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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9 次 更新时间: 2009-09-06 19:05:5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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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比较研究:美国的历史借鉴
·洪朝辉
标签: 土地投机 城市化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存在否定土地投机和土地投机者的思维定势,其核心观点主要反映在美国著名的进步主义和后进步主义学派的一系列著作上。[1] 它们片面强调美国十九世纪的土地投机活动阻碍了西部开发、西部交通、西部移民、以及西部民众生活的改善,并认为由此强化了土地垄断和贫富不均。[2]这种站在道德评价的立场,全面否定土地投机的历史作用,显然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为了深化人们对土地投机的理解,本文旨在转换研究的视角,以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为参照系和切入点,正面评价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社会经济联系,并简略比较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探索蕴含于中美城市化进程中,常被人所忽视的一大社会经济动力。
    
    第一节 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概念新论
    
    关于土地投机的定义十分复杂。Frederick Cleveland和Dred Powell认为,投机与投资存在本质不同,因为投机是一种建立在机会回报基础上的资本冒险,它与赌博一样,不关心事业的成败,而投资则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细致研究基础上的资本冒险。[3]Richard Ely和Edward Morehouse认为投机可分为赌博性投机和投资性投机两种,后者是建立在自由买卖、合理风险、合理收益、科学预测的基础之上;[4]Paul Gates认为,土地投机者不应该包括那些从事小规模土地投机的小农,只有那些控制大片土地的投机者,才是真正的土地投机者。[5]Robert Swierenga则强调,所有土地投机者皆为投资者,他们作为企业家的一种,在政府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投资。[6]
    很显然,上述定义的共同缺陷是无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确定土地投机的数量,如果无法对土地投机进行定量,就无从鉴定投机与非投机的界限,这样所有的关于土地投机的定义,也就成了无法证伪或证实的文字游戏。
    对此,笔者以为,土地投机者应涵盖三大因素,一是土地投机的数量。因为多数西部小农皆从事土地的投机,如果把他们也界定为投机者,将难以分辨真正的投机者。根据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现实,一千英亩土地应作为投机与否的数量界点,因为购买一千英亩以上的土地,很难使人相信是为了自我耕种之用,其动机显然是为卖而买。二是占有土地的时间。原则上土地投机者往往希望尽快抛售手中的土地,在最短的时间内牟取利润。对此,一般应以二年为投机与否的时间界点,真正的土地投机者往往在二年之内卖掉手中的土地,而愿意长期拥有土地的所有者显然是安居乐业的农场主。三是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的动机。真正的土地投机者是为卖而买,并经常购买超过自己消费和耕种所需的土地,他们并不希望通过土地的管理和耕种来盈利。所以,土地投机者应被界定为那些买卖一千英亩土地以上,控制土地二年以下,并希望在土地价格波动中获利的为卖而买的个人或集团。[7]
    有关城市化的定义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问题。J.John Palen认为,城市化是指一个居住在城市的民族人口的比例变动,即人口移向城市的过程。[8]这一定义的缺陷是只侧重城市化的量,而忽视了城市化的质,而且并未指明城市化与非城市化的计量标准。对此,有人提出城市性(Urbanism)的概念,旨在反映城市生活的不同状况和方式;[9]也有人认为城市性是城市化的后果之一,表明城市人口在价值、道德、习惯和行为的变化,[10]但这种城市性无法进行定量分析,更难以确定城市性与非城市性的现实界点。另外,高佩义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11]这一定义也存在二大问题,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二个概念很难定量,另一方面,"先进"与"落后"两大社会的界点更难厘清。
    笔者以为,以社会经济变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概念,应涵盖城市化的质量和数量,而且两者必须是可计量和可比较的。所以,城市化应包括二种含义,第一是经济意义的变动,主要指一个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其主要经济参照是工业和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农产品的商品率、农业劳力占总劳力的比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全国劳力的比例、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例如,1889年的美国工业产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首次超过农业,以21.1%领先农业5.3个百分点,[12]农业劳动力也自1890年起,首次不占总劳力的多数,出现42.7%的低比例,尤其是从1920年开始,农业劳力的绝对人数分别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13]而且,第三产业的劳力人数自1910年后,独占鳌头,达38.3%,到1920年,更高达41.3%,此后,始终占据各业榜首。[14]另外,到1920年,90%的美国农产品都在市场上销售,即农产品的商品率达到90%。[15]
