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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6 次 更新时间: 2009-08-06 10:31:5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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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
·冯筱才
标签: 不抵抗政策 张学良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不到4 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便先后占领了中国的辽、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将热河轻易占去。中国国土沦丧之速,举世惊诧。这是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大国耻。九一八事变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抵抗主义”呢? 尽管过去人们对此作过研讨,但似仍未尽意,且看法不同,本文试就此作粗浅的探讨,敬请专家指正。
    
    一、“不抵抗主义”之出现
    
    “不抵抗主义”一词最早见于何处?有一种观点认为: 它首见于1931 年9 月19 日张学良给南京政府的电报。曾当过张学良随身参谋的惠德安及台湾学者蒋永敬均持此论。 该电转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及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当天早晨5 时发来的电报,称:“日兵自昨晚10 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 然而,据笔者查考,这一提法至少在事变爆发后一二小时内就已使用,而见诸文字最迟也应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即开始。
    9 月18 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中国第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王立刻向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与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陪人听戏的张立刻回到养病的协和医院,向荣臻等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荣便再度命令第七旅官兵:“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内则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须绝对服从。同时,东北当局顾问赵欣伯亦照此意思多次向日领馆交涉,他在电话中称:“中国方面决定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军队能立即停止进攻才好。” 11 点30 分左右,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炮轰沈阳城,发起攻城战。据日人报纸所载总领馆当晚致外务省电,此时东北当局乃再次通知日领馆:“一,鉴于迟迟得不到关于日本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明,我中国方面暂仍取不抵抗主义; 二,在北门附近中日两国人民杂居在一起,以炮火轰击城厢事关重大,请力劝停止此种行动。” 19 日上午,外务省还收到另外一电,亦称:“中国方面声明完全出之以不抵抗主义。”
    由上述可见,“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实于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便被东北地方当局采用。19 日晨5 时,他们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再次使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用语。张又将此语电告南京中央,同时公开用以说明处置事变的方针。如9 月21 日晚,他接见外国记者时就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 国民政府方面在19 日获知事变消息后,亦在一些场合采用了“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如9 月20 日国民党中执委会致古应芬等人电中就称:“综合现时所得之报告,日满铁守备队⋯⋯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
    关于“不抵抗主义”的提出,存在一个重要问题: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不抵抗主义”?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蒋介石在事变突发时径直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但是,指称蒋在当夜给他们下过类似命令的回忆却很多。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 年8 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 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则回忆说,张学良在1935 年8 月曾亲口讲,他在1931 年9 月18 日晚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 这些说法,均是第三者的回忆,缺乏档案史料或电报原件作为佐证,故无法确认9 月18 日晚上事发后蒋曾给张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而且有些材料本身就明显有误,如上述郭维城的证词说当时蒋在南京,而实际他正在乘舰自南京赴南昌途中。 更何况依当时的通讯条件,从事变爆发至沈阳沦陷短短几个小时内,北平和南京之间来回传递十几份电报是非常困难的。
    据现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事变后蒋给张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 日晚8 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由此电可知,蒋是在接到发自上海的电报后才获悉日军进犯沈阳,并非由北平方面得知消息。而且,蒋获接消息已是19 日了。他18 日由南京乘舰赴南昌,19 日在湖口接获事变消息,乃于20日赶回南京。 蒋在18 日既未获讯,怎么会给张不抵抗之电令呢?
    蒋没有在9 月18 日晚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也可由张在事变后一系列的电报及谈话中证实。如张在9 月24 日致蒋介石电中称: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该命令,不许冲突; 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如果东北军的不抵抗是接受蒋当晚的命令,张在给蒋的电文中会提及的。60 多年后,张还是如此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当然,蒋9 月18 日晚未下令不抵抗,并不说明他此时对日军之侵略持抵抗态度。这点将在后文论述。
    
