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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9 次 更新时间: 2009-09-06 04:46:2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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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新: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框架理论的观点*
·张明新

    [内容提要]以建构主义范式的“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多维的框架分析理论结构,检视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主流传媒对以艾滋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可能呈现/再现模式。该多维的框架分析理论结构包括“概念系统”、“议题/内容定位”、“文本结构”三个分析层次,适用于探索社会公共议题的媒介框架。通过对四家主流报纸386篇艾滋病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事件框架、防治框架和政治框架、片段框架分别在前述三个层次是媒体架构艾滋病议题的主要模式。较之于“党的新闻事业”,专业主义媒体更倾向于以价值框架、社会框架和主题框架呈现艾滋病议题。在“医学社会性”基础上,公共健康还涉及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这是本研究要揭示和讨论的重要意涵。本研究还就不同新闻范式下媒体艾滋病议题框架差异呈现的政治经济逻辑予以了初步解释。
    Abstract:Taking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this paper develops amulti-dimensional framing analysis on Chines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AIDS,a typical public health issu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post-SARSera.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comprises three framing levels,namely,conceptual system ,issue /content orientation ,and text structure.Based on 386AIDS stories in four mainstream newspapers ,the presentresearch found the patterns of AIDS representation in mass media are featuredby general-issues frame ,treatment and political frames,and episodicframes.Compared with the party organs,professional media were more likelyto represent AIDS issues in value ,social,and thematic frames.Giventhe social nature of medicine ,public health should be related to socialjustice and equality.This is the main point addressed in the presentstudy.
    
    2003年春夏之交SARS疫情的爆发与迅速扩散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公共健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研究者认为,SARS之后我国公共健康政策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传统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转变为“公共健康政策范式”。新范式的特点是更注重大众健康状况社会决定因素的作用,注重通过改善社会氛围来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注重生理、心理、社会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影响(刘继同与郭岩,2007)。
    “健康传播”这一极富特色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在西方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且发展颇为成熟;然在中国大陆,即使是近10多年来,还一直处于传播学者缺席的状态(韩纲,2004)。于传播研究者,SARS疫情的爆发将“健康传播”议题推到前台。此间由于“禽流感”、“苏丹红”等多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使“公共健康”议题备受瞩目。而在诸多公共健康议题中,艾滋病素来最受公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它既是重大传染性疾病,亦是异常严峻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缘此,艾滋病的防治和关怀与公共健康政策的关系是当前中国公共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
    传媒是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在个人还是大众层次,传媒所传递的健康信息皆影响着公众对健康议题的感知。传媒不仅是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亦型塑着公众思考、了解与践行健康行为的方式(Sundar,Schooler &Flora,1994),对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传媒如何“呈现”/“再现”(represent )艾滋病这一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健康议题,理应成为传媒研究者和从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依循新闻为“社会现实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of social reality )这一理论旨趣,本文试图检视我国传媒对以艾滋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可能呈现/再现模式(patterns of representation),探讨其政治和社会意蕴,并为传媒的艾滋病乃至公共健康议题报道提供实践建议。
    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为“框架分析”①(framing analysis)。新闻框架分析所关注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在理论上强调框架建构的过程与动态,考察并解释社会行动者的话语与话语实践;它主要有三个分析范畴,话语(文本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框架建构的行动与过程),以及话语的接收(框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潘忠党,2006,第27页)。本文仅考察“话语”的范畴,即艾滋病新闻/媒介文本;以内容分析的方法抽取文本中的“框架”(Tankard ,2001)。实际上框架分析素来将分析文本作为核心内容(Pan &Kosicki,1993)。因此,本文是关于艾滋病这一公共议题传媒“再现”的“再现”(representation)。展现新闻再现所独具的框架,以及它们在新闻实践过程的渗透,研究者可观察到新闻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结构如何沉淀于媒介文本中(Tuchman ,1978),并因此将媒介话语生产中的政治经济脉络和逻辑(如当前我国“党管新闻”的媒介管理体制、媒介迎合受众的市场逻辑)落实在对文本构成的考察之中。
    接下来,我首先对本研究的背景,即艾滋病疫情在中国扩散的历史和现状作一介绍,分析政府、公众和传媒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基本态度及其相互影响的动力机制。随后,导入框架理论范式的研究传统和分析路径,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予以铺垫,并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传媒艾滋病这一特殊的公共议题研究架构,这是一个多维的框架分析架构;尤其是,考虑到艾滋病议题媒体呈现的中国情景,引入“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 )的理论概念;然后进一步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论文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接下来的第四部分是对研究发现的交代。论文的最后是对研究的总结,反思传媒公共健康议题塑造和表达的缺陷,尤其探讨不同新闻范式的传媒(“喉舌媒体”/“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媒体)以不同框架模式呈现公共健康议题的政治经济逻辑。
    
    一、研究背景:艾滋病在中国
    
    自1985年6月4日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基会等机构的报告《处于边缘中的儿童》,因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中国儿童在2001年已达7.6万人(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2007)。至于较为新近的数据,据《京华时报》报道,卫生部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08年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同时据卫生部等单位对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叶洲,2008年12月1日)。然而这仅仅是官方的数据,有关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的扩散现状,有多个版本在非官方机构或者医疗专业社群流传,其所描述的情形远比官方数据严重得多。②不论对扩散现状的具体表述如何,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因素不仅存在,且极为令人忧虑,即使官方机构,亦对此有明确表态。卫生部最新的报告显示,艾滋病疫情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性传播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人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意味着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叶洲,2008年12月1日)。
    艾滋病的侵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巨大。一般认为艾滋病流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对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影响,对部门和局部地区的影响,对宏观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前两个阶段的影响显而易见,仅就第三个层面言,一项在2002年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实施的权威研究“艾滋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在未来10年,在HIV (艾滋病病毒)流行低方案假设下,③GDP 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累计减少225亿元(新华网,2002)。
    然而,我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由模糊到明朗历经了漫长曲折的过程。自1985年首次发现艾滋病患者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从未承认艾滋病给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巨大挑战。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一直为打压与否认。2001年8月,中央政府终于承认,中国正面临艾滋病所带来的深重危机。在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艾滋病病人,同时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公开表态。2006年初,国务院颁布实施《艾滋病防治工作条例》,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艾滋病防治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初见端倪(王陇德,2006,第2页)。总体而言,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已由早期医疗工作转为公共健康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王陇德,2005)。
    我国公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素来怀有较强的偏见。即使在艾滋病已经广泛为国人所认知的今天,艾滋病感染者仍要面对极大的社会偏见甚至歧视。譬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8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个城市中超过6000名中国学生、白领、蓝领和移民中,超过2/3的人不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共处一室,而半数人不愿意与感染者共同进食。报告还指出,在中国,人们大多会把艾滋病与道德沦落相联系,来自中国6个城市超过30%的被访者认为,由于性行为或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罪有应得”(新华网,2008)。据《京华时报》报道,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与其他孩子在同所学校学习(叶洲,2008年12月1日)。
    中国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政策与政治发展状况的直接呈现,尽管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情况(刘迅、张金玺,2005)。譬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人民日报》一直将艾滋病视为“舶来品”,或总是以国际新闻的角度来报道艾滋病。另一方面,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显示对于艾滋病的诸多认识的误区和盲区,招致社会各界的批评,如在媒体上,艾滋病成为堕落/吸毒/卖淫/嫖娼的代名词、媒体煽情报道以满足受众猎奇心理、媒体对艾滋病的集体忽视(沈爱国、徐锦航,2007)、新闻中隐藏着“恐惧”、记者责任意识缺乏(何村,2007),甚至充斥着大量耸人听闻的负面报道(张璟,2004)。显然,媒体对于艾滋病的此种态度和报道实践,极不利于社会公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感知,从而影响艾滋病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而使得艾滋病疫情的扩散更难以控制。如此一来,艾滋病在政策/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三角中便形成难以控制的恶性循环。
    