    城市化的第二种含义是社会性质的变迁,主要指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其主要界定因素包括城乡人口的比例、妇女走向社会的比例、民众教育水平、城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离婚率、以及大城市人口增长率等。[16]。例如,1920年的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17]成为城市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在1920年,超过六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已达12个,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有三个(纽约、芝加哥和费城),其中纽约已成世界超级大城市,人口达到5,620,000,[18]而且这三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人口总数的平均增长率,在1890-1910年期间,三大城市人口平均增长388%,而同期美国总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30%。[19]还有,出生率和死亡率也能反映一个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1920-1925年期间,美国的平均年出生率创历史最低,只有千分之二十五。[20]并在1920年,每1,000名美国育龄妇女(20-44岁)中,只有396人生育5个小孩以上,比1820年减少50%。[21]在死亡率方面,1920-1925期间也达到历史最低,只有千分之十一点三,比之于1875-1880年,平均死亡率减少12.5个千分点,生活品质已高度改善。[22]由此表明,时至1920年,美国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城市化应是由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双重演变的历史过程。
    除了理论定义之外,美国土地投机和城市化的发展时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美国土地投机现象几乎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同步产生,它是土地流通与交易的必然产物,更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ouglass North所指出,投机是"任何私有产权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的重要功能是承受市场经济的风险,改善获得各种市场机会的知识,并促使市场的运作更为完美。[23]美国土地投机的大规模发展与美国建国后西部大片公共土地的分配和处理密切相关,尤其是1785年的土地条例(The Ordinance of 1785),开启了大规模出售公共土地的大门,有助于土地投机者购买640英亩以上的大片西部土地,推动大批边疆移民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移居俄亥俄、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流域。[24]直到1891年,美国政府通过《土地修正法》(The Revision Act of 1891),开始制止公共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规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土地投机者也因此无法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整个县的土地,[25]尤其是1934年颁布的《泰勒牧场法》(The Taylor Grazing Act of 1934),八千万公共牧地受到国家保护,禁止私有,[26]从此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活动逐渐消失。
    美国西部[27]城市化与美国土地投机一样,早在殖民地时期即已出现。[28]但美国西部城市化的全面起步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并到1920年代基本完成,与西部土地投机活动盛行的时间基本一致。西部的城市化与上述的全美城市化总体水平基本同步,1850-1920年,在狭义西部的十一个州中,其城市人口占狭义的西部总人口的比例由6.4%猛增到51.8%,而且,在1850年,全美城市化平均水平比狭义的西部高出8.9个百分点,但到1920年,狭义的西部反而超出全美城市化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29]很显然,1785年-1934年美国土地投机活动盛行之时,正是美国西部城市化从兴起、发展到基本完成的历史阶段,两者基本存在正相关的互动关系。
    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坐标,城市化与土地投机的交集点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流动,因为城市化的前提是农业用地不断成为工业用地,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而这种土地与人口的流动又必须由大量的资本予以推动和支持。十九世纪美国的土地投机正是从正面激励和推动了土地、人口和资本流动的城市化导向,为美国西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贡献了重要动力。
    
    第二节 土地投机、土地流动与西部城市化
    
    美国的土地投机集团首先促进了美国土地的市场化流动,促使土地作为一种商品,溶入西部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推动了美国西部城市化的进程。必须指出,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是市场化,市场化的重要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全方位流动与流通,尤其是城市的基地--土地的流动。一般而言,土地流动的导向是由土地的边际效益所决定,而城市用地的经济价值与效益往往远远高出农业用地。所以,一旦土地在市场上获得自由流动的机会,城市化的高潮也就为期不远了。
    十八世纪末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售公共土地。借此土地流动的历史良机,土地投机集团全方位介入西部土地市场的投机交易,并力图促使土地价值的上扬,推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到1836年为止,联邦政府约出售和处理西部公共土地三千八百万英亩,其中约有总值三千六百万美元的二千九百万英亩土地落入了土地投机者的手中。[30]同时,十九世纪美国铁路公司不仅建设铁路,而且投机土地,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为了鼓励私人投资铁路,美国政府往往大批赠地给各大铁路公司。1862年,堪萨斯州的铁路公司已拥有10,340,512英亩土地,占全州土地总数的五分之一。[31]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授予伊利诺斯铁路公司价值二千万美元的2,595,133英亩土地。[32]从1850至1871年,美国政府共授予铁路公司13,140万英亩的西部土地,[33]其中联邦政府授予堪萨斯州七家铁路公司的土地高达8,346,603英亩。[34]应该指出,铁路公司投机土地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城镇民意基础的支持。例如,1850年代末,一批堪萨斯的城镇投资人和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国会,希望国会将印第安人在堪萨斯的保留地授予铁路公司,鼓励后者在当地建筑铁路,旨在连接堪萨斯东部城镇通向西部的铁路,也希望籍此建造密苏里河流域西接太平洋铁路东端的铁路。尤其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于1859年帮助铁路公司获得了建造从Atchison城到Topeka,Fort Riley和Pikes Peak城镇的三条铁路所需的土地产权。[35]由于这批土地为土地投机集团所控制,导致大批西部荒地在市场中的流通成为可能。
