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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0 次 更新时间: 2009-07-28 14:29:57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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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大师满天飞,我心西悲
·萧瀚
标签: 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以98高龄仙逝,社会各界自发的纪念活动不少,北大还搞了个灵堂,这也都似乎很顺理成章,问题是大师这顶帽子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早在两年前,季先生就撰文请辞三项桂冠: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于季老本人而言,此举并非谦虚,而是诚实,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国学,有目共睹。请辞桂冠表明了他的清醒和严肃,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记得那时候,季先生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过一句带点黑色幽默的妙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套用王国维先生论词的话:“着一‘打’字而境界全出。”这个“打”字确乎妙不可言,包含了季老多年来的各种感受:不安、厌烦、惶恐、羞愧、愤懑…等等,他挣扎了多年,但最终还是解脱了,可说是既艰难又简单,因为这正是人人能够体谅和尊重的人性。
    平心而论,无论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对学术有贡献的人,在其东方学领域可能是有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绝不是大师:他既没有影响广泛的原创性思想,或独异前人的杰出艺术成就,也没有独立于权势的嶙峋傲骨,更没有慈怀天下的人道主义贡献,怎么就可以称大师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不是苛刻,而是因为太多人称他大师,那就应当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看他是否符合,以免降格乱贴标签,搅浑了大师这池水。
    20世纪中国产生过不少大师,各个领域都有,当然现在都不在了,因为他们早就不在了。
    以1949年为界,此前寿终正寝的大师们最是幸运,不幸早逝如鲁迅者,于他们本人反倒是幸事;1949年后,没来得及去世的一小部分大师或远渡重洋或退居小岛,虽花果飘零,但依然继续做着大师们该做和能做的事——例如蛰居香港的钱穆先生、远在哈佛的杨联陞先生等;留居大陆的其他大师或者可能成为大师的,陆陆续续走向异途,卖笑的卖笑,卖唱的卖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监狱的监狱,上吊的上吊,投水的投水……,就连被放逐恐怕都得是恩赐,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生活抑或非正常死亡,大师以及前大师们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残存的几个大师如錢锺書等先生,也是硕果仅存,从大师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而言,毫无代表性。
    所以,后来就没有了大师。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环境下,出得了大师那是大师级奇迹,没有大师才是正常的。但是,没有大师不行,泱泱十几亿人没几个大师也太没面子了,于是就又有了大师。
    当代中国,走进大师庙的,大都是媒体兴风造势的结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吸引眼球,往往给聚焦对象滥封盛名。本来,这些浅薄伎俩应该是一眼洞穿的,然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虚名纸糊不花钱,却迎合了不少人蒙尘纳垢的名利心,虚荣蒙蔽了的眼睛只见得沉重的肉身,却看不见超越的自我。媒体与逐名者恶性互动,波澜激荡、杠头开花,于是,当代中国成了一个大师头衔满天飞的社会。有人写了几本流行散文就被吹成大师,有人仅仅因为到处演讲也居然成了大师,一时间,似乎各色人等都可以弄个大师当当。对名声贪得无厌的欲求,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大公害,使得社会一般大众无从分辨名流们的真水平。当事者对于外界或别有用心或外行的不当吹捧,无论欣然笑纳还是安然默受,在满足虚荣心之际,他们可能忘了自己更像个欺世盗名的小偷。
    一个社会要产生大师,必得有两个条件,一则有大师潜质者自己有相应的精神人格素养,二则有支持他们成长为大师的社会环境。在近60年的国家精神病时代和社会精神病时代,环境自然是极其恶劣的,虽然也还出现了林昭这样思想远超出时代的英雄人物,总体而言,既缺乏大师气质的人群,也缺乏支持大师成长的环境。
    当今中国社会,也还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一则前60年的折腾,造成了文化断裂和思想、学术以及精神资源的匮乏,二则造就大师的人格还相当匮乏。这是一个连常识都可能要拿命去博的时代,至多只是个为将来产生大师打基础、做准备的时代。
    大师就像世界上最美丽的罕有之花,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当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证明费马大定理,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在这八年里他没有授过课,试问中国哪所大学能有这样的气度?近两百年前,普希金跟130多位情人共享情愛鱼水之欢,光是跟奥西波娃一家五位女子就都有风流韵事,试问中国社会可有这样不管他人床事的基本尊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等多部反极权主义作品,试问中国政府可有这样的雅量?
    另一方面,大师本身还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例如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基本品格,警惕于任何权势、财富的独立精神,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看这句话被千万人传颂,真要落实到每个传颂者的具体生活中又将是何等的艰难。俄国能有萨哈洛夫,并不是依靠环境,还是科学家自己个人的风骨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相比之下,钱学森证明亩产可以达到十万斤,岂不是大师人格的反义词。马丁.路德列出95条论纲,声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林昭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了那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思想,试问现在哪个头上顶着大师桂冠的中国人有此风骨的十分之一?无论是含泪还是捐款,我们只见到了令人作呕的舔痔大师。
    真正的大师,我相信往往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很难想象漠然于人民苦难的人能成为大师,在一个存在着严重而普遍不公现象的社会,只要还能说话,真正的大师定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声音。法国有左拉,还有千千万万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就连普鲁斯特这样似乎优雅得不问世事的大师也站在左拉一边,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德国的托马斯.曼痛骂纳粹,土耳其的帕慕克冒着危险痛斥本国政府的种族屠杀,都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被冒犯。相比之下,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号召人们要说真话,也只算个笑话。真话不是用来号召别人说的,是用来自己直接说的——而他又为这个苦难的民族说过几句真话?如果罗列一下近一二十年来被戴过大师桂冠的中国人,可以发现,没有一位曾经为人民的苦难郑重发表过言论,而以他们的地位,为人民说几句话会遭到什么迫害吗?
    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被廉价打折出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什么货真价实的古董被当成赝品的时代。就像北京城南的永定门,拆了又建,饶是再富丽堂皇,赝品还是赝品;而那些真正的古董北京胡同、四合院,却眼睁睁地消失于烟尘弥漫的权钱之中。大师也一样,既然消逝于滚滚红尘的大师们没留住,那些速成的桂冠,制作再精良,纸糊的就是纸糊的。
    当务之急不是多糊几个纸桂冠,而是尽可能给产生大师的环境培土、浇水,当大师出现的时候别用石头砸死他们,这才是大师之幸、文化之幸。
    
    2009年7月16日於追遠堂
    


■ 本文责编: 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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