    二、新闻框架分析
    
    人类学家贝特森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框架”(frame )(Bateson ,1956)概念,在70年代后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进一步阐释而成为热点。欧文?戈夫曼在其广为框架研究者引用的经典文献Framing Analysis(Goffman ,1974)一书中,言明了“框架分析”的核心命题,即人们如何建构现实一隅?或者说,在特定的情境下,“现在发生的是什么?”知名华人传播学者潘忠党教授(潘忠党,2006)指出,戈夫曼的分析中所体现的社会现实建构过程即为传播的过程。他进一步写道:“‘框架分析’就是一个关于人们建构社会现实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领域”(第21页)。它被用以考察话语、议题与意义如何准确地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Reese ,2001)。
    然而,框架分析被认为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它涉及多个学科和多重研究取向(潘忠党,2006)。如Pan 与Kosicki (1993)将其分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两大学科传统。亦有研究者将其区分为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认知心理学三种范式(D ‘Angelo,2002,转引自潘忠党,2006)。在分析焦点上最为常见的,一是将框架(如新闻框架)视为因变量,考察其建构的动态结构与过程,二是将框架视为自变量,研究其对受众的认知、态度、意向和行为的影响,即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此一效果通常与所谓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相勾连(Scheufele &Tewksbury ,2007)。在分析路径上,研究者往往采用归纳(Gamson,1992)和演绎(Semetko &Valkenburg,2000)两种方法;前者的分析始自于一系列相对模糊的框架体系/类别,试图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厘清,并尽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框架类型,而后者在分析开始之时即已有明确定义的框架类目,并以此为标准系统检视所有被考察的话语/行动/文本,将其归入事先确定的框架类型,考察其出现的频数。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框架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媒介话语/文本的生产。由于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呈现,因而记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整体性的“诠释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此即“新闻框架”(news frame)或“媒介框架”(media frame ),而框架就可被视为是新闻工作者在组织事实过程中的主观性介入(Tuchman ,1978)。知名社会学者盖伊?塔奇曼(Tuchman ,1978/2008)进一步指出,新闻框架的意义如同窗户,窗框的大或小会左右人们所能看见的世界,故新闻媒介具有“建构社会真实概念”的功能。
    Gitlin(1980,p.7)认为框架通过“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排除”而实现。Entman(1993,p.52)对此有更为细致的解释:“框架即对感知现实某些侧面的选择,从而使得这些层面在传播文本中更为显著”。Entman进一步指出框架的四种功能:定义问题,或对与问题相关的关键事实予以澄清;对问题前因后果的解释;对问题进行道德评判;对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并对可能出现的结果予以讨论。即便一个特定事件也有无数值得注意的细节,而框架即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藉此告诉人们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内涵(Gitlin,1980)。“在任何一个行动的具体情境下,总是有一个框架位于‘前台’,将符合于它的现象凸显于行动者的视野内”(潘忠党,2006,第23页)。
    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媒介/新闻框架的力量足以型塑人们对于一项政策或公共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倾向(Callaghan &Schnell ,2001;Nelson,Clawson &Oxley ,1997)。由此,不同的社会行动者皆试图参与社会事件/问题的定义,或和意义竞逐的过程(Kruse ,2001)。Entman(1993)则指出,社会问题/公共议题是一种想象的情景(putative situation),由“行动者”在公共论述的场域中将其加以标签而成为社会“问题”或“议题”,并由特殊的方法来架构(framing )它,而这种透过新闻框架的筛选过程就是框架运作时的权力表现。
    框架有四个栖身之所:传播者的认知、传播建构的文本、文本接收者的认知和传播活动与文本流通的社会文化场景(Entman,1993)。在传媒与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学者们素来将分析文本作为框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Pan &Kosicki ,1993;夏倩芳、张明新,2007)。本文依循建构主义的分析范式,以对传播者业已建构的媒介文本的量化分析为途径,探寻我国主流报纸媒体对艾滋病这一公共健康议题的框架建构,故本文是对框架建构结果的呈现,而不是对建构过程的描述和阐释。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传媒艾滋病议题研究的理论结构,并将转型与变迁社会中“新闻范式”的概念纳入其中,注意到新闻实践模式对框架建构的潜在影响,解析其中媒介话语生产的政治经济逻辑的沉淀,试图增进人们对框架分析的理论认知。
    