    为了提高这批庞大土地的价值,土地投机者一开始就介入了西部城镇的选址、草创、建设和投资,成为西部城镇的最初设计和规划的功臣。以十九世纪初俄亥俄领地(The Ohio Territory)上的城镇建设为例,在一批土地投机者的努力下,他们改变了最初西部移民无计划建镇的盲目而又短期的行为,在选择镇址之时,充分考虑其未来的前途和移民的流向,旨在保证所选城镇有一个成功的未来。对此,他们广泛建立了一批所谓的"纸镇"(Paper Towns),即在图纸上的城镇,它由一批非西部居民的土地投机者,选择未来的铁路、运河和蒸汽船有可能通过的一块平地,作为城镇的建址。这种反映城市规划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纸镇,曾在伊利诺斯州和密西根州十分流行,以致于每天都有这样的城镇问世。[36]
    同时,印第安那州Alamo的建立过程,也典型地反映了土地投机者对西部城镇规划的贡献。Alamo由二位投机者Truax和Boyce先生共同设计与规划,他们首先设计与规划了一个城镇,并以一些美国革命时期的英雄名字命名一些主要街道,还在街上设计路口和街口,用数字予以规范,尤其是在街中心建立城市广场,旨在提供年轻人集聚和娱乐的场所。然后,他们将此设计蓝图以广告方式,在东部报纸上大肆宣传,最后,通过公开拍卖,将Alamo出手,尽管出售的结果并不如Boyce所预期的高价。[37]所以,土地投机者是"一个无计划社会的计划者"。[38]
    除了城市规划和设计以外,土地投机集团的努力还加速了西部土地的流动和商品化,那种认为土地投机阻碍和延缓了土地开发进程的进步主义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以1820-1840年的俄亥俄公共土地的分配为例,一般而言,土地投机者持有土地越久,他要支付的地产税越多,还包括经纪人、土地维护和社区服务等支出,尤其是要支付当初购买地产的贷款利息,有时甚至高达50%。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土地投机者都希望尽快出手手中的土地和地产,而且他们的投机行为有助于将大块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通过土地贷款的提供,帮助一些普通民众购买地产,扩大土地流动的范围和加速土地流动的时间。[39]根据1845-1860年期间依阿华州的统计资料表明,土地投机集团从政府手中购买的土地,平均只有1.6年即转手卖给新的买主,[40]土地流动的速度十分迅速,并不存在屯积居奇的问题
    在此增加西部城市用地供应的过程中,当时土地投机的龙头--铁路公司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利用自己手中庞大的土地,积极从事所谓的"镇址"(Townsite)投机。例如,Central Pacific和Union Pacific两家负责建造横跨美国大陆铁路的公司,利用政府赠予的土地作为城镇的用地,因为买卖和投机镇址在当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41]一些私人投机者也与铁路公司互相合作,促使铁路建筑经过这些镇址的所在地,提高镇址的土地价值。如一位著名的土地投机者Morton McCarver于1868年,在华盛顿州的一块空地上投资购买了一块土地,并设计了一份方格形的城镇地图,取名Tacoma,作为未来城镇的镇址,因为根据他在依阿华州和加州的投机经验,该地将是未来铁路的必经之地。最后,在他的努力之下,著名的太平洋铁路在Tacoma设站,成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连接点。[42]
    很显然,美国土地投机者通过手中大批土地的买进卖出,促使土地在流通中增值,并在此过程中,直接介入了西部早期城镇的规划和设计,而且"作为一个新梦想的领导者和提倡者,土地投机促使城镇的出现成为可能。"[43]
    
    第三节 土地投机、人口流动与西部城市化
    
    城镇居民的多寡直接决定城镇未来发展的兴衰,更是城市化成功与否的关键。美国土地投机集团的市场行为,有助于社会人口的流动,既促使国外移民和东部民众移向西部城镇,又推动农村居民流向城市。
    首先,西部土地投机者通过大量的移民广告,吸引外国移民和东部民众移居西部小镇。例如,John Cleves Symmes是西部著名的土地投机者,主要从事大宗土地的购买,然后出售给西部移民,他常花巨资在新泽西的报纸上登载广告,描述西部的城镇是牛马成群,鱼米之乡,而且工贸发达,三条水路通过墨西哥湾,连接纽约等等。[44]除了报纸广告以外,土地投机商还在移民经常光顾的客栈、马厩、酒店和铁匠铺等地张贴商业招贴。[45]另外,西部投机集团往往提供许多工作机会,解决市民的就业,如在依阿华州,土地投机者常常雇佣房地产的经纪人,管理和维护他们在当地的地产;他们的地产广告也增加了广告业的雇员;他们更要雇佣当地的巡察员,保护他们所拥有的森林地产,所以,"在当地社区急需之时,投机者们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46]同样,在1835-1837年期间的密西根州Kalamazoo县,正当土地投机盛行之时,当地居民猛增至410人,分别居住在六十幢房子和四家旅店,所以"密西根州西南部最大的城市--Kalamazoo的起飞阶段,正是1830年代当地投机风潮中心推动的结果"。[47]
    当时作为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铁路,更在鼓励移民流向西部城镇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一方面提供各种服务,招揽城镇土地的买主,并往往免费运送东部移民至西部,供应免费的临时住宿。例如,伯灵顿铁路公司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地区,建立了移民之家,专门解决西进移民的实际困难。另方面,铁路公司派遣大批推销员,前往欧洲地区大做地产广告。1882年,仅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散发了632,590份有关吸引欧洲移民来美的宣传品,并使用瑞典、荷兰、丹麦和挪威等稀有语种。[48]
    在众多土地投机集团的努力之下,1850年代的铁路线已成功地连接了东北部港口到中西部的通道。内战后,更使铁路延伸到西部大平原和远西部,由此推动了西部经贸和城镇的发展。[49]在1850年-1890年期间,中西部的外国移民增加了15.5个百分点,并在总体比例上超过了东北部地区(44.6%:42.6%),而在1850年-1910年期间,外国移民在狭义的西部则增加了8.8个百分点,从占全国外国移民总数的1%,猛增到9.8%。[50]
    另外,土地投机集团通过土地的投机和炒作,促使土地的价值和价格急剧上扬,导致移居西部的普通民众无力购买高价土地,被迫放弃小农梦想,流向西部城镇,加入西部城市化的大军。很显然,土地投机者投资交通、城镇和移民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土地的价值,期待地价大涨,然后脱手拍卖,赚取利润。1900-1910年,明尼苏达州的农场土地价值平均上涨约一倍,同期在南达科他州也增长三倍以上,而同期全美国的土地价值平均增加一倍。[51]土地价值的增长必然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扬,其直接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贵族化和垄断化,广大小农的地主梦就难以实现。所以,土地投机和土地投资所导致的土地价值和价格的上涨,既直接阻碍了小农社会的发展,更在间接意义上促使西部移民选择了城镇作为安身立命的基地,推动了城市化。