    二、“不抵抗主义”之背景
    
    (一)“改旗易帜”后的东北局势。
    张学良在1928 年宣布东北“易帜”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倍增。虽然张学良表面上对日人虚与委蛇,但对其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行径作了抵制。这主要表现在,他通过大力推进铁路、港湾及军队现代化等方面的建设,加强经济和国防力量。日本对张学良依附南京深为不满,更对其力量逐渐加强感到担忧。
    为解决关键性的铁路问题,日本和东北当局之间举行了多次的谈判,均无实质性进展。1931 年1 月,“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和张学良亲自进行交涉,但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以至谈判搁浅。2 月底,张将谈判之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于3 月赴津,谈判遂无结果。当时,东北民间反对对日妥协的呼声甚高,而“满铁”经营状况的不景气使关东军和“满铁”均倾向于“不惜以实力行动”来加以解决。尤其是关东军,态度更“日趋僵硬化,反张的空气打破了历年的惯例,出现许多诸如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包围奉天城(即沈阳) 的演习,拒绝中国军队进入附属地等事件”。 而日方提出的所谓“木神原农场问题”、“十间房的陆军军用土地问题”等“悬案”,更加剧了东北形势的紧张。
    张学良此时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1929 年的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力量的信心。“伯力议定书”在他头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既然他已认识到凭东北军实力不能在与苏联人冲突中冒险成功,那么他在当时又能凭什么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呢? 张的这种心态亦反映在东北军的军事布置上。
    1930 年9 月18 日,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呈胶着状态时,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10 万大军入关,中原大战即以冯、阎宣告下野而结束。然而张此次进兵关内,虽获河北、察哈尔地盘,但却使东北边防更趋薄弱。这些均为后来对日不抵抗之远因。
    (二)“万宝山案”和“中村事件”。
    1931 年7 月初,在长春市郊爆发了万宝山事件,并诱发了令人震惊的朝鲜排华案,中日关系顿趋紧张。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采取抑制民众、以防事态扩大的方针。7 月6 日,张学良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 月1 日,吉林省府主席到北平请示万宝山案解决办法。8 日,张学良在和其他东北要人磋商后,决定“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并以此电令东北当局。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对“万案”亦持相同态度。7 月8 日,监察院长于右任通过高纪毅转告东北当局: 在外交方面,“应该以平静态度处理抗争”,不应让民众有“越轨行动”,极希望“东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轻率举措”。 蒋亦于7 月11 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 12 日又密电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还未了结,东北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涉日案子——中村事件。7 月中旬,关东军探知,日谍中村震太郎等人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秘密处死,遂藉此大做文章。8 月17 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此事与臧式毅举行谈判,但由于日本提不出多少有力证据,谈判陷于停顿。而日本国内则因中村事件,对华强硬论达到极点,形势日趋恶化。9 月5 日,荣臻应召抵北平,请示处理中村事件办法。据在台湾的知情人回忆,张当时指示:“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把张的指示油印后发给各部队,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9 月6 日,张学良亦向东北方面发了一个电报指令:“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从上面张学良对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对策,可以看出东北当局极力避免与日人直接冲突,以启战端。而这种方针正是“不抵抗主义”提出的基础。
     (三) 蒋、张在关内面临的挑战。
    关外风云骤紧,关内形势亦日趋严峻。张学良坐镇北平,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安定北方之局势,但反对派力量不容忽视。而在南方,忙于“剿匪”大计的蒋介石亦遇到国民党内更为猛烈的挑战,因软禁胡汉民而引起的反蒋运动愈演愈烈。1931 年5 月28 日,粤、桂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同时,邹鲁等还北上寻求各实力派的支持。7 月19 日,石友三在广州派支持下公开叛蒋,率部进犯平津。一时间,粤系、桂系、晋军、西北军等各反蒋势力大有联盟成功之希望。
    7月底,石友三军在东北军、中央军及晋军商震部的夹击下覆败。但东北军主力部队仍被“钉住”在华北,张学良身陷于动弹不得的境地。蒋介石需要张学良在北方为他“维持安宁秩序”,以便他“剿灭赤匪”,“削平叛乱”。 蒋当然不希望东北当局与日本人冲突而影响“大局”。故他和东北当局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态度一致。
    当时,日本国内,“满蒙独立论”、“武力解决满蒙”等各种狂热的喊声喧嚣不已; 东北满铁附属地一带,各种军事演习频繁举行。7月,沈阳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兵营内偷偷架起了两架24 厘米的榴弹炮,而柳条湖爆炸阴谋则早于6 月底就已策划好了。 在关东军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东北当局总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与日冲突。面对敌人的挑衅,张仍以日军“寻事”视之,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而以不抵抗处之。
    
