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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4 次 更新时间: 2009-07-23 14:24:4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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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中国社会的两极振荡与传播革命
·笑蜀
标签: 传播革命

    传播革命正扑面而来,要理解这场革命,就得理解它所处的时代。
    
    基层社会正在山寨化
    
    不妨先讲几个故事。
    某友九十年代初移民海外,最近回国探亲,想顺便见某老同学。我劝他别去了,因为我早见过某老同学,给我的印象是自我感觉太好。现在人家刚升到一个显赫位置,应该是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这种情况你去见什么见?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某友不听。他当然有不听的理由,毕竟他们旧情太深,同吃同住好几年,甚至穿衣服都不分 彼此,简直跟亲兄弟一样。再怎么变,这份感情该不会变吧。但真的见面之后,果然如我所料,他大受打击。原来兄弟情分也未必可靠,某老同学那官腔,那种傲慢 和自得,他根本无法接受。两人不知所云十来分钟就匆匆分了手。
    这种自我感觉太好的权贵心态,我再清楚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是高级军官出 身,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但转业后经常跟我们一起混,思想变化很大。去年中秋,他当年的老战友请他去广州白天鹅宾馆喝酒。那些老战友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厅 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但彼此见面后完全话不投机。那时张五常刚刚讲中国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我那个朋友不知藏拙,当着老战友的面抨击张五常,他们很惊讶,说 张五常说的没错,中国制度哪不好了?弄得我那个朋友很无趣。当晚十二点刚过,正是赏月好时光,他却一刻也坐不住,驱车四十多公里赶到我们聚会的郊外农村, 见了面就破口大骂那帮老战友。
    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纳闷权贵强烈的优越感都从哪来的?前不久一个记者跟我闲谈时,无意中提醒了我。他说刚刚落网的某高级法官,特别荒淫无耻,以致每周都要嫖一个大学生处女,而且专门有人为他物色,他到哪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学生处女送到哪。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让我立马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场情色传闻。譬如某贪官以收藏不同情妇的阴 毛为乐;某贪官以安排工作为诱饵同时包养多个大学生二奶,等等。于是我的思路一下打通了,我知道他们的自我感觉为什么那么好了。他们拼命追逐权力,最终目 的不就是做帝王吗?而现在他们已经事实上三宫六院,声色犬马,这不就是帝王般的生活吗?他们自然会有帝王般的感觉,要睥睨天下了。那么他们认为自己达到了 人生的巅峰状态,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又何足怪哉?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不断列举以致无穷,这足以证明,当下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山寨中国, 有成千上万个梁山水泊,即成千上万个山寨。如果说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集体领导,有一定程度的规则,那么愈往下,权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就愈 强大,以致几乎每个碎片都有一个自我感觉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区区一个小村长都可以做小帝王。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山寨化局面到底是怎么来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稳定观作 祟。这种稳定观没有弹性,对社会稳定的理解是一种僵硬的理解,不容许自由博弈,不容许任何振荡。为了保证这种绝对静态的稳定,而对地方领导人实行一票否 决。这种几乎是无限的政治责任,必然以事实上几乎无边的赋权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几乎无边的赋权,那么谁也不可能、不敢承担无限责任。
    这就助长了地方上一把手体制的不断强化。一把手既可以将几乎无边的权力用于保障稳定,也可用 于寻租。而一旦寻租产生严重后果,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动不动上升到稳定层面。而一上升到稳定层面,就什么手段都敢用,什么代价都敢 付,就足以动员整个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买单。稳定就这样成了他们手中的核弹,往往用来要挟、绑架、敲诈整个政权,尤其用来对付体制的制约,跟体制达成恐怖 平衡,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长期化。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最大的中国奇迹
    