    同时,土地投机集团还积极介入金融投机,导致大批小农无力偿还高利款而丧失土地产权,逼使大批西部农民流向城市。当时西部民众对金融借贷的需求十分旺盛,促使许多土地投机者纷纷染指金融业,集土地投机和金融投机于一身,扮演双重投机的角色。当时的债主主要分两类,一是富有的东部和南部的资本家,如1830-1850年代,伊利诺斯州最大的债主James Easley和William Willingham皆来自东部的弗吉尼亚,共出借50万美元给当地的农场主。[52]二是以金融投机为业的保险公司,如康涅狄格州著名的哈特福德公司,到1870年代前期,已投资数百万美元于土地的抵押事业。1868-1902年,仅伊利诺斯一州共有1,379位小农,从纽约大投机商John Davenpots和Ira Davenpots处得到贷款共计550万美元。[53]作为债务人的小农,则主要通过土地抵押,获得贷款,仅在1910-1920年的十年间,小农的债务总数就从320,786.3万美元增加到844,877.2万美元,共提高1.6倍以上。[54]
    因此,这种与土地相联系的金融投机作用于城市化,有助于造就一大批因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的小农,为城市化提供了庞大的市民生力军。据报导,在1860年,著名的依阿华州大债主LeGrand Byington在当地报纸公布了多达109份的警告性文件,威胁那些借钱不还的债务人,将失去他们所有抵押的土地。[55]1893-1894年期间,纽约大债主Davenpots仅在内布拉斯加一州就没收了48%债务人的土地。[56]同时,堪萨斯州的金斯利县在1893-1894年期间,至少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没收,该县东部的所有土地最后都被一些投机的借贷公司所占有。[57]这些破产小农的最重要出路是离开土地,流入城镇,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在南达科他州的斯坦利县,所有优质土地曾为一家一户的宅地农所占有,但到十九世纪末,大批居民被迫离开土地,加入城市雇工队伍。[58]
    另外,土地投机活动也造就了一大批租佃农,并最终逼使他们放弃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城市居民平添一支生力军。由于许多小农无力耕种和维护自己的土地,所以被迫接受土地投机集团的条件,以土地作抵押,尽管仍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加入了佃农的行列。也有一批西部民众由于无力购买土地,只能租种土地投机者的土地,期望未来有可能成为土地的主人。对此,美国著名的土地史学家Paul Gates认为,"租佃制在中西部的起源是土地投机者和金融业者活动的结果"。[59]这样,全美国城乡土地的租佃者在1880-1900年期间,增加了9.8%,同期在西部的堪萨斯州,租佃农也从16.3%增加到35.2%。[60]所以,西部民众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命运,大多是遵循由上而下的四道阶梯,即从小农到租佃农,从租佃农到农业工人,最后从农业工人溃退到城市,[61]加入了市民的队伍,为城市化贡献了力量。
    
    第四节 土地投机、资本流动和西部城市化
    
    上述土地和人口的流动,显然离不开巨额的资本予以支持,尤其是需要吸引东部的资本,加快流向西部城镇的进程。在当时自由放任的历史时期,联邦政府无力、更无法直接投入资本,开发与建设西部城镇。于是,代表民间的一种游资,土地投机集团的资本投入就显得具有独特的经济意义。他们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的合理而又有效的流动,促进了西部城市的原始积累,为西部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
    在1850年代,一家新英格兰移民救助公司(The New England Emigrant Aid Company)在堪萨斯的城镇和楼房建筑上,投资了64,029美元,[62]有助于推动城市草创时期所必须的基本建设。另外,在1868年,城市投机者在堪萨斯州的Wichita建立了一个小城镇,虽然这一小镇的先天条件很差,远离铁路线八十英里,而且并没有特别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是,在一批土地投机者的努力之下,该镇发行了200,000美元的社区债券,尤其是游说The Atchison, Topeka, and Santa Fe铁路公司,建造一条专门的铁路支线,连接Wichita镇,并说服堪萨斯畜牧市场工业的老板,将其生意从Abilene移到Wichita,导致Wichita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充满生机的牛镇。随后,在土地投机者的推动下,Wichita又发展了面粉厂、农场机械制造厂、炼油厂和飞机工业等。[63]
    同时,早在1830年代,数百个东部投机者就开始投资远在伊利诺斯州的大草原,其中33名投机商共投资开发了近65万英亩的土地。[64]他们还在内战后,先后建筑了韦贝绪运河、伊利诺斯和密西根运河,以及福克斯和威斯康星运河,并兴建了戴斯.莫伊内斯河航运开发公司,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城镇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交通运输。[65]而且,一批土地投机者在所投机的土地上,也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资本投资,包括支付土地抵押贷款的利息、雇佣律师选择合适的地产、创建新的行政区、建立城镇用户所必需的水电设施、雇佣城镇规划师和建筑师、以及设计和制作街道和人行道的地图等。类似投资既是城镇建设初期的必需,又是耗费巨大的投资,尤其是在此投资过程中,土地投机者不得不经历巨大的投资风险,包括雇员罢工、建筑材料短缺、甚至无法成功地出售已经完成了投资以后的地产,并不得不继续支付贷款利息等。[66]
    必须提到,在推动资本流向西部城镇的过程中,当数铁路公司的贡献最大。铁路公司的投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州际和横跨东西两岸铁路的建设,导致铁路公司的大亨直接介入了城镇的发展事务,[67]因为正如著名的美国西部城市史学家John Reps所指出,"早期西部铁路的创办人很快意识到,城镇发展和铁路公司的利润能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68]一位学者曾指出,如果美国中部各州的发展轨迹是农场-城镇-铁路,那么美国西部的发展顺序则正好相反,即是由铁路打先锋,然后开发了城镇,最后发展出农场。[69]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最终几乎所有西部的城镇都成了铁路镇"。[70]很显然,铁路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便利与保证,推动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铁路的发展更加强了东西部的联系,促进了中西部邻近大河的城镇,如Buffalo, Cleveland, Detroit, Milwaukee等地的商业发展,而且东部大投机集团不仅财政资助了铁路建设跨过依阿华、密苏里、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各州,还帮助这些城市成为市场和交易的中心。[71]