    三、一个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传媒艾滋病议题研究架构及其中国情景
    
    (一)艾滋病议题的媒介框架:多维框架的视角
    上文已述及框架分析的三个范畴,即话语、话语的建构和话语的接收。无论具体的实证问题属于哪个范畴,研究者首先需要确认框架(潘忠党,2006)。即使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知名政治学家恩特曼(Entman,1993,p.51)将框架分析概括为“散乱的概念”(scattered conceptualization )和“破裂的范式”(fractured paradigm)以来的10多年间,已有数百篇涉及框架的研究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④这些研究论文中不少对框架有着多种分类。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分类都不完整??????它们无法显示不同架构途径或类别之间的理论关联”(潘忠党,2006,第28页)。潘忠党根据所确立的框架概念的一系列基本原则,⑤认为:
    根据这些原则,具体的框架因为行动者、问题、行动场景等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研究积淀而形成完整的分类体系,也就是说,我们仍缺乏对架构这一社会实践动态的充分理论认识。
    显然,为了可以系统分析传媒艾滋病议题呈现的框架,本研究首先需要突破此一难题。事实上,以框架理论的观点研究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尚属颇为新颖的研究路径。西方新闻传播学者对艾滋病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但其中较为引人注目者,是对媒体艾滋病报道的内容分析,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传媒如何呈现艾滋病议题,同时以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参照系,包括新闻报导的议题内容(如Rogers,Dearing &Chang ,1991)、新闻引用的消息来源(如Miller &Williams ,1998)、议题设定与议题建构(如Walters &Walters,1992)。根据中国传播学者韩纲(2004)分析,我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是艾滋病,而新闻传播学界对艾滋病的研究以内容分析为多(如陈丹,2002;张自力,2004;刘迅、张金玺,2005;许正林、祁晨旭,2007),其余研究则更为注重对个案的考察或研究者个人经验的体悟和心得(如何村,2007;张璟,2004等)。我国台湾学者较早开始关注健康传播,对艾滋病的研究早于大陆(如徐美苓、黄淑贞,1998;徐美苓,1999),其研究方法亦更为规范。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框架分析”,具体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范式,分析的焦点是媒介艾滋病报道文本,分析路径是演绎方法。接下来,我将根据上文对“框架分析”的理论传统和分析路径的文献回顾,建构“概念系统”、“议题/内容定位”、“文本结构”三个框架层次的、适用于探索社会公共议题的媒介框架分析的理论结构。特别的,我将对这个分析结构中的各个理论概念的提出缘由予以交代,尤其是做出具体的概念化阐释,以及就不同层次的媒介框架在理论层面予以区分,并进一步阐述不同分析层次媒介框架之间的关系。
    1.概念系统层次框架
    相对于一般性的社会公共议题而言,公共健康议题的一大特征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层面。⑥前述传媒与艾滋病的相关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皆忽略了这一点。本文认为,在艾滋病等公共健康议题新闻框架分析中,首先应考虑到框架的分类是否关涉公正和价值。事实上,此种思路与Dorfman及其同事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对于公共健康及其他社会或政治类议题,存在着三种“概念层面”的框架信息(Dorfman ,et.al.,2005)。这三种框架的层次有着高低之别。最高层次的框架是“主导价值”(overarching values),譬如公正、责任、平等、公平等;第二层次的框架是“普通事件”(general issues),如居住、环境、健康等;最低层次的框架是“事件细节”(nitty-gritty of issues),包括促成变革的政策的细节、策略、手法等。
    讯息的传递可在上述任一层次上传递,但第一层次至为重要,因其所表达的意义最为深沉。正如Lakoff(1996)指出,人们对某事件持赞成还是反对意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传播者主导价值框架的确认与联结。如在某一文本中细节框架过多而淹没了价值框架,将使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Dorfman 等(2005)指出,Lakoff的“概念框架”尤其是其中的“价值框架”对公共健康传播者极其重要且有益,尽管目前对于这一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尚付阙如。
    人们之所以能理解任何类别的字词、图片、行为或文本,乃是因其在头脑中可将这些材料按照一定次序整合进一个既存概念系统(conceptual system ),即使极少量的讯息,亦能够激发人们对这些讯息的特定解释(Lakoff,1996)。传播,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是人们将外来讯息和自己头脑中的图像和经验在概念系统层次进行翻译和嫁接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在社会公共议题(包括公共健康议题)媒介报道中的“概念系统层次框架”(conceptual system levelframe ,本文将其简称为“概念框架”)的表述,用于表达如下理念,即文本/话语在概念层面所表达的框架讯息层次之高低,尤其是,到底是关乎价值、事件抑或细节。无论研究者是否还同时关注其他类型的讯息框架,但“概念框架”理所当然应处于最高层次。至于新闻媒介以何种概念系统层次的框架呈现社会公共议题(如公共健康议题),值得传媒学者系统化的实证探索,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标之一。
    2.议题定位层次框架
    传播者对感知现实某些侧面予以选择从而使得这些侧面在传播文本中更为显著,这是框架的核心要义(Entman,1993),即所谓“现在发生的是什么?”正如吉特林所言:即便一个特定事件也有无数值得注意的细节,而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藉此告诉人们存在什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内涵(Gitlin,1980)。事实上,在这里框架被定义为:言说者(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叙述或谈论某一现象或议题时对不同面向或内容的强调程度,根据这些强调面向的区别,研究者可确定不同框架的使用(潘忠党,2006)。这里的“侧重”或“面向”涵义极为丰富,既涵盖某些特定议题的一些面向(如Tian &Stewart,2005),也包括政治价值观(如Gamson &Modligliani ,1989)和新闻产制过程中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如冲突、后果、人性、道德、戏剧等(如Semetko &Valkenburg,2000),以及不同框架的综合(如Li,2007)。为与其他框架类别区别起见,我将其称之为“议题/内容定位层次框架”(issue or content orientation level frame,简称为“议题/内容框架”)。这里的“议题/内容”实际上是“侧重”或“面向”的另一种指代。如果说“概念框架”所涉及的是价值/事实层次,而“议题框架”所涉及的则是内容层次。在艾滋病的传媒报道中,常见的“议题/内容框架”侧重是政治、医疗、防治、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人性等(如刘迅、张金玺,2005)。
    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许多研究皆致力于探索媒介报道的“议题/内容框架”(如Walters &Walters ,1992;Juhasz,1992;刘迅、张金玺,2005)。此类研究将其视为重要变项,乃是因为将某种公共健康事件/问题(如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置于何种类别的议题(视为何种事件),将直接影响到公众对该类事件性质的判断(如将SARS疫情视为经济/医疗议题或社会稳定事件)。譬如,Andsager与Powers(1999)研究发现,同样对于乳腺癌的报道,新闻杂志采用政治和健康保险议题,而女性杂志除在提供基本信息之外,更多采用疾病原因和防治以及幸存者个人和其亲属人物报道的议题。在传媒艾滋病报道框架研究中,Watts (1993)发现,在美国主流新闻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对科学疗法的探索是最主要的框架,科学家及生物医药的研究者为记者提供科研发展的进程情况。