    三、“不抵抗主义”的发展
    
    在“不抵抗主义”的严令下,沈阳、营口、安东、辽阳等地一日之间尽失。21 日,日军又毫不费力地占领吉林市; 22 日,日本朝鲜派遣军又占郑家屯、新民⋯⋯至9 月底,辽宁、吉林的大部均陷于敌手。10 月8 日,日机又轰炸辽宁临时省府驻地锦州,“中国军队绝未还击”。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对策,在18 日当晚就基本确定。是日晚,他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报告,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等人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次日凌晨6 点钟左右,张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 可见,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避免冲突,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9 月21 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即在中山陵园官邸召集会议。会上确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22 日,蒋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重申其“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之立场。 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由于东北当局在事变肇起时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所以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也就准备利用这一既成事实,循外交途径获合理之解决。由是,东北方面提出的“不抵抗主义”遂得到国民政府之默认。
    为世人瞩目的国联会议,终在10 月24 日做出重要决定,以13 票对1 票通过限期日本撤兵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按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期(11月16 日) 以前,得完全撤退”。 岂料日方对此决议非但不加理会,且更于11 月4 日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进攻黑龙江守军。华军奋起自卫,是为嫩江桥抗战。
    对嫩江桥抗战,张学良实际上一开始就主张退让。10 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张学良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不听令,炸毁江桥,阻伪军之前进。 日人乃藉此向马占山要挟。此时张学良则倾向于依靠国联,或向日政府交涉,以抑制事态扩大。 江桥抗战爆发后,他通电全国,一方面对马占山军的壮举表示肯定,同时亦再度表示:“随时飞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制止。”
    11 月6 日,日军占大兴车站。11 日,关东军通过其代表林少佐向马占山提出最后通牒,要马立即下野,并将军队撤出齐齐哈尔,限12 日内作出答复。马占山当即发电向北平张学良请示。12 日,张仅以六字电复马:“饬死守,勿退却。”18 日晨,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向马占山军展开全线攻击。马部不支,遂退出齐齐哈尔,败走海伦。
    纵观整个江桥抗战,马占山军始终是孤军作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当时马军参战部队为步兵8700 人,骑兵约3100 人,日军参战人数虽为5900 人左右,兵力包括野炮兵3 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 个大队,飞行2 个大队,在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后援不断。时驻锦州之东北军正规部队有十九旅,二十旅,十二旅等部,人数约在2 万以上,加上警备队、骑兵旅、教导队、便衣队等,总数不下5 万人。 可是为了杜绝日军攻锦之口实,驻锦军队皆“无战斗准备”,更勿论增援黑省之举。
    张学良当时在关内还有10 多万大军,亦按兵不动,坐视黑省省垣失陷。故江桥抗战结束后,张学良受到舆论界之猛烈抨击。1931 年11 月23 日,上海市民联合会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援助马占山。” 而粤方人士攻击尤甚。
    齐齐哈尔陷落后,日军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张学良自9 月23 日即在锦州设立辽宁省政府行署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日人遂视锦州为张的“反攻据点”,必欲先除之而后快。11 月26日,为呼应土肥原发动“第二次天津事变”,关东军即沿北宁路西进,迅速占领新民。27 日,关东军又在装甲车掩护下抵达绕阳河,与驻大虎山之东北军十九旅激战,并派飞机到沟帮子及锦州上空侦察。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张学良是持何态度呢?他先是钟情于所谓的“锦州中立化”方案。11 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在“个人赞成”此案的基础上提出: 11 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21 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 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 据载,矢野非但不同意张的要求,而且每次谈判“必将其要求华军撤退条件提高,及将日方节制军队行动之诺言改以空泛的语句”。