    另外,土地投机集团通过交纳税收,为西部的建设贡献了巨额的原始资本,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城市的建设和投资。以1830-1890年的Peninsula草原为例,大批土地投机者在出售他们的房地产之前,往往缴纳地产税,有助于西部城镇和社区在草创时期原始资本的积累、公共收入的增长、以及社区民众基本服务的提供。[72]同时,根据1821-1832年期间伊利诺斯州的税收数据显示,那些非西部居民的土地投机者所支付的地产税占当地全部税收的90\%以上,由此表明,州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非西部居民财产的税收。[73]在十九世纪的依阿华州,土地投机集团也通过出售公共土地,促使西部边疆城镇和社区的税收基数迅速广大,有助于联邦政府将这巨大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国家岁入。[74]必须指出,在缴纳地产税方面,许多非西部的土地投机者遭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们不得不缴付比当地居民更多的地产税,在依阿华州的四个县,有关部门在评估不居住在西部的土地投机者之地产税时,施行了不同程度的歧视性措施,由此既表明这些投机者为西部社区的发展作出了牺牲,但也因此而为西部城市化作出了贡献。[75]
    最后,土地投机集团所贡献的地产抵押贷款也是一种巨额的投资,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十九世纪伊利诺斯各州的抵押贷款为例,土地投机者的83%以上的抵押贷款,都用于房地产的购置和维护,在依阿华的四个县也有高达68%-89%的抵押贷款,用于城镇地产的开发和建设,所以"大多数的抵押贷款反映了房地产的开发和其他生产性的企业建设。"[76]
    
    第四节 二十世纪下半期土地投机与中国城市化进程
    
    自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也能深刻印证土地投机对城市化所产生的正反两面的社会经济功能。
    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两大历史阶段,即反城市化阶段(1949-1976)和城市化成长阶段(1978-1996)。毛泽东时代的反城市化政策既存在历史的原因(如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农村根据地经历、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成分、以及悠久的农业社会传统等),也有现实的经济资源之限制(包括城市有限的经济承受能力、饱和的人口压力和优先发展工业化的经济战略等),更有主导一切的政治因素(即农民人口的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77]由此导致了四大反城市化的政策措施和历史事件,一是在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严格限制了土地和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二是1950年代末实施的户口制度,从根本上禁止农民移居城市;[78]三是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导致1961-1965年平均每年城市人口净移率为-17.6%,出现负值;[79] 四是十年文革,再度导致数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入农村居民的行列。[80]
    上述反城市化措施,产生了有效阻止土地和人口流向城市的社会经济效应。它们既有力地禁止了农民离开土地,还迫使大批城市市民逆向迁往农村,城市和城镇受到了无数幢被行政强制所建立的“看不见的墙”之包围,[81]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但必须指出,城市化完成的三大因素之一--资本的流动,在毛泽东时代达到空前强化。在中国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指导下,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与当时中国总体资本稀缺的国情产生严重矛盾,对此,政府只能利用中央计划经济的强制,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旨在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82]尤其是必须通过剥夺农民和减少农业投资来推动城市工业化。以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例,在1953年-1978年期间,农业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平均不到11.22%,而重工业的比例则高达47.7%以上。[83]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异步发展的独特现象,例如,1952年中国农业和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57.72%:19.52%,到1978年两者比例消长为32.76%:49.40%,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84]但中国的城市化却牛步前进,在1961-1978年期间,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5%,[85]不仅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形成鲜明对照,[86]更与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同步发展的特征不相一致。[87]应该看到,尽管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也在由农村流向城市,但这种流动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流动,属于计划经济下的强制性流动。由此说明,当经济资源无法进行市场配置,土地和人口无法自由流动之时,资本的过度工业化将不仅无助于城市化,相反,更将阻止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并由此扭曲城市的产业生态,为未来的城市化起飞,制造了更多的瓶颈。
    必须指出,在此反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投机与一切投机活动一样,皆成绝迹,农村土地皆归集体所有,城市用地一律归公,商品经济几乎全面窒息。置身于全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之下,"投机"二字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投机倒把"成为一种特有的犯罪。所以,杜绝投机既是城市化萎缩的原因,也是压制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反城市化和反投机互相呼应与配合,成了反市场经济的两大动力,共同成为中央集权下计划经济的两大支柱。[88]