    山寨化是中国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断面。如果说这个断面极其幽暗,令人沮丧,那么与此对应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断面,则是健康的,积极的,能带给我们希望,鼓舞我们的信心。这个重要的断面,就是公民社会的成长。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这个成就的伟大,已经 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现了出来。那么多民间组织争相驰援灾区,在中国六十年救灾史上是空前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救灾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中国六十年历 史上,从来没有哪次救灾像汶川地震这样,民间力量那么主动、那么强烈地介入,并且在整个救援中,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灾区很多标语口号,都是灾 民内心感受的写照,都是感谢某某志愿者组织,感谢某某NGO组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千篇一律只是感谢党和政府。
    汶川大救援是公民社会意识的大普及,大启蒙。直到现在,地震灾区仍是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密度最大的地区。灾区重建仍离不开民间力量,尤其离不开民间公益资金。甚至有学者呼吁,要把地震灾区建成中国公民社会的特区或者说示范区。
    民间力量能改写一部中国救灾史,这足以证明,经过三十年的恢复和积累,民间力量已成长到什么程度。这是中国六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是跟互联网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众所周知,民间力量所 处的制度环境一直很不理想。但凡做过业主的人,对此都应有切身感受。物业公司的背后不仅有开发商,更有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让渡了很大一部分公权力给物 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名义上为业主服务,但事实上往往反仆为主。业主虽然理论上是小区主人,但在严格管制之下,很难实现自发的联合,只能单枪匹马面对物业 公司,当然不是对手。
    物业小区是民间力量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一个缩影。民间力量在现实中本来很难找到突围方向,互联 网却意外地敞开了天窗。具有公共关怀、公共情结的一大批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网民。他们不能在现实中聚合,但互联网让他们走到一起,互联网 让他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聚合。这种精神聚合的扩展,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
    但是,如果说这个公民社会最初只停留于虚拟,现在则越来越走向实体化。即便最初是虚拟的,但 他们关注的方向,讨论的主题,仍大多是现实的,而且这种关注和讨论,越来越跟现实的力量结合。其一是跟现实中的平面媒体结合,虚拟世界的许多素材,最终都 转化成了平面媒体的素材;其二是跟体制内的高层决策结合,成为高层决策者突破下属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主要通道。
    网络公民社会跟现实力量的结合,有如化学变化,最终产生了一个新事物,过去六十年闻所未闻的 新事物,那就是公共舆论场。网络提供和放大公共话题,媒体加以提炼和深化,然后形成重大舆论事件,影响高层决策。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就这样开始了多方互动。
    这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公民社会就这样突破了制度屏障,先从互联网找到突破口,在互联网扎下根 来,实现虚拟世界的自发联合。再以公民集体行动逐步渗透现实,影响现实,推动现实,改变现实。公民集体行动在中国原本是做梦都不能想象的,但借助互联网, 借助互联网带动的公共舆论场,它们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现代战争讲的是制空权。谁有空中优势,谁就有决胜的把握。对于中国的公民社会来说,互联网就 是最好的制空权,它的开放性,它的分散性,它的平民性,注定了它最适合民间的自由表达,所以能最先为民间所用。一旦掌握了这个决定性的制空权,民间力量就 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提升。如果把公民社会跟成千上万个山寨的博弈比成一场持久战,那么在地面战场,公民社会显然没有决胜的希望,因为险关要隘都成了 山寨的金汤之设。而且公民社会早就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完不成集结,形不成力量了。但互联网的横空出世,把最初的陆战变成了以空战为主的立体战争。公民社会 得以拔地而起,跨越千难万险,在无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当然相应地,山寨也逐渐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对空火炮甚至是对空导弹,也有空中飞人被击中,但迄今为 止,地面防空炮火仍远远不能压制空中集群。
    到互联网聚合这个喜好,现在几乎席卷全民。这不仅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舆论场,而且这 个舆论场仿佛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众议院。它以整个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为中国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到了这种地步,公民社会就不再是假想或虚拟 的,而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尽管它还比较初级,还有很多不足,就像仿真电视肯定没有数字电视好,但中国公民社会才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这无论如何是个奇迹。当下鼓吹所谓中国奇迹已经成了新时尚,但我认为,只是从这个角度,才谈得上中国奇迹,这也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最大和 最可自豪的奇迹。
    