    张学良在与日代表谈判之同时,已开始安排撤出锦州。顾维钧闻讯后即于12 月3 日致电劝阻:“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5 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8 日,蒋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为了给张打气,蒋9 日又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 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但据日方资料,张已于7 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回答。
    12 月3 日,日本犬养毅内阁成立,其认为第一应考虑之问题,即增派军队一师团有半,前往东三省,以及‘劝令’东北当局将其军队撤入关内”。 18 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12 日制订的《进攻锦州的方略》,确定了《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同日,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提出:“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要求“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合歼张学良锦州部队。但此项要求遭日本陆军当局否定。
    12 月15 日,蒋介石由于两广派的排斥宣布下野。次日,张学良亦辞去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请公署主任。20 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即“从事整理结束”。21 日,张学良电令第二军司令部: “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同时,日军的攻锦部署已全部就绪。22 日,关东军和陆军部均发表声明,称其攻锦行动是基于自卫权利的当然“剿匪”运动,日军随即进占通江口和法库。
    锦州危急之际,南京方面电张学良抵抗。24 日,吴敬恒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25 日,国民政府即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 张则复以长电,抱怨说:“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 ”他要求国府速增拨现款及军火以为实际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26 日,他在复国民政府抵抗电中又陈述自己的困难及担忧,表示:“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28 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开始向锦州发动进攻,29 日,盘山陷落,十九旅六五五团李德才营“一营全被缴械”。 中国的铁甲车队更退向胡家棚子。同日,荣臻从北平谒张返锦,即召各将领开会,下令各军撤退。锦州撤退开始后,国民政府还发来急电,要东北锦州驻军“无如如何,必积极抵抗”。 但至1 月2 日,东北军队已从锦州撤退完毕。次日上午,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拔除了张学良的“反攻据点”。
    锦州之“役”据荣臻的代表讲:“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继,死亡约5000 余名。” 张学良亦称:“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 然据记者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访问撤退后的锦州临时政府人员及东北军将士得知:“与日军相抗者,乃为民团、学生、退伍军人及‘马贼’混合组织之义勇军。至东北正式军队,则固未饷日军一弹,而系自动撤退也。”“当开始撤退之际,日军主力尚在新民,旋即追踪而至⋯⋯” 锦州几乎是被拱手让给日本人的。
    至于锦州撤防之个中缘由,锦州当局则有自己的一番道理。荣臻之代表王达曾对《大公报》记者谈及三大“重要原因”: 一曰无飞机,空中不能抵抗; 二曰无法防御敌之装甲车; 三曰需举国一致。这三点中,只最后一点则道明了真相。张学良之“易帜”本是为了借助南京中央及全国之力量来对付日本。 但他不愿在无全国发动的情况下同日本人开战。锦州沦陷后,汪精卫曾赴平访张,并怪张之不抵抗,而张表示:“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绝对不干的! ” 东北军将领王化一亦在日记中记道:汉公表示“不为瓦碎”的主张。他说: 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 所谓“玉碎”、“瓦碎”,系指全国抗战与东北军单独抗战而言。张学良非常清楚:“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 他担心,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了。
    另外,当时的关内局势亦使张学良不敢在锦州同日军决战。韩复榘、阎锡山环窥东西,平津等地反张运动方兴未艾,再加上军费不足,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等问题,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威胁。而蒋之突然下野及素来反张的广东派之上台,更使他不得不考虑来自南面的危险。如此境地下的张学良,怎么会有可能令东北军迎击“武器精良的日军”呢?
    张撤退锦州,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日人之骗有关。据《申报》记者采访局中人后称: 当日军发动攻锦之际,荣臻急至北平谒张。“其时张正与日人交涉。日方允到大凌河为止,东北军撤至关内,锦州省政府任其存在,盖即无形中实现所谓中立区也。荣臻当即返锦,令各军撤往关内”。 关东军在进攻锦州途中,亦认为“矢野参事官等人有可能向张学良许过这类诺言”,故决定派第二十师团速占锦州,以阻止该方案的实行。矢野也确于12 月25 日、29 日与张学良谈判,并力劝张自动撤兵,否则冲突必不可免。张在日本人威胁下受骗撤兵,而关东军的蛮横使张的幻想成为泡影。
    
