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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1 次 更新时间: 2009-09-15 00:46:5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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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王业键
标签: 全汉升 中国经济史

    全汉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於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国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录。
    
    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於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於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於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於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在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於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於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於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物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於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9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於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於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入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达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一一做深入的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给於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鐡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1]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墟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徵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於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於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著现今粤汉鐡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於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入下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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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全先生论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的输入〉。
    
    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於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於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於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於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徵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徵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於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上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於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於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佞银矿产额对於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纪上半十六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Peru)、和玻利维亚(Bolivia)一带,又於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十三、四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用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於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份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物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意於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著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入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十六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十八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万元。他的估计从1517至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
    其之,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1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中外贸易。他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Goa),一部份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日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机充中日贸易媒介,以满足日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入中国。十六、七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於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西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H.B Morse)估计,由1700至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於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量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产量从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干隆五年(1740)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期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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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39)。
    [2] 彭威信,《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14。
    [3]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490-495;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页173-179;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下册,页555-581。
    
    三、物价史研究
    
    关於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1][2]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劵、收租簿、官方报告,保存无多。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於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於他。
    满清入关以前的物价变动的趋势,除前述二篇有关宋、元纸币通货膨涨的著述以外,他还著有〈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及〈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等论文。现将他研究唐、宋物价的成果简述如下:关於唐代约三个世纪期间,他发现曾经发生三个物价下落时期和四个物价上涨时期:(一)开国后十年(618-627)因承随代几度对外征伐之后,加以农产失收,物价昂贵。(二)从贞观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许(629-666)约共38年间,政府鼓励生产,改善钱币,田禾丰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贞观永徽之治。(三)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纪期间,钱币贬值,水旱间发,物价有腾涨之势,不过上涨程度并不厉害。(四)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社会经济繁荣,百物丰盈,物价廉贱,是历史上难得的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结束了这个千古歌颂的黄金时代。此后三十年间,因受战争破坏,凶荒迭见,以致物价空前飞涨。(六)从德宗贞元间到宣宗大中年间(785-859)的七十余年,物价有长期下降之势。这是由於政府实施砍税法,人民必须以钱纳税;同时,商业发达,对於钱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铜产不足,佛寺及工业用铜又大量增加,市场上钱的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演变为钱重物轻的现象。(七)唐代的最后四、五十年(860-907),战乱连年,灾荒频仍,物品供应非常缺乏,物价於是又扶摇直上。
    同样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价变动勾昼出一个轮廓。他将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价变动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960-1022),物价长期下落,主要是由於农产增加和货币紧缩二个因素所造成。第二个时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战争影响,耗费甚巨,财政收支失去均衡,物价上涨。第三个时期(1068-1100),物价趋向低落。他认为当时物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实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对於货币的需要大增。第四个时期(1101-1127),物价升腾。此时政府铸钱贬值,加以私铸流行,所以币值大跌,被金人围攻时,交通阻断,更加速物价飞跃趋势。
    考察北宋铸钱数额,在第一时期内每年低至五十万贯,高不过一百八十万贯。在第二个时期,每年大都铸钱百余万贯。第三个时期,铸额突增,每年最少约二百九十万贯,最高达五百万贯以上。[3]王安石新法,固然大为增加货币需求,同时货币供给也大幅扩张,所以物价是否趋向下降,值得商榷。当然,当时物价水准王如对西夏用兵时那样高涨,是易於了解的。
    全先生对於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於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与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与笔者合著)、〈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与笔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於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二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十七世纪末直到十八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於是随著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进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二亿上升至三亿左右,耕地从七亿五千万亩增加到十亿至十一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社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这些现象?允荆?笔比??纳??胨?靡泊蠓?蛘恰?4]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於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末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十八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只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涨。还有,到十八世纪后半,由於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而为货币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十八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各地区间粮价水1准的酋异和各地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纪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则比较低廉,这是由於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於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价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地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府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脤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其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社为工业品。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内地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到内地各省。[5]由此可见,全先生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人口移动等多方面探讨,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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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柳诒徵在1930年写了一篇〈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年间之米价〉,发展於《史学杂志》2:3、4。这篇文章属笔记性质,作者没有进一步做科学的研究。
    [2] 清代各省官员向皇帝奏报的粮价资料,相当丰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北京第一档案馆。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1。
    [4]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1),页25。
    [5] 参阅全先生〈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及他与笔者合著「清代的人口变动」二文。
    
    四、中国近代工业化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本,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1]中西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令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於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成为研究的先驱。
    对於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做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於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於前一项。〈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平公司史略》、〈清季鐡路的官督商办制度〉、〈清季的商办鐡路〉(与何汉威合著)、〈清季鐡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至抗战前夕止)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局成立到1894年甲午战争为止。这个时期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国防或军事工业的建设。除了江南制造局外,福州船厂、天津机器局、汉阳枪炮厂、汉阳鐡厂等都在这个时间设立;目的在采用西方机器来制造枪炮轮船,加强国防。同时,这些工业都是官办企业。第二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大世大战前夕(1895-1914)。这个时期,由於列强在华获得直接投资特权,各国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和建筑鐡路,所以外资在中国居重要地位。其次,除了外人在华筑路以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工具外,国人也感到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要,因此鐡路建设大有进展。再次,政府鼓励私人兴业,以增加财富,在商战中挽回利权,因而商个时期有好些民族资本企业和轻工业的兴起。第三个阶段从1914到193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短期间,欧美各国工业品输华数额大减,给予中国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尤其纺织工业,空前薘勃。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业又遭受到外资的沈重压力,日本资本更一直在华加紧扩充,以致战前许多重要工矿企业都在外资控制之下。还有,战前工业都集中在极少数地区――上海、天津、武汉、东北。上海一隅,工业生产竟居全国之半。现代企业在广大的内地,仍寥若晨星。全国每人平均工业生产价值,和欧美甚至日本比较,微不足道。
    他的许多关於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的原因。他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鐡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大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关於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簿;信用机构健全;及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材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但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剩余(potential surplus)当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份,耗用於非必要的消费上了。[2]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於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入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剩余导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underwriting)方式,将资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民间的剩余资源徵集起来,用於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Alecxander Gerschenkron)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建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济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3]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要靠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程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1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4]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5]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十九年世纪后半期,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1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於教育之投资人,也没有积极进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画、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於二十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於工业发展有极不良影响,更无庸讳言。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鐡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鐡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旺?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饱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6]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化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的孤岛,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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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a-Chung Lin and Kung-chin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33-19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66, 69.
    [2] 参阅拙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页85-86。
    [3] Alec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y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30.
    [4] 拙著,前引书,页88。
    [5] 我曾作一初略估计,满清政府末年的课税收入,尚不及国民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三。见拙著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33.
    [6] 《汉冶平公司史略》,页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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