    国内有关艾滋病报道框架的相对系统与规范的研究,是刘迅与张金玺(2005)对1985~2003年间《人民日报》艾滋病相关报道共967篇的内容分析。两位研究者采用了“国际框架/国内框架”和“主题框架”两个概念。其研究发现,1991~1997年该报大部分艾滋报道将之视为国际问题,这种倾向在1998年有所改变,1998年46%的新闻将艾滋问题置于国内框架中加以报道。2002与2003年,国际框架与国内框架平分秋色。至于主题框架,在19年中排列情况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预防”与“治疗”是出现最多的主题(位居榜首14年),然后是医学(4年居第一,11年居第二)、社会(1年居第一,3年居第二)、政治(11年居第三)、经济(1年居第四),以及与其他疾病的联系。其次,社会与政治主题的位置有所上升。然而,刘迅与张金玺(2005)研究的缺陷是理论环节上的薄弱,其贡献仅在于考察了19年间《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的发展趋势。其余有关艾滋病的传媒内容分析研究(如张自力,2004;许正林与祁晨旭,2007;陈丹,2002等),则在文献回顾、理论建构和研究设计等层面,皆显不足。在我国后SARS时代公共健康政策范式下,传媒的艾滋病议题报道呈现何种议题/内容定位层次框架,是尚待研究的新课题。
    3.文本结构层次框架
    根据记者报道新闻的文本组织手法,政治学家Iyengar (1991)将新闻文本的框架区别为“主题框架”(thematic frame)与“片段框架”(episodic frame)。前者指以一个命题为核心,对某类新闻现象运用系统资料和全面概括加以报道;后者则体现在以讲述一个或多个具体故事而报道该类新闻现象。Iyengar 的研究显示,受众接触主题框架,更倾向于对将被报道的事件提供社会意义和社会层面的解释。而接触片段框架,受众更倾向于就事论事,寻求对个体层面的解释。譬如美国媒体关于贫穷的报道,由于新闻记者较多采用片段框架而非主题框架,受众便会将贫穷归咎于被报道者个人,而非考虑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或其他社会因素导致的被报道者的贫穷状态(Iyengar ,1991)。
    尽管Iyengar 的此种研究路数被有的研究者批评为理论羸弱,研究前景不佳(如潘忠党,2006),但在我看来,在框架分析研究领域,至少在公共健康议题中,传播者即新闻从业者在明确了“表达什么(价值还是事实/细节)”和“侧重表达什么”的问题之后,即概念框架和议题/内容框架清晰了之后,还需要明确“该如何表达”。在这个意义上,Iyengar (1991)的框架分类方法,即主题/片段框架有着较好的补充和解释意义。在这里,我将其称为“文本结构层次框架”(text structural level frame ),简称为“结构框架”,其概念化定义为:新闻记者/编辑用来组织新闻文本的方式,是采用系统资料全面描述(尤其是揭示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是采用个体人物/事件而报道某类新闻现象。至于我国的主流传媒在文本结构层次到底以主题框架还是片段框架建构艾滋病议题,亦是本研究的目标之一。
    至此,本研究已建立了由“概念框架”、“议题/内容框架”和“结构框架”组合起来的一个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传媒艾滋病议题研究架构,这是一个多维的框架分析结构。该理论结构中处于最高层次的是“概念框架”,这是由公共健康(亦包括不少社会公共议题)的伦理学和哲学决定的;其次是“议题/内容框架”,即讯息内容侧重什么,由“框架”的概念本身所决定;最后是“结构框架”,即裁剪何种素材编织新闻文本。在理论层面,已有的框架研究文献中,尚未有相关线索能表明三种框架之间有必然关联,即一个层次上的某个框架的采用往往导致另一层次某特定框架的出现。在实证层面,如有可能,我将另文探讨此一问题。
    将上述分析框架运用于本研究的具体场景,本文提出了如下研究问题:
    在当前我国公共健康政策范式下,艾滋病作为最典型的公共健康议题,其分别在概念系统层次、议题定位层次和文本结构层次被主流媒体呈现为何种类型的框架?
    (二)艾滋病议题媒体呈现的中国情景:转型中的新闻范式与新闻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传媒环境生态及传媒与权力的关系经历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新闻业话语中的一个突出议题(童静蓉,2006),它与新闻实践相互勾连,成为传媒研究者日益关注的话题(如陆晔、潘忠党,2002)。不论学者们如何定义和看待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⑦根据传媒研究者的观察,部分新闻从业者正在逐渐生成他们对专业主义的感觉,在新闻实践中学习“用事实说话”,并力图在原有的新闻规则之外形成关于什么是新闻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什么是好的新闻和新闻实践等的论述。尽管这种新闻专业文化仅仅是“专业主义的碎片呈现”(陆晔、潘忠党,2002)。这成为本文研究艾滋病议题媒体呈现的“中国情景”,即相对传统的“党的新闻事业”和局域/碎片呈现的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实践并存的现实语境。在这里,我引入“新闻范式”(journalisticparadigm)的概念。
    根据托马斯?库恩对科学哲学的考察中所发现的“范式”(paradigm)和“范式革命”等概念及相关论述(Kuhn,1970),传媒学者通过对新闻从业者所秉承和坚持的新闻实践原则的观察,提出“新闻范式”的概念(Reese ,1989;Chan &Lee,1991)。“新闻范式”被定义为“指导新闻媒体确认并诠释值得报导的‘社会事实’的认知模式或格式塔型世界观”(Chan &Lee,1991,p.23),具有统领新闻实践的各规范性原则和从业知识,并将之整合成内部同一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功能。对新闻范式的研究,已然成为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如Chan&Lee ,1991)。潘忠党等以实证的方法观察到,在我国“党的新闻事业”继续作为范例彰显传统范式,而“专业主义新闻”范式亦得以浮现并渐趋明晰(潘忠党、陈韬文,2004)。两者的区别,如表一所示。
    潘忠党与陈韬文(2004)发现,《南方周末》、境外媒体(如BBC 、CNN 、凤凰卫视、纽约时报)代表着“专业主义新闻”范式,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地党委机关报是典型的“党的新闻事业”范式。此外,网络媒体介于两大范式之间,而各地在市场力量中崛起的都市报/晚报则一般是被吸纳和整合进“党的新闻事业”的新的媒体“范例”。
    在一个特定时代或社会,对“什么是新闻”、“如何产制新闻”等这些最为基本的、用于架构“事件”或“事实”的理念显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此种共享理解通常被固化在规范新闻实践的专业理念、组织常规或政策,及现存社会秩序当中(Gitlin,1980;Reese ,1989,2001;塔奇曼,1978/2008)。潘忠党等(2004)指出,它不仅定义什么是新闻,而且确认如何从事新闻工作,成为确定新闻从业者衡量自己、同行和新闻媒体的基本参数。这明确表达出,处于不同“新闻范式”下的传媒从业者,将以不同的理念、程序和规则展开新闻实践。“专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新闻实践活动”,同时它作为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成为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的、以专业和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陆晔、潘忠党,2002,第43~44页)。
    那么不同新闻范式下的新闻实践如何影响艾滋病议题的传媒框架表达?
    基于艾滋病患者在患病后遭受社会偏见和歧视,以及由于经济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可以预期的是,由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所秉承的社会责任、使命感、服务人民、客观性等话语表述(童静蓉,2006),专业主义媒体将在艾滋病议题的媒体表达中呈现出与典型的喉舌媒体不同的框架景象。譬如,《南方周末》的著名箴言“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代表了专业主义媒体的自我宣称。在此意义上,可以预期其将在新闻实践中出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倡导社会责任等,更有可能关注艾滋病患者这一弱势人群的价值和尊严。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媒体的弱势群体新闻实践,大陆传播学者胡智锋(2006)先生曾在央视《新闻调查》十周年时就其成功的原因写道:
    这种“专业主义”的激情,可以表述为“铁肩担道义”的“济世情怀”,这是《新闻调查》的精神内核。《新闻调查》的记者冲破种种险阻,采取各种策略,不屈不挠地获取真相、披露真相,客观但并不局限于“中立”,他们追求的乃是成为事实真相的鉴定者,社会变革的参与者,社会正义的呼吁者以及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此种观点在新闻传媒业务界和学术界颇有代表性(如郭镇之,1999),它为“专业主义媒体更有可能呈现艾滋病议题的价值框架”的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有鉴于此,本文有一定的信心认为: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概念系统层面更多采用“价值框架”。