    四、“不抵抗主义”之最后一幕
    
    日本对热河的侵略企图,早就尽人皆知。“满洲国”成立之时,热河即被划为其一行省。国联调查团在东北时,伪满当局向其声明“满洲国国境,系以万里长城为界”。 锦州得手之后,关东军图热愈急。时主热者为汤玉麟。汤治热期间,惟贩卖烟土、克扣军饷是务。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首尾两端,既与伪满通气,又对张学良逢迎,以保热省地盘。而其部下如崔兴武、董福亭两旅,早密向日方输诚。
    鉴于热河形势之严峻,蒋1932 年7 月初就给张学良指出两种解决方案: 一是“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遂令,倭亦无法”; 二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在所不惜”。他并请蒋伯诚嘱张:“此事万不可预先商汤,否则无异使汤召倭军占热也。” 但张学良与张作相等商量后,乃弃置蒋之计划,并以此事告汤。蒋遂在失望之余,再建议张,“此事既已与汤子提出,乃不可再三延缓”,“务请从速派队星夜驰进,以免受制于倭”。 可是张学良仍主张先与汤玉麟商妥,再派兵入热。汤早已视热河为其私产,不欲他人染指。他拒绝东北军开进热境。直到7 月17 日,日军突攻朝阳,汤才被迫允张派2 旅入热。是月底,张学良再以步兵4 旅集中热边,与汤商以其增防热境,而汤自称足以应付,力阻其入境。后几经协商,汤才允该军驻热南。张学良当时在关内拥有精兵10 多万,东北义勇军在东三省的抗日运动正处高潮,他完全可以出兵一举占热,以绝后患。但到热战爆发时,张所属东北军仅上面6 旅用于热防,且辽热接壤处及热河省府承德等要地,均任由汤军防守。
    1933 年元旦,日军自演爆炸案于山海关铁路守备队门前,2 日遂藉此进攻中国驻关部队。3 日,山海关在日军猛烈进攻下陷落。日军攻榆主要为牵制张学良增兵热河,并威胁平津。1 月21 日,日外相内田康哉公然宣称对热河问题甚为关切。27—29 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了3 道攻热命令,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中国方面用来防守热河的兵力,包括汤军、万福麟军、冯占海军、孙殿英等部,约有七八万之众,但有实际作战能力者仅万部于兆麟、缪徵流、沈克等旅。蒋介石不停地电催张学良派张作相赴承德坐镇指挥,并令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幕僚赴平襄助。2 月17 日,宋子文、张学良等同赴承德,鼓励汤玉麟之守土决心。
    2 月23 日,关东军兵分3 路总攻热河。不出3 日,热河第一道防线即因守军叛逃和溃败,而被敌攻破。到3 月2 日,热境要地尽失,而汤玉麟毫无战意,承德城中弥漫了“不抵抗”之空气。 3 日,敌军陷平泉,汤则率所部一旅一团放弃承德,逃至滦平。日军川原部队闻讯,即以128 人之先遣队急趋承德,于次日顺利进城。热河守军至此已是全线崩溃。张学良之反攻计划亦告流产,日军直抵长城各口。
    旬日之间,热河全陷,顿时舆论大哗,一致要求严惩汤玉麟及负热河抗战重责之张学良。5 日,立法院长孙科在沪提出:“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长官,应予严惩; 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7 日,监察院长于右任呈文中政会,要求“将违犯命令失陷地方之张学良、汤玉麟等,尽快惩治,以肃纲纪。”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公团亦联名致电南京,痛责张学良等人。 众怨沸腾之下,张学良于7 日晚向中央提出辞职。9 日,蒋北抵保定,与张学良、宋子文面商热战善后。11 日,张通电下野,一月之后即由沪赴意大利。
    热河之战中,不能说张学良未作抵抗,但他将东北军大部留驻冀察观望,则表明他未下全力抵抗决心。热境险要之地,防守部队如汤军、晋军、义勇军等均无多大抵抗力,战局一开,即告崩溃。纵万部东北军“抗战皆甚艰苦”,师、团长均有牺牲,亦无法挽回败势。故纵观此役,张虽无“不抵抗”之意,但一误再误的军事部署,及汤玉麟的不战而逃,朝阳童旅的临阵叛变等,却使“不抵抗主义”得到最后一次表演。
    热河已陷,长城各口告急。蒋以何应钦为军分会委员长驻北平,自己坐镇保定部署长城抗战,将中央军之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各部调驻密云,守古北口; 以宋哲元、刘汝明、赵登禹之西北军,援喜峰口,守罗文峪; 以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之东北军,分守滦东、冷口、界岭口,共计中央军11 师,东北军12 师,西北军、晋军13师,总计兵力近35 万人。长城抗战从3 月5 日开始打响,关东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有力抵抗。我军在长城各口尽力防守,各军表现卓越,战况惨烈,伤亡数万。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
    