    1978年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调整长期以来的反城市化政策,这种压力尤其是来自城市失业人口的剧增,据官方数字统计,在1978年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已高达6%,共计六百万人之众。[89]于是,中国政府推动与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化的措施。首先是在宏观环境上,瓦解人民公社、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推动分权改革、鼓励私营经济、加强流通领域投资、开放农产品市场、以及加快城市住房建设等,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90]为城市化高潮的到来营造了必需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城市房地产投资空前高涨,据统计,国家在住房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1981-1985年高达21.3%,而在1958-1962年、1963-1965年、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分别只有4.1%、6.9%、4.0%和5.7%。[91]这样,在1979-1989年.中国市镇人口平均增长率达到11.39%,其中1984年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达到32%,而1950-1978年市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3.95%。[92]
    影响1978年后中国城市化成长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大因素是国家对土地投机活动的放松控制,并在政策的"积极模糊"之下,有意无意地鼓励了土地投机的合理与合法,有助于沿海各地在"投机"与"投资"的灰色边界,大打、巧打"擦边球。"其中表现最典型的是,利用各类经济开发区和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开发"和"投资"为名,行土地投机之实,极大地推动了土地、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促使土地资源的重组和土地市场的成形。
    在资本流动方面,现有五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共占地68,813,500平方公里,在那里实际上已原则承认土地投机活动的合法性,因为特区政策的重要一条是投资者可以通过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93]这些特区的存在既提供了投资的窗口,更成为内资、外资竞相进行土地投机的重要场所,以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为例,1992年8月18日,海南省政府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土地使用出让合同,总面积达27.3平方公里,出让期为70年,全部投资为1364亿港元,[94]有效地促进了资本的市场流动。在土地投机的刺激之下,土地的价值急剧上扬,1988-1992年期间,广东省的土地价值上升了5-10倍,推动了土地资本的积累。[95]
    而且,各类经济开发区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大批农业用地的流动。1993年,全中国有各类经济开发区达2,700多个,在规定的开发区中,占用的土地有80%是农用之耕地,总面积达15,000多平方公里。[96]这样,1978-1993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共减少4,288,100公顷,主要用于国家基建占地、农村集体占地和农民个人建房占地,其中广东省在1993年一年,共减少耕地102,300公顷。[97]与此同时,各种土地投机的固有特征也不断出现,尤其是大批土地被闲置,圈而不建的现象层出不穷,如在上海浦东新区,1991-1996年期间共批准各类建设用地115.49平方公里,其中征而未用的闲置土地达到36.87公里,达32%,闲置项目也高达400余个。[98]
    土地投机推动下的资本流动和土地流动,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土地投机在开发区的进行,导致了耕地的减少,而耕地的减少则直接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所以,在人口流动方面,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流民潮与农村土地的流失和农村资本的流向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联系。到1994年底,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一亿五千万,并导致八千多万的流动人口。[99]
    因此,经济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是,土地投机引导资本的城市化走向,资本的导向作用则促使农业用地流向城市,并最终推动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流向城市。这样,土地投机与城市化在资本、土地和人口流动的交集点下,建立了内在的因果关系,并由此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相当程度的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在十九世纪美国西部城市化和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投机作为众多合力中的一种,海内外学术界应该而且必须确立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当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起步、各类房地产开发和投机事业正在发展之际,更有必要正确认识土地投机在促进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过程中,所独具的经济杠杆和市场润滑的作用。
    
    此节部分内容曾载于《城市史研究》(天津)1997年第1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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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Zhaohui Hong, Changing Reputations of Land Speculation in Western Development (New York: Mellen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ters one & two.
