论之念兹在兹,更是使得法学秉赋了可能通往纯粹理性的素质,法律人由此获得了理论性思维的学术性格,而于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中赋予规范以此种言事说理的品性。此即所谓“法律理性”者也。法律之为法律,法理之为法理,法律人之为法律人,法律思维之为一种法律思维,正在于秉承此种法律理性,实践此种法律理性,弘扬此种法律理性。之所以说一切法学首先均为法律解释学,也不得不是一种阐释的过程,从而,规范解释是一种经典的法学方法,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
    其实,德翁从来不曾认为仅靠逻辑实证主义即可找出“唯一正确答案”。这不,就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德翁伸言,一个能够为法律命题提供最佳说明的理论,必得通过“适当性”和“政治道德”两项标准的检验。前者意谓大体而言,如果某一理论更为经常地为人们所运用,说明它较诸另一理论能够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论证;后者是说倘若两种理论同具解释力,但是其中一种具有政治理论或者道德理论上的优势,那么,它便具有更为充沛的法理解释力。读者明鉴,这同样还是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程式以调用其他资源,以补充其不足,发挥其意蕴,而坚守的依然不外是分析法学的看家本领。——好一个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在于“法律解释”,法律人,首先是法学家,真正是法律的祭司呢!
    尤有甚者,德翁据以伸论的“原则”常常属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德性指标,展示的是自然正义视域中的道德秩序观和社会想象,归根结底,吁求的还是公义这一稀缺公共物品,从而使得任何“法律解释”不会也从来不曾是迂腐书呆子的文字游戏。这不,2008年11月29日,德翁再游北京,申说“法律是道德的一个部门”(law is a department of morality),或者“道德的另一个部门”(another department of morality),直将规范世界与德性世界打成一片呢!但是,也同样正是在此,德翁坦言道德是一个价值之网,对于某一问题的阐释常常牵扯到某个价值,从而再关联于其他价值。由此,如何在各种价值的博弈中找出具有普遍共识的结论,遂成一切“法律解释”的核心所在。而“疑难案件”的裁处之所以对于法官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因缘不在法律,或者不仅仅在于法律,根本却在于它是一种道德挑战。因而,对于法律的解释如同两位莎学家对于莎剧的诠释,而非每个人基于各自社会实践对于社会现象的争执。莎学家们诠释的差异源自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概念与理论。但是,不论两种情形如何天差地别,找寻最佳结论的历程就是找寻最佳解释,亦即找寻最佳的理由或者理据的活动,则一般无二。
    笔者献疑:如果将法律视作“道德的一个部门”,那么,自现代性立场观之,整个有关法律的自治自主品格的预设岂非即刻土崩瓦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整全性理路,在政治、文化与德性的回归中,颠覆了现代性法律的理论根基。
    德翁颔首,答曰:然也。
    可问题在于,无论集体繁荣还是个体自由,分配正义抑或人民共和,对于中国这一转型中的国族来说,舍此现代性法律及其法理,所能凭藉的又是什么呢?然而,活生生割裂法律与道德的血肉关联,认真而天真地呓说法律与道德的两分,除了刻薄寡恩,造成法意不通人情的悲剧,还能有什么呢!这难道是我们所向往的法制吗?又竟然会是我们感到惬意的人生吗?!
    正是在此,也许,法律解释的逻辑实证之舟不得不再度扬帆起航。
    
    2008年12月3日于无斋
    


■ 本文责编: 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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