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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7 次 更新时间: 2009-07-30 16:29:07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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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致师东兵的公开信
·纪坡民
标签: 师东兵造假

    
    作者:纪坡民(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
    
    师东兵先生:
    
    我们虽然不认识,可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听说你是山西人,这样说来我们还是老乡了。十几年前,我就读过你写的《短暂的春秋》一书,这本书里关于别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其中关于我父亲纪登奎的一些记述,据我所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听说,你后来还写过不少关于文革时代的书,可我没有都看。近来,我看到你写的对我父亲的访问记,题为《“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一篇很长的文章。
    
    作为纪登奎的子女,我要郑重申明,我父亲生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你的所谓访问,而且,我父亲以及我们家的任何人,过去同你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任何交住。因此,你的这篇对纪登奎的访问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对你这篇所谓的纪登奎访问记,我想指出几处明显的不实之处:
    
    你在这篇纪登奎访问记中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和纪登奎谈了几次……”
    
    按照这段话中的说法,你访问纪登奎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用语十分明确,应该是1989年的秋天。但是,我父亲因突患急性心梗,在1988年夏天的7月13日己经去世了,他怎么可能在去世一年多以后又接受你的采访呢?纪登奎去世的消息,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央关于他的治丧事宜,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988年8月初,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有公开报道。你是研究“文革史”的,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吗?你要把故事编得可信一点,也该去查查这些并不难找的资料嘛。
    
    你的这篇访问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个曾经被河南的革命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的省委领导班子干部,1968年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进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戏謔地问道:‘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于是,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就拿纪登奎作为例子:‘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你这段话,说得还沾点边,对纪登奎似乎也没有什么恶意,可以算是说好话的。不过,其中明显的不确之处是:
    
    第一, 纪登奎在“文革”中被“解放”出来并担任“河南省革筹”的副组长,是1967年7月末,而不是1968年。如今,“文化革命”己经被否定了,纪登奎在“文革”中的“受迫害”,不仅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且还是点“政治资本”呢。如果你的初衷是要为纪登奎说点好话的话,那恐怕是说过头了,把他“受迫害”的时间多说了起码半年。
    
    另外,纪登奎在“文革”中参加“三结合”,那时的说法,叫“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而不是“可以教育好的走资派代表”。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词;那时候有另一个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指的是“走资派”们的子女,不过那是稍为晚一些时间的事。
    
    第二, 毛主席称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只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从解放初的1951年到1966年“文化革命”前,十几年里,毛主席同纪登奎的个别谈话,主席是调查研究,他是汇报工作,有十几次之多,己经很熟悉了。因此,情况不是你说的那样,纪登奎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因祸得福,成了毛泽东的老朋友。”
    
    关于你在纪登奎访问记中讲的内容,我想谈这么几点意见:
    
    第一, 你的这篇访问记,借纪登奎之口讲的话,大部份内容,其实都是毛主席的谈话,比如关于1971年“林彪事件”的事,当年是党中央发到各级党组织的文件,还有关于1976年“批邓”的文件,更是在基层群众中公开传达的。这些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不过,你在所谓纪登奎的谈话里,也加进了一些中央文件中没有的内容,比如你这篇访问记的标题里“毛泽东是为江青和张春桥扫平道路”这样的话,还有关于许世友和华国锋等人的一些话。你把这些话说成是纪登奎讲的。
    
    我想澄清的是:我父亲在当“中央领导人”时,因为有“党的纪律”,对他工作上的事也是守口如瓶;不过他下台以后,成了老百姓了,同我们私下谈话时也很随便的。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没有听父亲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 你在这篇所谓“访问记”中还写道,纪登奎当着你的面,一会儿拿出一份文件,念给你听,一会儿又拿出另一份文件,念给你听,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使读者看了以后,颇有亲临现场之感。
    
    这里,我要给你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我父亲在中央工作时,“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那时候,子女都不在家住,我们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大堆工作人员;因此,我们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中央的一处办公场所,大量的文件也都存放在家里由秘书们保管。
    
    不过,在1980年春,自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的规定,他己经把文件全部上交给有关部门了,听父亲说,拉了整整一卡车,并且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己经没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因此,如你在访问记里说的,好像我们家还保存着许多中央文件,纪登奎可以随时拿出来念给你听,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 你在访问记里一再说,纪登奎始终一本正经地给你宣读中央文件。
    
    我的印象,这完全不是我父亲的谈话风格。父亲下台以后,时常同我们在一起聊天,对他谈话的习惯和风格,我还了解。我父亲属于那种很健谈的人,性格很开朗,记忆力极好,谈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简明扼要、反应敏捷、相当干脆,我没有听过他讲演,可他谈话的口才,还是很不错的。像你访问记里描述的那个样子,他在私下里谈话,也只是一味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
    
    我想,有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你这样随意编造纪登奎谈话的行为,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不能允许的。不过,咱们是老乡,用不着这么板着脸说话。虽然不是由于老乡的缘故,可我向你明确表个态,我不打算将此事诉诸法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保证说话算数。理由嘛,可以说上这么几条:
    
    第一,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建成一个法治社会,立法不完备,执法又混乱,司法也不独立,这也难怪,人们听说“法制”这个词,还没有多少年呢。现在去打这种官司,把自己卷到是非窝里,纯粹瞎耽误功夫;中国建成个现代法治社会,恐怕还得几十年吧,我不想给我们的国家出难题、添乱。
    
    第二,关于“文革”的事,国内出版的不少文字,包括相当正规的出版物,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相当不少,甚至十分离谱的胡编乱造也不鲜见;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许想法未必同你一样,可只追究你一个人的责任,显然不大公道;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家背后议论,说我这个人欺软怕硬,柿子专拣软的捏,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后台。
    
    第四, 应当承认,你写的纪登奎访问记,内容全都是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涉及我们家的私事。纪登奎是我的父亲,可他既然当了什么“中央领导人”,管得是国家公务,就不是我们家的私事了。
    
    毛主席这个人说话,有时粗俗得不像个领袖的样子,他不正儿八经地说是“为人民服务”,而说个什么,当领导的人,是头毛驴,就是让人骑的。自然,当了毛驴,就得听人吆喝,挨骂是常事,有时还得挨鞭子。
    
    谁让他纪登奎当那个什么“中央领导人”呢?何况又赶上“文化革命”那么个倒运的时代!国家搞成那个样子,挨批判、作检查、辞职下台,都是情理中的事。又不是杀头坐牢,给他编派个故事,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所以,还打什么官司呢,算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编造这种访问记了,这对自己的名誉不好。
    
    2009年6月30日 于北京家中
    
    
    来源:南方周末
    


■ 本文责编: li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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