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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0 次 更新时间: 2009-09-25 08:48:1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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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跨越五四,回归康梁
·摩罗

    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将会促使人们强化自我意识,区分“我们”和“他者”,寻找那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东西。
    正是西方的殖民征服,让我们拥有了“中国”这个国名,和“中国人”的身份,并且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具有整体性的认知和自觉。
    所以,西方殖民导致了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神文化。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岁月中,虽然梁启超于1902年写过《新民论》,一定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若干诬陷性描述,但是他很快就觉悟过来,不再从文化优势方面解读西方势力的扩张。尤其是他考察过一战刚刚结束的西方社会现实以后,更是对西方文化完全失望,转而一头扎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致力于从中寻找挽救世界的良方。 康有为更是从不间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用以拯救中国的覆亡。他甚至参照西方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经验,积极主张将儒学宗教化,要求政府以儒教为国教,以此拯救中国、造福世界。他成立孔教会,提倡祭孔,号召读经,在在都是为了借助中国的文化认同,维系中国的凝聚力,以便更加有力地与一切正在掠夺或窥伺中国大地的虎狼国家博弈与决战。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学者康晓光赞颂康有为的一段话,可以用来赞颂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康晓光说:“一百多年后,重温他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随想》,原载中国评论网,网址:www.china-review.comsao 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必将强化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五四时贤为了实现保存种族的目的,意念极其坚决地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我们的文化面临灭亡之虞。其实这在客观上也不失为强化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当我们的种族摆脱了生存危机,当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显现出崛起的趋势,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必将茁壮成长,我们的民族必将通过本土文化的复兴而获得新生。
    我预料往后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政治崛起日益成为现实的三十年,与此相呼应,也必是中国社会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三十年。
    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五四一代所抛弃的,我们必将一件件找回。
    .asp?id=21728) 五四一代所缺乏的,就是不可战胜的文化自信和博大恢宏的气度。他们逆康有为思想而行之,实际上是精神崩溃后慌不择路所致。如果说他们当时那种惊世骇俗的选择还有若干现实的理由,今天,我们如果还要沉溺在“全盘西化”以及“西方崇拜”之中,实在找不到一丝借口。 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从康梁这里重新起步,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中国文化的复兴将是往后三十年间文化运动的主旋律。至于“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之类的格言,当然也不妨顺便提及。因为复兴不等于复古,而需要获得许多其他资源的支持。简单的复古之路,世界上从来不曾出现过。
    中国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为起源的话,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指导中国人的生活长达三千余年。
    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将会促使人们强化自我意识,区分“我们”和“他者”,寻找那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东西。 正是西方的殖民征服,让我们拥有了“中国”这个国名,和“中国人”的身份,并且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具有整体性的认知和自觉。 所以,西方殖民导致了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必将强化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五四时贤为了实现保存种族的目的,意念极其坚决地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我们的文化面临灭亡之虞。其实这在客观上也不失为强化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当我们的种族摆脱了生存危机,当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显现出崛起的趋势,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必将茁壮成长,我们的民族必将通过本土文化的复兴而获得新生。 我预料往后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政治崛起日益成为现实的三十年,与此相呼应,也必是中国社会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三十年。 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五四一代所抛弃的,我们必将一件件找回。 中国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为起源的话,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指导中国人的生活长达三千余年。 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时,坚定地捍卫中国的精 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时,坚定地捍卫中国的精神文化。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岁月中,虽然梁启超于1902年写过《新民论》,一定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若干诬陷性描述,但是他很快就觉悟过来,不再从文化优势方面解读西方势力的扩张。尤其是他考察过一战刚刚结束的西方社会现实以后,更是对西方文化完全失望,转而一头扎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致力于从中寻找挽救世界的良方。
    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将会促使人们强化自我意识,区分“我们”和“他者”,寻找那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东西。 正是西方的殖民征服,让我们拥有了“中国”这个国名,和“中国人”的身份,并且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具有整体性的认知和自觉。 所以,西方殖民导致了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必将强化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五四时贤为了实现保存种族的目的,意念极其坚决地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我们的文化面临灭亡之虞。其实这在客观上也不失为强化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当我们的种族摆脱了生存危机,当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显现出崛起的趋势,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必将茁壮成长,我们的民族必将通过本土文化的复兴而获得新生。 我预料往后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政治崛起日益成为现实的三十年,与此相呼应,也必是中国社会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三十年。 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五四一代所抛弃的,我们必将一件件找回。 中国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为起源的话,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指导中国人的生活长达三千余年。 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时,坚定地捍卫中国的精 康有为更是从不间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用以拯救中国的覆亡。他甚至参照西方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经验,积极主张将儒学宗教化,要求政府以儒教为国教,以此拯救中国、造福世界。他成立孔教会,提倡祭孔,号召读经,在在都是为了借助中国的文化认同,维系中国的凝聚力,以便更加有力地与一切正在掠夺或窥伺中国大地的虎狼国家博弈与决战。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学者康晓光赞颂康有为的一段话,可以用来赞颂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康晓光说:“一百多年后,重温他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随想》,原载中国评论网,网址: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1728)
    有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将会促使人们强化自我意识,区分“我们”和“他者”,寻找那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东西。 正是西方的殖民征服,让我们拥有了“中国”这个国名,和“中国人”的身份,并且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具有整体性的认知和自觉。 所以,西方殖民导致了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必将强化我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五四时贤为了实现保存种族的目的,意念极其坚决地批判并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我们的文化面临灭亡之虞。其实这在客观上也不失为强化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当我们的种族摆脱了生存危机,当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显现出崛起的趋势,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必将茁壮成长,我们的民族必将通过本土文化的复兴而获得新生。 我预料往后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政治崛起日益成为现实的三十年,与此相呼应,也必是中国社会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三十年。 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五四一代所抛弃的,我们必将一件件找回。 中国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为起源的话,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指导中国人的生活长达三千余年。 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时,坚定地捍卫中国的精
    五四一代所缺乏的,就是不可战胜的文化自信和博大恢宏的气度。他们逆康有为思想而行之,实际上是精神崩溃后慌不择路所致。如果说他们当时那种惊世骇俗的选择还有若干现实的理由,今天,我们如果还要沉溺在“全盘西化”以及“西方崇拜”之中,实在找不到一丝借口。
    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从康梁这里重新起步,以“飞龙在天”的雍容豪迈之气崛起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中国文化的复兴将是往后三十年间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至于“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之类的格言,当然也不妨顺便提及。因为复兴不等于复古,而需要获得许多其他资源的支持。简单的复古之路,世界上从来不曾出现过。
    


■ 本文责编: 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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