    这是矛盾的时代,但暗藏很多机会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其实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回归一个正常国家,通过这种回归,向现代 国家迈进。我们常常说当下中国社会是转型社会,朝哪儿转?就是朝现代国家转。而所谓现代国家的基本定义,在我看来,无非是市场经济加公民社会加宪政体制。 我们过去只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讲市场经济,这是不够的。社会建设并不比经济建设次要,而社会建设主要就是建设公民社会。所以跟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的时代主 题,应该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只有在伟大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可能诞生真正伟大的国家。这个进程,中国现在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矛盾的时代,一个山寨秩序与公民社会,一个罪恶与美好,一个绝望 与希望并存的时代。它的弹性竟是如此之大,它的复杂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说是史所未见。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幅员的空间。当下中国,仿佛是一个巨大 的星系,有若干个星球运行其间,有若干个时空并存其间。有一千年前的,有三百年前的,有三十年前的,也有当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类人,你想做哪类人,几乎 都能找到对应的时空,都能让你心有所属。
    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给我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你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而且有 足够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跟山寨沆瀣一气而且也不难找到足够的理由,但你也能很有作为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做不做事,做什么事,怎么做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你的主观选择。总之,这个时代固然很多问题,让我们常常无助无奈,但这并不是我们抱怨这个时代的理由。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多选项,起码已经有一个 公民社会摆在面前,如果你根本不受它的诱惑,你的思想根本不曾放飞,那么多的可能性你根本不尝试或者浅尝辄止,那么将来你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时,就不能怪 敌人太狡猾,只能怪你自己太愚蠢了。
    公民社会与山寨秩序的两极振荡,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那么这种两极振荡究竟怎样改变着中国的新闻生态呢?
    
    传播革命正在发生
    
    先看两个案例,即重庆钉子户事件和厦门PX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大批公民记者自发涌向现 场,发回大量的第一手报道。厦门PX事件中,我的朋友北风和令狐补充更是大出风头。当时地方政府屏蔽了厦门市民散步现场的手机信号,但他们只把厦门市民当 防范对象,没想到会有外地的公民记者自发介入,结果北风专程飞到厦门,他的异地手机不在屏蔽之列,可以现场采写,在后方的令狐接到北风短信后立即发布,这 就成功突破了地方政府的新闻封锁。
    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仍是汶川大救援。过去的公民行动无论怎样轰轰烈烈,都限于个人行为。汶 川大救援颠覆了这个传统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公民集体行动的新范式,并被广泛效仿。从此之后,哪里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为整个公民社会 关注的焦点,哪里一定成为整个民间资源汇聚的中心,哪里一定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高地,也是公民新闻的高地、信息自由发布的高地。
    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是这方面最新的案例。随着IT技术的突飞猛进,现在信息自由发布的门坎更 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就能直接从前方发布新闻,根本不需要像当初北风那样,还要请一个令狐在后方配合。而且,现在公民记者介入公共事件的冲动更强 烈。巴东本来地处偏远,但自然的和人为的重重屏障,仍挡不住数千网民自发结伴而去,以致当地宾馆全部爆棚。这些结伴而去的网民大多有大学以上文化,大多熟 悉网络传播,大多有基本的法律和社会政治素养,其平均素质并不在平面媒体记者之下。而且他们更自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信息,传统媒体的审稿程序和传 统的网络管制基本上奈何不得他们。
    周瑞金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已经出现了新意见阶层。而所谓新意见阶层的主体,在我看来倒 未必是那些在书斋中指点江山的素手书生,而是热衷公民集体行动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大的个人资源和旺盛的精力,有着强大的行动能力和 参与激情,是典型的“吃饱了撑的”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们的个人偏好,只是他们践行公民社会理想、履行公民责任的平常 举动,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虑,就跟他们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样简单。也可以把他们定义为精神意义上的、审美意义上的驴友。
    在公共舆论场翻云覆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新意见阶层,他们就仿佛中国新闻版图上的一支游牧民队 伍。专业的媒体好管理,这样的游牧民却很难驯服,他们一方面来自四面八方,数不胜数,另一方面根本无从识别,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到底寄身何处,事发 时他们到底如何反应。风来时万钧雷霆,风去后了无痕迹。传统媒体的管制体系对他们几乎全然失效,他们借助新技术天马行空,成为信息自由传播的主力,主导着 公共舆论场的方向。这极大地推动了新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中国新闻划时代的革命,正从这里发端,全民新闻、公民新闻时代正从这里起步。
    
    迈向新生活即公民生活
    
    如果说,山寨秩序是国家统一政令和统一法制最大的敌人,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因为山寨的切割,一 度变得没有统一,没有标准,没有法度,没有共识,那么,如今这个危险的局面正在改观。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已经给我们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 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正在走向统一,开始有了标准,有了法度,有了共识,那就是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标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法度,新生活即公民 生活的共识。就此而言,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福音,它们是这个断裂社会中的人心粘合剂,它们是这个偏执社会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谐社会 只有朝这样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间正道,也才有前途。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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