    其次,在议题定位层次,由于专业主义媒体注重“及时生动的还原新闻,客观准确的再现事件,具体周到的服务生活”(南方都市报,2004),广泛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而产制更为多元的新闻论述,尤其是以“社会问题/议题”来定义艾滋病议题。在实践中,新闻从业者所秉承的客观、中立等原则(郭镇之,1999),都有助于记者/编辑深入社会生活的第一线,尤其是深入社会底层,拓宽新闻信息的来源,去采访艾滋病患者的真实生活,这就从理论上为专业主义媒体更倾向于以“社会框架”,且较少可能以“政治框架”来呈现艾滋病议题奠定了基础。在这里,“社会框架”表现为媒体从业者主要以艾滋病患者个人的社会生活/工作/家庭、艾滋病的社会影响如歧视/经济后果、艾滋病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恐慌/报复/犯罪等角度/层面来报道艾滋病议题:“政治框架”则表现为新闻记者/编辑主要以政府部门/政治领导人活动、政策制定等角度/侧面来报道艾滋病议题。在某种意义上,媒体采用“政治框架”报道艾滋病议题,有利于党和政府形象的建构,比如将其建构为“施动者”形象和正面形象(夏倩芳、张明新,2007)。
    再次,面对当前我国公共不健康或健康不公平的原因,由于其实质是政府长期形成的重经济增长轻公共健康的认识及投资决策失误所致,由此政府应负担起公共健康的治理责任,而这首先涉及到公共健康保障系统的财政支持、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和资源分配、社会公众的健康教育等宏观的社会性问题(如王文科,2006)。由此,在文本结构层次,喉舌媒体因受新闻管理体制所限,很可能将忽视社会结构性问题(夏倩芳与张明新,2007),采用片段式框架予以个人归因(如患病是由于个人非法卖血所致)。而追求实事求是和客观真相的专业主义媒体,将更有可能采用主题式框架,产制更具挑战性的新闻论述(如由个人卖血感染致命的艾滋病而质疑当前社会权力和经济结构的公正性和和合法性),更积极倡导艾滋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各种权利,表达其利益诉求。
    综合以上论述,本文假设在当前我国公共健康政策范式下的主流媒体艾滋病议题新闻报道中:
    (1)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概念系统层面更多采用“价值框架”;
    (2)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议题定位层次更少采用“政治框架”而更多采用“社会框架”;
    (3)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文本结构层次更多采用“主题框架”。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择《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四家日报以艾滋病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新闻作为考察对象。其中,前两家报纸是典型的党政喉舌媒体,而后两家专业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童静蓉,2006)。在此前研究中,这几家报纸皆受到不少关注(如陈丹,2002;张自力,2004;刘迅、张金玺,2005)。当前我国对于艾滋病的报道,在报纸媒体中较为有名者,以上述四家报纸为重(如张自力,2004;刘迅、张金玺,2005)。故选择这四家媒体2003~2006年所有艾滋病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对象,基本上可以代表当前我国公共健康政策范式下主流媒体艾滋病议题报道的现状。
    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其反映了中央政府的声音,其发行量居大陆党报之首,行政级别最高。如同夏倩芳和张明新(2007)所指出,大陆的党报虽冠以“党委机关报”之称,但它们“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即各方利益的代表),且大陆所有主流报纸均为党报,即便是都市报、市民报亦皆由党报衍生而来,实行相同管理体制。因而“人民(日报)体”对大陆主流报纸有着规范与引导效应,尤其在如同艾滋病这样的重要议题报导上。
    选择《河南日报》的理由,正如张自力(2004)所说,因其地域特性而选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中原地区因不规范和非法采集血浆、血制品导致大量农民感染艾滋病毒、形成“艾滋病村”,以及2001年年末轰动全国的“艾滋病人扎针事件”的引发者均出自河南省,《河南日报》作为河南、这一艾滋病高发省份和“重灾”省份的机关党报,其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方式和特点代表了河南地方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南方都市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发行量颇大。在党政体系中的位置相对边缘,它是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应市场需求而生的新兴传媒,受到国家控制和限制相对较少。在李艳红(2007)的研究中,该报被定位为“弱国家控制—强市场取向”传媒。近年来,《南方都市报》因调查报道一些社会题材事件而知名,其办报宗旨为“办中国最好的报纸”。它被新闻学者视为是中国大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秉承者与引领者(童静蓉,2006)。
    《中国青年报》是一份全国性综合类日报,近些年来发行量超过50万份,其主要受众为青年,高层人士也是其重要的受众群体。《中国青年报》是大陆媒体进行新闻业务创新的典范:远在上世纪60年代,推出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典型报道的代表作;80年代,相继推出了开启深度报道先河的力作;90年代,“冰点”、“青年话题”的推出领国内特稿写作、言论时评风气之先(孔祥武,2006)。《中国青年报》因不遗余力的披露事实全部真相、追求职业精神而受到中国新闻业界和学界的高度评价(张志安,2004)。本研究将它视为是中国大陆“新闻专业主义”媒体。
    具体采样采用普查方式,考察2003~2006年四家报纸所有以艾滋病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对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通过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通过“主题/标题”搜索而得。至于《南方都市报》,由于该数据库未收藏,样本通过查阅纸质版报纸获取。分析单位为单篇新闻报道。上述四家报纸上所刊载之评论、读者来信、资料、图片等皆不计入分析范围。
    (二)类目建构
    1.概念系统层次框架。“概念系统层次框架”在本项研究中被分为三类:价值框架、事件框架和细节框架。“价值框架”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表达:“事件框架”关注生活中的一般事件:“细节框架”关注事件的细节、策略、手法。具体到艾滋病报道,价值框架表达的是公平、健康、公正、责任、生命等普遍价值;事件框架常常以会议、医院、治疗等为表达;细节框架往往通过关于会议的具体安排、对病人的看护措施等体现。在预研究(pilot study )中发现细节框架实际上少之又少,因而将“概念系统层次框架”分为两个类别:价值框架和事件框架,具体的操作方法见表二。当一则新闻报道同时出现两种概念框架,按照层次高的框架计。
    2.议题定位层次框架。同样是艾滋病相关报道,可通过医疗事件来报道,亦可通过社会问题或者政治事件来呈现。参照刘迅和张金玺(2005)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五类:医学、防治、社会、政治和其他(如经济、教育、法律等)。本研究并不累加某一框架出现的总次数,而仅以出现频率更高的框架计算。如某篇报道医学框架出现约20次,社会框架出现约5次,则以医学框架计。编码的具体操作方法见表二。
    3.文本结构层次框架。“文本结构层次框架”是记者用来组织新闻文本的方式,同样一个新闻事件,记者可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社会背景、其他人的活动等,也可仅仅叙述事件发生的场景和最基本的新闻要素。按照Iyengar (1991)的观点,前一种组织新闻文本的方式为“主题框架”,后一种为“片段框架”。本研究以新闻报道下列元素的出现与否作为判断标准:(1)交代事件前因后果,(2)展现事件的背景和社会意义,(3)报道相关人物或活动。以上元素基本出现为主题框架,否则为片段框架。
    (三)编码与数据处理
    编码由4位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担任。研究者在编码实施之前与编码员有较多沟通,并以20篇报道实施预研究。对于各关键变量,预研究的编码员间信度值皆在85%上下。编码结束后,引入另一位研究助理为独立编码者检验其中20篇新闻报道,Krippendorff Alpha值显示编码员间信度之平均值为88%(“概念系统层次框架”检验信度值为84%,“议题定位层次框架”91%,“文本结构层次框架”81%)。采用描述性的频数分析(Frequency Analysis)回答上文所提出的研究问题,观察分别在三个框架层次上不同类别的框架出现的比例;采用卡方分析(Chi Square Analysis )检验上述三个研究假设,其显著性检测皆为双尾。采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SPSS for Windows 13.0.
    
