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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4 次 更新时间: 2009-10-06 01:38:1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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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苏亚雷兹与西班牙政治转型
·林达
标签: 西班牙 政治转型

    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独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产党的所有反对党合法化,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82年制宪后西班牙举行第二次大选,执政权力向反对党和平转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佛朗哥独裁体制到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中,有个传奇人物,这就是当时的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一、旧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从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开始,佛朗哥维持了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党,就是佛朗哥亲自领导的“民族运动”。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能由“民族运动”统制。西班牙灾难性的冲突历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镇压取得稳定。他严酷镇压一切政治反对党,镇压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呼声。从二次世界大战前,走到七十年代,谁都知道,世界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耳边世界进步的脚步声隆隆响过,外面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虽然,从六十年代开始,西班牙经济起飞,通过新闻法,制度层面开始有限改革,但是,应该相应出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出现,佛朗哥一党独裁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到佛朗哥晚年,要求变革的压力,形成表面稳定下的不安张力。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规律,强人国家在减少,镇压不可能永远是治理之道,所有人都明白,变革的转折点就在眼前。该变不变,强压的反弹反而会形成不必要的不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佛朗哥作为西班牙历史过渡人物的地位,这时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说,最早明白这一点的,其实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是个明白人。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样看到,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转变和改革的时期。因此,他培养了一个知识构架完全属于新时代的预备国王,却并不想在晚年给自己找麻烦。这几乎是老人政治的规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经被迫向国王交出权力,可是,稍一好转,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给自己开的药方,而这锅药却要全体西班牙人陪着一起喝。连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会发生深刻变化。
    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大变革是最危险的时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临危险一刻,西班牙何去何从?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走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位。多数人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为他的首相。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团的团派接班人”。苏亚雷兹正是这样一个“团派”。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对苏亚雷兹来说,对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
    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现在回头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94.2%的人,投票赞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主张唯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可是,绕使绕不过去的。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班牙也出现经济困难。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两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实行政治改革计划。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这时候最麻烦的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了。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达成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做好了。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军事仪仗队的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同样一句话,面对面的谈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1,333条修改意见。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从1978年5月起,国会宪政委员会的36个委员开始公开讨论宪法初稿。这是非常艰难的讨论,多次到达了分裂的边缘。渐渐地,中间观点占了上风,左右两翼的激进观点被边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让一步,走中间路线,才可能达成一致,坚持激进观点则用无出路。
    可是,5月22日,委员会在教育问题上陷入僵局。这天晚上,左右两大党的四个代表,在何塞·路易斯饭店会谈。左右翼的另外两党,左翼共产党和右翼人民联盟则预先表态,不管这何塞·路易斯之夜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将签字,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样,制宪必须成功,协议必须达成,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就会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第二天清晨,这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148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1978年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68%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只有7.2%投了反对票。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两年,终于正式确立。
    
    四、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里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在佛朗哥旧体制下,他是从底层开始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但是,他很早就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改革以后,实行民主了,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在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一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的失去了记忆。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先进民主国家。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和这个奇迹一起留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 本文责编: 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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