    五、“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和教训
    
    “不抵抗主义”自1931 年9 月18 日晚由东北地方当局公开提出,至1933 年3 月3 日汤玉麟以放弃承德的实际行动为它画上句号,虽为时不长,但其所铸成的恶果却无穷。下面试举4 点:
     (一)“不抵抗主义”的执行,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东北四省面积为128 万多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面积的1115% ,3 倍于日本本土。依当时统计数字,东四省大豆占全国产量70% ,森林面积占全国37% ,辽宁铁矿储量占全国79%、产量占37% ,煤产量占36% ,石油储量占50% ,东三省发电量占全国23%; 出口贸易占37%; 铁路公里长占41%。 东北在全国之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在国防上,东四省战略意义更大。“东北为华北各省的屏藩,平津内地的唯一门户”,东省既去,“华北各地随时都有敌军压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 自热河失陷之后,华北门户更是全部向日敞开。日本之所谓“华北分离”工作亦随即展开,日军之挑衅事件纷起,华北危机四伏,最终酿成卢沟桥事变,日本借助东北四省的富源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
     (二)“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引起全国舆论界的广泛抨击,致使国内政局更加混乱。
    九一八事变之时,民众对中国军队的忍辱退让及“不抵抗主义”的论调,虽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但还有人抱理解的态度。而嫩江桥马占山孤军抗战,张学良坐视不援,以至齐齐哈尔失陷,则受到社会普遍的谴责。及锦州撤防,东北军不战而退,舆论界攻击更烈,甚至要枪毙张学良者有,要张学良自杀以谢国人者亦有。公众对政府态度日趋不满,以至于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蔡元培挨揍,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亦被打伤。 锦州危机期间,蒋介石最终下野,而新成立之政府亦受不住舆论的重压,旋即辞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辞职,国内各界诟病执政党,要求还政于民的呼声日盛。蒋介石乃忍痛中止他的“剿匪”大计,迅速北上,安定人心,被迫作出抗战的姿态。
    “不抵抗主义”的奉行使东北四省尽失,南京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反对势力借此施以猛烈攻击。及至“七七”抗战后,虽然民族危机的加深促成了国内各派的暂时统一局面,但这种统治基础之薄弱并未消除,这点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均有表现。
     (三)“不抵抗主义”的执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九一八事变之时,关东军未遭中国军队抵抗因而狂妄异常。其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狂称:“臣等敢放言之,对支那领土,可于3 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亦吹嘘:“只要有竹枪2 百万加上大和魂,就是对苏作战亦不足为惧! ” 军事冒险的连续成功更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它最终敢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东军连续冒险的成功也加速了日方各侵华势力的协调统一。本来关东军的急进之举与东京方面的缓图之策分歧。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政府曾令关东军“勿扩大事态”,然关东军并不完全服从军部命令,军部亦无视政府内阁之决议。因此,出现了关东军“先斩后奏”,而军部及政府事后予以承认的情形。但由于关东军连连得手,及至1931 年底倾向于“不扩大方针”之若木规内阁倒台后,犬养毅上台执政,便与关东军及军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态度趋于统一。占领锦州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为膨胀,终于在1932年3 月退出国联。日本各派侵华势力完全融于一体,这在热河之战中得以充分体现。如1933 年2 月23 日,关东军进攻热河的炮声和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的要“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的备忘录遥相呼应。
     (四)“不抵抗主义”的执行,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为了使中国获得国际同情,依靠国联使日本尽速撤兵的话,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抵抗举动,徒使国际舆论相信日方片面的宣传,认为中国是个未统一的国家,中国军队只勇于内战而怯于对外。尤其是国联在通过限期日军撤兵案之后,中国军的锦州撤防更使外人认为中国军队毫无战斗力,不敢迎击敌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被国联大会接受之时,各“友好国家”均希望中国“坚决抗日”。 但“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地,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中国军队) 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 国耻之深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境尴尬,甚至联名申请辞职。
    而由于中国的“不抵抗主义”,日本毫不费力地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国力大增。这促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个完全不能保持自尊和独立的国家,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此类看法助长了各国对日本侵华的绥靖态度,致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
    
    


■ 本文责编: 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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