    五、研究发现: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模式
    
    在被考察的2003~2006年间四家报纸共计有386则以“艾滋病”为主题或标题的相关报道。其中,2003~2006年四年的报道分别为56、179、86、65则。至于在各媒体的分布,《人民日报》136则,《河南日报》95则,《南方都市报》79则,《中国青年报》76则。⑧
    根据前述三种不同层次的框架,即概念系统层次、议题定位层次和文本结构层次框架的分类法,如表三所示,整体而言,中国的艾滋病报道在概念系统层次绝大多数新闻采用事件框架(87.3%),即这些报道关注一个个具体的艾滋病相关事件、人物或活动,而缺乏对诸如生命、公正等永恒价值的叙述与表达。如《人民日报》2005年5月13日的报道《王克荣和她的艾滋病朋友》,讲述王克荣先后14次到河南艾滋病高发村,和那里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她和同事的帮助下,患病的村民得到救治,战胜疾病的信心倍增。报道中的一段叙述,正是本研究中价值框架的生动体现。
    谈起那里的工作,王克荣没有对工作条件艰苦的抱怨,没有对村民无知的气馁,更多的是对那里农民的热爱、尊重、同情。
    分析结果显示在议题定位层次艾滋病报道主要采用防治框架、政治框架和社会框架3种(合计近80%),即绝大多数报道将艾滋病从根本上视为疾病防治问题、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尤其是防治和政治问题(合计近60%)。将艾滋病视为社会问题,主要关注艾滋病的社会蔓延(如某地艾滋病疫情如何)和社会影响(如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公众对艾滋病的误解等)等。如200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医生惊闻艾滋病病人被晾手术台》,描述一位被抬到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突然被怀疑感染了艾滋病而将医生吓跑,患者被晾在手术台上,后来发现是误诊,又继续被施以手术的事件。这是在议题定位层次上将艾滋病视为社会(影响)问题。
    整体上而言,这一结果与刘迅与张金玺(2005)的研究发现有着可比之处。他们发现1985~2003年《人民日报》的艾滋病报道采用最多的是预防和治疗框架,其次是医学框架、社会和政治框架,且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与政治框架的地位有所上升。
    在文本结构层次上,这些报道主要采用片段框架(74.9%),表明对艾滋病相关事件、人物或活动的呈现颇为碎片化,未交代事件的社会背景、来龙去脉和相关事件及人物。《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27日刊发的报道《“要立足做事,不要作秀”: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走进“艾滋村”》是采用主题框架的例子。报道主要围绕李克强在当年2月25日前往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市上蔡县考察工作而展开,但该报道并未就事论事,同时还叙述李克强多次到上蔡考察工作的情况、河南省委扶贫工作组的情形、李克强的要求和谈话、李克强与患艾滋病小女孩的聊天,在报道最后记者对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有详细交代(如下)。显然这段文字很有必要,使得李克强走进“艾滋村”等诸多新闻事实的存在有了一个参照和坐标。
    1995年以前,豫东南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把卖血作为挣钱门路。由于血液交叉感染,部分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经过8至10年的潜伏期,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近年来,河南已向艾滋病高发村派驻工作组和医疗队,为4352名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使大部分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并且没有发现二代传播。
    由于本研究的重心在于考察艾滋病议题的媒体价值框架、社会框架和主题框架的呈现,故在数据分析中对这三种重要框架在2003~2006四年间的变化予以了特别注意。如图一所示,除在2003年价值框架的呈现比例较低(7.1%),其余各年价值框架基本维持在13%的水平;社会框架的呈现比例,较低的年份是2003和2006年,为12.3%和12.5%,而在中间的2004和2005年较高,达24.0%和27.9%;至于主题框架,在2003年其呈现比例较高(33.9%),2006年相对较低,仅为16.9%,其余两年的比例为25%左右。整体上来看,2003~2006年,社会框架的采用频率并未有明显的有规律性的变化发生。
    令人注意的是,4年间价值框架的采用频率上升1倍(从7%上升到约13%),这无疑值得肯定。但就整体来说,价值框架的采用比例却是极低的,对于“党的新闻事业”而言更是如此。如2003年两家党政媒体的30篇艾滋病议题报道,无一篇采用价值框架,其余三年亦仅有16篇采用了此种框架。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主题框架的采用频率呈现出下降趋势。2003年主题框架的呈现比例达33.9%,而在2006年这一比例仅为16.9%.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003年春夏之交正是SARS肆虐之时,当时传媒的SARS报道经历了“从失语到喧哗”的巨大转折,甚至为取得“话语权”而“欢呼雀跃”(夏倩芳、叶晓华,2003),故有可能注重对艾滋病议题报道社会宏观环境的表达,故在2003年艾滋病议题的主题框架采用频率相对较高。至于从2004和2005年到2006年,主题框架的采用频率由约26%下降为约16%,不排除仅仅是偶然现象的可能性,如不是,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解释。
    为了检验三个研究假设,本文分别在概念系统、议题定位和文本结构三个层次媒介框架与新闻范式之间做了交叉分析,结果如表四和表五所示。
    假设1认为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概念系统层面更多采用“价值框架”。如表四,21.3%的专业主义媒体的艾滋病报道采用了“价值框架”,而对于“党的新闻事业”,其比例仅仅为6.9%,且这一差异是高度显著的(χ2=17.29,df =1,p <0.001)。显然,我们有足够信心可以说,专业主义媒体更倾向于采用价值框架而非事件框架来呈现艾滋病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专业主义媒体更多关注永恒价值和终极关怀,更有可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倡导社会责任,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假设2认为,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议题定位层次更少采用“政治框架”而更多采用“社会框架”。如表五所示,在“新闻范式”与“议题定位层次框架”两个变量之间的总体卡方检验是高度显著的(χ2=45.20,df =4,p <0.001),其统计的显著部分来自“政治”和“社会”这两种框架在两类媒体之间的差异。为利于进一步分析,此处将卡方分解,分别检验“政治框架”/“社会框架”与每一种其他类型框架在“新闻范式”变量上的差异(每次检验的自由度皆为1)。
    先看“政治框架”。将政治框架与其他四种框架中的每一种配对,然后分析每一配对组在两类媒体上的呈现差异。按照卡方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配对的框架组分别是政治—社会框架(χ2=26.58,p <0.001)、政治—防治框架(χ2=13.37,p <0.001)、政治—医学框架(χ2=0.281,p=0.596)、政治—其他框架(χ2=0.215,p=0.643)。令人注意的是,政治—社会框架配对的卡方值远远高于其他组合。再看“社会框架”。同样按照卡方值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配对的框架组分别是:社会—政治框架(χ2=26.58,p<0.001)、社会—医学框架(χ2=24.99,p <0.001)、社会—其他框架(χ2=14.51,p<0.001)、社会—防治框架(χ2=4.31,p <0.05)。显然,政治—社会框架配对的卡方仍然最令人注意。
    上述数据显示“政治框架”和“社会框架”在“新闻范式”上的差异为表五总体卡方值的最大贡献,且高度显著。具体而言,专业主义媒体采用政治框架的比例为14.2%,而“党的新闻事业”采用这一框架的比例为29.4%.同时,专业主义媒体采用社会框架的比例达到33.5%而“党的新闻事业”仅为13.0%.显然,这表明在典型的喉舌媒体体系,即“党的新闻事业”体系中,政治逻辑的渗透和影响力,相对于专业主义媒体而言要明显更加有力,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指挥着新闻实践的运作。而在专业主义媒体中,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强有力的支持了前文的理论期待。由此假设2得到有力的经验支持。
    此外,党政喉舌媒体更可能视艾滋病为医学问题(19.9%),而专业主义媒体更强调对艾滋病的防治问题(41.3%),尽管在两类媒体上这两种框架呈现比例的加总相差不大。
    假设3认为,专业主义媒体相对于喉舌媒体在文本结构层次更多采用“主题框架”。如表四,就新闻文本的组织方式言,38.7%的专业主义媒体的艾滋病报道,采用“主题框架”,而对于党的新闻事业,其比例远远低于这一数字,仅为16.0%,这种差异是高度显著的(χ2=25.39,df =1,p <0.001)。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各报采用主题框架的比例,由小到大依次为:《河南日报》14.7%,《人民日报》16.9%,《中国青年报》36.8%,《南方都市报》40.5%.这与本研究预期的理论模式相一致。由此假设3得到经验数据的证实。
    