    [2] Benjamin Hibbard, A History of the Public Land Polici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pp.219,361;Paul Gates, "The Role of the Land Speculator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6 (July 1942):314;Gates,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8),pp.59-74;Fred Shannon, "The Homestead Act and the Labor Surplu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1 (July 1936):637-651;Thomas LeDuc, "Public Policy, Private Investment, and Land Use in American Agriculture,1825-1875,"Agricultural History 37 (January 1963):3-9; Yasuo Okada, Public Lands and Pioneer Farmers: Gage County,Nebraska,1850-1900 (Tokyo: The Keio Economic Society, Keio University, 1971),pp.161,166.
    [3] Frederick A. Cleveland and Dred Wilbur Powell, Railroad Promo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9), pp. 135-36.
    [4] Richard Ely and Edward Morehouse, Elements of Land Econom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pp. 92-94.
    [5] Paul Gates, "The Homestead Law in an Incongruous Land Syste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1 (1936):652 and Note 2.
    [6] Robert Swierenga, Pioneers and Profits: Land Speculation on the Iowa Frontier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
    [7] Zhaohui Hong, Changing Reputations of Land Speculation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p. 191-92.
    [8] J. John Palen, The Urban World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7), p. 9.
    [9] Paul Meadows and Ephraim Mizruchi, Urbanism, Urbanization, and Chang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p. 4.
    [10] Leo Schnor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mographic Contrib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3 (1964): 37-48.
    [11]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1991年版,第2页。
    [12] R.F. Martin, National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9-1938 (Washington,D.C.,1939),table 17.
    [13] U.S.Bureau of the Census,Number of Inhabitants,1970 (Washington,D.C.,1970),table 7.
    [14]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1860-1970 (Washington, D.C., 1973), pp. 260-263.
    [15] O. Baker, A Graphic Summary of the Number, Size, and Type of Farm and Value of Products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37), p. 68.
    [16]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1994年版,第8-12页。
    [17]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1860-1970, pp. 260-263.
    [18] George Mowry and Blaine Brownell, The Urban Nation, 1920-198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p. 3.
    [19]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C., 1975), part one, pp. 105-106.
    [20] Richard Easterlin,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1968), p. 189.
    [2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p. 105-106.
    [22] Easterlin,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p. 189.
    [23] Douglass C. North,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New Economic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6), p. 132.
    [24] Paul Gates,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pp. 59-74.
    [25] Paul Gates, "The Homestead Law in an Incongruous Land System," p. 681.
    [26] Paul Gates, "American Land Policy and the Taylor Grazing Act," U.S.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Land Policy Circular (October 1935): 27, 37.
    [27] 1785-1920年期间,美国西部的空间概念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西部是指阿巴拉契亚以西的所有土地,即除传统十三州外的全美各州;狭义的西部则主要是指东经102度以西的美国十一州,包括蒙太拿、爱达荷、怀俄明、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本文所指的西部主要是广义的西部,但对有些取自于狭义西部的数据,将会专门标明。
    [28]美国的第一个城市是建立于1609年的Santa Fe。参见A.E.J. Morris, History of Urban Form-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9), p. 255.
    [29]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
    [30] Richard Lingeman, Small Tow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 1620-The Present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80), p. 99.
    [31] Gilbert Fite, The Farmers' Frontier, 1865-190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p. 19.
    [32] A.E.J. Morris, History of Urban Form, p. 286.
    [33] U.S.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Public Land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1974), p. 6, table 3.
    [34] Paul Gates, Fifty Million Acres: Conflicts over Kansas Land Policy, 1854-1890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6), p. 251, table 21.
    [35] Paul Gates, Fifty Million Acres, p. 115.
