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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1 次 更新时间: 2009-10-09 22:37:52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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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当下中国劳动者困境之根源
·冼岩
标签: 通钢事件 劳动者

    7月24日骤发的吉林通钢事件,在震惊中外的同时,也再次促使公众关注当下中国劳动阶层的困境:在很多情况下,除诉诸原始暴力外,他们已没有表达和维护自我权益的手段。
    改革30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劳动阶层(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工人地位的大幅下降。由原来名义上的“领导阶级”,一变而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虽然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在人们内心,应该已默认这一事实。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披露:近些年企业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除竞争力提升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企业成本的超常压缩”。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关于劳动者现状的结论已经明白无误,但原因呢?实际上,“被剥削、被压迫”一词,已道尽当下劳动阶层困境之奥妙:他们之所以地位下降、处境恶劣却无可奈何,是因为在遭受资本剥削的同时,还遭到权力的压迫。惟一有力量制衡资本的权力,选择了站在资本一方而不是劳动者一方。政府的主要努力方向,不是帮助弱势劳动者限制相对强势的资本,而是采用包括压制劳动在内的方式扶植资本。对自由罢工与独立工会的严厉控制,实际上取消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当年政府取消罢工权利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却颇具黑色幽默:罢工是解放前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利益的手段,现在工人已成了国家主人,不应该再自己罢自己的工——问题是,现在资本家又回来了,而罢工依然是禁区。劳动者连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资本的权益却极大伸张。按照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的说法:“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了10多年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原来”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这就是当下中国劳动者处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权力站在资本一边,这虽然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说教,却契合了某种现实主义逻辑,契合了权力的基本利益立场。如果将政治权力视作一个整体,它的最大利益是本身的持续与扩张,核心是政权稳定。而稳定的维持,有赖于一定的经济表现。无论古今中外,如果经济绩效不佳,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期维持稳定。这样一种刚性约束,既是80年前美国不得不实施“罗斯福新政”、30年前中国不得不启动“改革开放”的原因,也是今天的美国经济不得不大规模国有化,而朝鲜却处境岌岌可危的原因。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是一种整合性力量,它是能够整合其他生产要素的要素,是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一片“崩溃”预言声中能够做到超常规高速发展,与全国各地从上到下经久不息的“招商引资”热潮密不可分。正因为权力的核心利益是政权稳定,而稳定依赖于经济增长,增长又依赖于资本,所以,权力扶植资本、与资本“结盟”就是一种必然。
    如果将政治权力分解为一个个手执权力的官员,那么不难发现,在市场条件下,惟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吉林通钢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的权钱联手侵吞国有资产的情节,乃至几进几出,肆无忌惮,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在这种权钱联手下,劳动者的处境可想而知——官商双方要攫取超额利润,最简捷方式不是创造利益增量,而是尽可能压缩劳动者一方的存量分配。人们看到,有意倾向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历尽艰辛,出台后备受指责。但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这些指责很多都是能够成立的:确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可以说是此轮经济衰退的“祸首”之一,它甚至损及了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影响劳动者本身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的这一阶段,权力对资本的依赖是真实而有力的,这甚至构成了当代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
    这种依赖关系,似乎也不因政治制度的根本不同而有所改变。人们看到,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民主政治既是“变形走样”的,往往也是不公正的,政治权力最终趋向于资本利益。原因很简单,当这些国家的权力靠近资本时,社会就稳定;当政治权力靠近劳动阶层,表现为所谓民粹主义时,社会就动荡。这种动荡既来源于精英群体(即资源掌控者)的有力反抗,更来自于经济衰退——市场经济的逻辑,迫使权力不得不亲资本、远劳动,除非政府拥有某种特殊资源的支撑,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同时,由于按票数决胜负的民主制有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层,权力和资本“不得不”联手扭曲民主。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必然淮橘成枳的根由。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出这种怪圈,政府之所以能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维持某种均衡,根本原因不在政治,而在经济。简单说,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市场的逻辑变了,摆脱了对于资本的高度依赖,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再主要是资本,而更多是人力资源。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复杂,简而言之主要有三点:一,现代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不再稀缺,不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二,服务业比重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成份。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美国为2%、23%和75%,日本为1%、31%和68%,德国为1%、30%和69%,而中国为15%、53%和32%。迄今为止,美国已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显然,在服务业中,资本的重要性下降,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上升至首位。三,长期的财富积累(包括长达百年的全球扩张与掠夺),适时的再分配制度改革(所得税、遗产税、社会福利制度),形成了庞大中产阶级,使社会结构向中间收拢。
    没有上述三点,就没有市场逻辑的根本变化,政治权力也不能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从而做到某种价值中立与利益均衡。在此三点实现之前,具体说在二战以前,西方社会也存在高度不公,尽管它披着民主的外衣。以美国为例,当时百来个经济巨头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亨利?亚当斯在其小说《民主》中借主人公雅可比的口表示:“我已经活了75岁,这一辈子都生活在腐败中。我走过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腐败。”
    因此,当代中国劳动者的困境,表面看是权力亲近资本使然,深层原因却在现阶段市场经济的逻辑。在经济本身的变化足以导致市场逻辑发生变化以前,这种状况难以根本改变。不管是思想界右翼钟情的政治民主化,还是左翼固守的经济国有化,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对症药方。
    国有制经济之所以在今日中国得到延续和壮大,其存在理由不是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而是与权力亲近资本相似的两个原因: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从各级掌权者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数以万亿的国企利润,既不上缴国家,又不分给国民,完全由国企的掌权者自由支配,这其间隐匿了多少猫腻?近些年国企腐败案频频被曝光,而国企领导人的职务犯罪却总是被“从轻发落”,似乎印证了这一黑洞的巨大与顽强。
    要真正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从根本而言仍然只有从上述三个途径入手:1,完善现代金融体系,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而不需凭关系、靠领导批条;规范资本市场,使它能够真正起到配置资金的作用,而不是沦为国企圈钱、庄家分食的工具。2,大力发展服务业。3,提高个税起征点,将大部分中产阶级摒除在纳税线之外;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这些动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这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需要脚踏实地地积累寸进,而不能指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浪漫主义。
    
    (《凤凰周刊》2009年第28期)
    


■ 本文责编: 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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