    六、代结语:传媒公共健康议题塑造的传播学反思
    
    本研究以内容分析法探讨后SARS时代公共健康议题在我国能见度极高的环境下主流媒体对以艾滋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媒体呈现。以“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一个多维框架研究架构为理论基础,本文发现我国主流报纸媒体的艾滋病议题报道,在概念系统层次主要采用事件框架,在议题层次主要采用防治框架和政治框架,在文本结构层次注重采用片段框架。不同类别的媒体(专业主义媒体和党政喉舌媒体)对于艾滋病议题的框架呈现,不论在前述何种层次皆存在显著差异。
    在我国,长期以来疾病是个人的不幸和麻烦,保持身心健康状况和从国家获得适合的健康照顾服务尚未成为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至于艾滋病这种特殊的事关公众健康的传染病,尽管在我国早已被纳入公共健康体系范畴,但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整体上主流新闻媒体对这一疾病的建构几乎完全处在事件框架和片段框架内,表明对于在人生不幸中成为弱势群体的艾滋病人而言,媒体报道一方面缺乏价值引导和人性关怀;另一方面,媒体对于艾滋病议题的建构,游离于社会背景之外,即将艾滋病相关事件和病人从社会环境之中抽离,从而使得诸多艾滋病相关事件和病人成为一个个单独发生的事件和独立的互不关联的个体。这显然不仅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治,亦不利于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的良性认知。
    本项研究显示,专业主义媒体比党政喉舌媒体(即“党的新闻事业”)更倾向于以社会框架呈现艾滋病议题。这种理念无疑值得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以“社会问题/议题”来架构艾滋病议题,可能会危及社会稳定(如艾滋病患者遭受社会排斥和歧视、艾滋病恐慌、大面积的艾滋病患病如“艾滋村”等),甚至容易成为挑战性的新闻论述(如由艾滋病而论及社会公正),由此这种架构方式更可能被喉舌媒体所规避。
    “医学通常被看成是一门自然科学,实际上乃是一门社会科学”(H.P.恰范特,1987,第20~22页)。半个多世纪之前人们已认识到“医学社会性”,而在SARS疫情爆发流行后,人们对此感触更为深刻。在“医学社会性”基础上,公共健康不仅是一个关于卫生的问题,还牵涉到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这是本研究所要揭示和讨论的重要意涵。价值框架和主题框架的意蕴正在于此。公共健康不是一部分人健康而另一部分人不健康;不是一部分人能得到而另一部分人不能得到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健康不只是一种防御疾病的机制,还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公平分配机制(胡鞍钢,2003)。SARS疫情之时,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丹尼尔?维克勒(Daniel Wikler )教授接受采访时对此有着精辟见解:“我们追求更好的公共健康状况和社会公正。我们并不希望一些人在幸福中长寿,而另一些人在不幸中短寿,因而公共健康研究两大问题: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公正的健康分配。”(肖巍/访谈,2003)
    本项研究还显示,专业主义媒体比党政喉舌媒体更倾向于以价值框架、社会框架和主题框架报道艾滋病议题,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前者所坚持的专业主义理念(童静蓉,2006)及对人文理念和人文理想的追求(Pan &Chan,2003)。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所秉承的理念,使得专业主义媒体的从业者更有可能追求实事求是和客观真相,成为“社会变革的参与者,社会正义的呼吁者以及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在实践模式上,他们有更可能深入社会底层,拓宽新闻信息的来源,体察民间疾苦,从而产制更为多元与活跃的艾滋病媒介框架,尽管此类建构框架有可能招致当权者的阻止、不满、恼怒甚至是暴力。⑨
    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我国,专业主义媒体较之党政喉舌媒体往往有着更高的市场诉求。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取向的报纸在社会公共议题中的表现,往往以表达民间立场和对弱势社群的关怀作为市场策略,迎合、阐述和表达公众的“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通过激进和介入式的新闻实践方式来推进公平和正义,并成为其树立自己公信力和声誉的重要途径和策略(李艳红,2004;李艳红,2007)。显然,在艾滋病患者成为弱势群体的现实情境下,专业主义媒体出于市场策略的考量,有可能出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目的而表达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利益。至于在这种情境下,专业主义媒体具体以何种新闻实践实施公共表达,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公众不健康及健康不公平的状况,总体绩效处于下降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第53届卫生大会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卫生系统总体绩效排名,中国名列144位,位于埃及(63)和巴基斯坦(122)等国之后,而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指标上为倒数第四,属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这理应引起广泛而深切的关注。这在艾滋病报道上正是通过对价值框架、主题框架和社会框架的忽略和排斥而体现出来。此种情形值得新闻从业者和媒体管理者特别注意。与此同时,在我国社会面临艾滋病高扩散风险的当前,传媒如何与社会公众有效沟通、化解艾滋病扩散风险、促进与引导艾滋病防治利益的公平分配等,值得学术研究者、传媒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关注。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本研究所建构的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传媒艾滋病议题研究架构包括三个层次,即概念系统、议题定位和文本结构层次。如此安排,虽然为经验的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概念类别,但各层次之间的区分和联系,在理论阐释上缺乏足够的力度。其次,本文对相关变量的操作化方式亦存在不足。如对于“主题框架”和“片段框架”的操作化,本文以事件前因后果、事件的背景和社会意义、相关人物或活动作为判断标准。实际上,上述标准中的第一和第三个并不太符合Iyengar (1991)的经典定义,本文研究者是出于符合中国新闻报道的实际对其予以如此变通,而Iyengar 的界定中亦包括对事件的趋势、走向和规律的反映,这未能在本研究中具体表达出来。再如,本研究将政治领导人的名字亦视为是“政治框架”的表征,这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四家纸质媒体以艾滋病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新闻作为考察对象,这些媒体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现阶段的媒体现状。缘此,本研究的分析结论不能普遍适用于不同类别的媒体。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更具解释力和启发力的结论,这值得后续研究继续探索。
    