    [36] Richard Lingeman, Small Town America, pp. 107-108.
    [37] Richard Lingeman, Small Town America, pp. 111-112.
    [38] Howard Jay Graham, Everyman's Constitution: Essays on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69), pp. 499-500.
    [39] Edward H. Rastatter,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Speculator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ublic L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Ohio, 1820 to 184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65), pp. 32,120.
    [40] Robert Swierenga, Pioneers and Profits: Land Speculation on the Iowa Frontier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8),table 2.5,p.35.
    [41] John W. Reps, Cities of the American West: A History of Frontier Urban Plann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p.525.
    [42] John Reps, Cities of the American West, p. 565.
    [43] Bruno Fritzsche, "San Francisco, 1846-1858: The Coming of the Land Speculation,"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51 (Spring 1972): 18.
    [44] Richard Lingeman, Small Town America, p. 108.
    [45] Richard Lingeman, Small Town America, pp. 109-110.
    [46] Robert Swierenga, Pioneers and Profits, p. xxviii.
    [47] Bernard C. Peters, "The Fever Period of Land speculation in Kalamazoo County: 1835-1837," Michigan Academician 8 (Winter 1976): 300-301.
    [48] James Hedges, "The Colonization Work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3 (1926): 330.
    [49]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p. 65.
    [50]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p. 60.
    [5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Washington, D.C., 1914), pp. 116-121.
    [52] Paul Gates, Landlords and Tenants on the Prairie Fronti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145.
    [53] Allan Bogue, Money at Interes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11.
    [54] Edward Kirkland, A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 p. 397.
    [55] New York Tribune, February 7, 1860.
    [56] Allan Bogue, Money at Interest, p. 73.
    [57] G.E. Wilson, Autobiography (Kingsly, 1947), p. 27.
    [58] Mary Hargraves, Dry Farming in the Northern Great Plains, 1900-1925 (Cambridge, 1957), p.380.
    [59] Paul Gates, "The Role of the Land Speculator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 327.
    [60] Fred A. Shannon, Farmer's Last Frontier: Agriculture, 1860-1897 (New York: M.E. Sharp, 1945), pp. 418, 146.
    [61] Fred Shannon, "The Status of the Midwestern Farmer in 1900,"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37 (December 1950): 504.
    [62] Paul Gates, Fifty Million Acres, p. 51.
    [63] Charles Glaab,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Urban Development Schemes." Urban Research and Policy Planning. Edited by Leo Schnore and Henry Fagi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67), pp. 206-207.
    [64] Paul Gates, Landlords and Tenants on the Prairie Fronti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51.
    [65] Paul Gates, "Role of the Land Speculation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6 (1942): 328.
    [66] Harold L. Oppenheimer, Land Speculation, A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llinois: The Interstate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Inc., 1972), pp. 349-350.
    [67] A.E.J. Morris, History of Urban Form, p. 285.
    [68]转引自A.E.J. Morris, History of Urban Form, p. 286.
    [69] Wallace Farnham, "Railroads in Western History: The View From the Union Pacific." The American West: A Reorientation. Edited by Gene M. Gressley. (Wyoming: University of Wyoming Publications, 1966), p.102.
    [70] Wallace Farnham, "Railroads in Western History," p. 102.
    [71]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pp. 36-37.
    [72] Allan Bogue, "Farming in the Prairie Peninsula, 1830-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1963): 25.
    [73] Theodore L. Carlson, The Illinois Military Tract, A Study of Land Occupation, Utilization, and Tena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1), p. 47.
    [74] Robert Swierenga, Pioneers and Profits, pp. 227.
    [75] Robert Swierenga, "Land Speculation and Frontier Tax Assessments," Agriculture History 40 (July 1970): 266.
    [76] Allan Bogue, From Prairie to Corn Bel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179-180.
    [77] R.J.R. Kirkby,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21.
    [78] Tiejun Che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System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hina Report 2 (October 1991): 2.
    [79] 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第90页。
    [80] Kirkby, Urbanization in China, p. 10.
    [81] Kam Wing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3.
    [82]林毅夫、蔡肪、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8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8页;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8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35页。
    [85] Chan, C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p. 146, 表格5.1。
    [86]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p. 143.
    [87]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第34-36页。
    [88] Y.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p. vii-xiv.
    [89]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p. 99.
    [9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03页和1989年第87页计算所得。
    [91]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pp. 99-109.
    [92]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pp. 61,表格3.2。
    [93]中共研究杂志社,《中共年报,1995》,台北1995年版,第11篇,第191页。
    [94] 《中共年报》,第11篇,第192页。
    [95]林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中国时报周刊》,1992年第8期,第52页。
    [96] 《中共年报》,第11篇,第200页。
    [97] 《中共年报》,第11篇,第125页。
    [98] 谢金虎、张持坚, "浦东新区重视规划开发土地,"《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6年, 6月11日, 第2版。
    [99] 《中共年报》, 第7篇, 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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