    *本研究受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和传播研究中心2008年度“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05JJD860167)的研究经费支持。特此鸣谢!本文中不少观点,来自作者与其博士导师兼同事、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教授,及夏倩芳教授平日有关媒介实务与媒介社会学研究的交流;同时,作者在访问香港城市大学期间,得益于李喜根博士有关媒介框架研究的心得,在此一并致谢。作者还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修改建议,作者从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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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在本文中,我主要将“frame ”翻译为“框架”。但正如潘忠党教授所言,在英文中“frame ”这个概念既可做名词,也可做动词。“框架”无法展示frame所表达的以话语方式展开的社会建构过程的涵义。因此,尽管我遵循大陆学者的惯例仍然将“Framing Analysis”翻译为“框架分析”(而不是“架构分析”:如潘忠党,2006),但当frame 所表达的是明显的动态之时,我仍将其翻译为“架构”。
      ②譬如,据2002年11月2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于当年11月召开“第四届性病、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研讨会”上,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院士公布,截止到2002年6月,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实际人数已达100万。该报还报道,根据我国专家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预测,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艾滋病的进一步流行,到2010年底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将达到1000万或者更多(李鑫等,2002年11月29日)。
      ③该研究指出:如果中国不加干预而使艾滋病流行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接近1200万,即高流行水平;如果较早开展全国范围的干预活动,这个数字就可能降为感染者220万的低流行水平;如果较晚采取干预行动也可能造成500万感染者的中流行水平。
      ④可通过大陆不少高校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电子数据库的“Web of Science”中SSCI数据库的接口进入,以“frame ”作为论文标题搜索即可得到具体数值。
      ⑤潘忠党教授根据对此前大量框架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为确认框架设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针对所考察的具体问题或现象;(2)符合并被认为符合行动者履行其社会角色的行动逻辑;(3)选择或彰显资讯的组织原则;(4)采用象征手段。具体论述可参见潘忠党(2006,第28页)。
      ⑥公共健康研究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公正的健康分配。详情可参阅:肖巍/访谈(2003)。公共健康的伦理学或哲学等的研究,主要关注点亦在于此,详情可参阅:Gostin(2000)、史军(2006;2008)、森(2002)等。
      ⑦传媒学者对于如何定义和看待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有着多重态度和观点,如专业主义作为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专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专业主义的三重话语空间等,具体可参见陆晔与潘忠党(2002)、童静蓉(2006)、黄旦(2005)等。
      ⑧本研究的资料搜集方法与刘迅和张金玺(2005)等人的有所不同,我仅关注以艾滋病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报道,且必须是关注国内的报道,因此最终所获取的样本数量,与他人的研究有较大差异。如根据刘迅和张金玺的研究,《人民日报》2003年全年的艾滋病相关报道超过200篇,而根据本文的搜集标准,仅有20篇。
    ⑨不论是网络上甚至在传统媒体上,有不少记者因采访某地艾滋病疫情而被当地政府阻止、干扰甚至被暴力殴打的报道和叙述文本,如研究者于2008年12月12日在华夏网(http://www.hiv-vct.net/news/guonei/200512/3071.html )下载的报道《河南“艾滋村”防艾黑洞:官员连总理都欺骗》,以及当日在新华网(http://news.hsw.cn/2008-12/03/content_10444381.htm)下载的报道《比利时记者采访河南艾滋村遇袭官方介入调查》等皆属此类。譬如在前一个报道中,记者在其中的一个叙述段落颇具代表性:“县委宣传部对记者采取了‘三不’(不接受任何采访、不提供任何材料、不让记者接触任何群众)政策,是记者没有想到的,不仅如此,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刘姓副部长还‘正告’记者:”无论是杨书记的问题,还是艾滋病的问题,我们都不可能提供任何材料。‘甚至连记者索要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都遭到拒绝。刘副部长还一再称’只有你们敢采访如此敏感的问题,简直是幼稚!‘他并’真诚地‘告诉记者:“要想想你们的安全,我们可以调动警察将你们抓起来!’”
    
    张明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430072


■ 本文责编: frank
□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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