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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7 次 更新时间: 2009-10-09 23:07:4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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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多方博弈:制度变革的可能路径
——三味书屋2009年1月10日
·夏业良

    我想大家如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在这三十年的社会变革中我们都会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所谓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至今很难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经开展“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课题研究,他们用社会学的方法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几个阶层,其中把党政机关干部划为一个单独的“官僚阶层”,还有诸如“知识分子阶层”等等,这样的划分自有社会学的道理,但社会认知度不高,有关利益集团的划分比较容易为全社会所接受。
    利益集团不能简单地以职业或行业标准划分。同时,不论在政治学,还是在经济学语境中,并不以强势、弱势作为划分利益集团的标准,只要能够形成相对集中的利益诉求群体均可以称之为利益集团。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他们都有自己相对统一而集中的利益诉求,或利益诉求非常接近,这样的群体就可称为利益集团。近年来,网络上有很多谩骂经济学家的群体,指责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其实,这种表述存在缺陷,经济学家当然要为利益集团说话,问题是一部分经济学家代表此利益群体,另外部分则代表彼利益群体。也就是经济学家必然分化为替不同利益群体说话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也必然有部分经济学家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首先,简略地介绍一下制度变革。制度变革有一个路径问题,即一个国家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路径是一种外来的路径。何谓外来路径?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49年开始,中国以苏联模式为范本,依赖于苏联既成的制度路径,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大家发现,经过大半个世纪试验后,这个路径已被判定为是失败的路径。毛泽东曾在五十年代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到了二十世纪末,大家得出的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经典模式或者说制度路径是不可以依赖的。或许,有人认为,这个结论下得太早。暂且不提中国,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仅有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古巴,越南现在也在大踏步地搞改革,改革的步伐甚至超过了中国。现在经典的社会主义路径一个国家也没有。当代中国采用一种新的路径被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路径依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了三十年转轨,但转轨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国家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转轨、在转型、在过渡,不管用哪个词,好像没有一个时间进度表,基本是走哪到哪,到了再说,而且近几年,还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导向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该向前走还是往后退,处于十字路口,从最高领导层、各利益集团,直至普通老百姓,经常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我从技术经济或从物理学方面借用一些概念,分析“路径依赖”,就是说社会发展有一种物理惯性,一旦进入路径后,就不能随时停下来,不管它是好还是坏,都可能对这样的路径产生依赖。同时,几代人都会产生一种所谓“路径期待”预期,就是觉得已经搞了三十年,今后三十年大致还是沿着这个路径向前走。关于路径理论问题,我在此就不细说,给大家介绍一个文献,讲述一下它的起源。
    道格拉斯·诺斯是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把技术演进过程中的一些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这个理论是他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贡献)。首先,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技术。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做出的选择。如果过去选择了一党执政,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径,那么在今天否定过去的路径,不但是对国家领导层的挑战,也是对每一个处于该社会制度下公民世界观的一种挑战。很多人关注的不仅是何谓更好的路径或何谓最理想的路径,而是关心在选择这样一个路径过程中,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沿着这样的既定路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变迁可能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既定的错误路径走向下坡路,其最为严重的后果也可能会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近几年,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些方面处于一种倒退或者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举具体例证说明,国有垄断企业、垄断行业,在过去的五年中,不但没有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庞大。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国退民进”,现在真实的趋势却是“民退国进”,而且最近有些信号也表明这一点,比如民营企业首富黄光裕被逮捕。当然,他肯定存在经营或违法的问题,这些不能排除,但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难道国有垄断企业、国有垄断行业,就找不出类似的违法现象吗?直到现在我们还对所谓的“企业家原罪”耿耿于怀,甚至放弃的意图都没有。最近的资料显示对其它的民营企业家也要进行进一步地查处,包括荣智健。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们感觉到中国发展民营经济可能不是国家所肯定的一个方向。我们知道国民经济一半以上的贡献来自于民营企业,其贡献比重超过了国有垄断企业,而且它是在基本没有国家给予资源扶持、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假如将相同的资源和政策提供给民营企业,这个格局肯定完全不同。在2008年6月,我就提出中国的股票市场没有出路的观点,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制度设计的一开始就存在不公平的重大缺陷。大家知道A股市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上市企业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在A股上市的只有10%多一些。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矫正,可以新设一个C股市场,让民营企业上市。这样做,既不遗留历史包袱,也不会存在所谓的非流通股,而且可以给民营企业一个平等、合法、公平的融资渠道。当然,这个做法在短期内难以得到高层的认可,但在操作上至少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法治应该会越来越健全。但法治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我们虽然制订了大量的法律,但基本上只具有文本意义。在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只要有权力干预,权力总是大于法律效力。如果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较大成就,唯一可以津津乐道的就是在经济层面上取得的成就。而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在于政府的政策有多么高明,恰恰在于政府放松了对一些领域的管制,也就是在政府放松控制的领域,民营企业及普通民众发挥了聪明才智所致。如果领导放宽松一点,不要管或少管一点,各个领域自然就会得到发展,我们的成绩可能会更大。大家都知道有限政府的概念,就是把权力无限的政府,最终改造成为权力有限的政府,将管理型政府改造成为服务型政府,我们不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庞大政府意味着纳税人要承担更多负担养活它,这个成本太高太昂贵,正确的做法是:一个政府,也应该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衡量它是否有效率,是否对社会有利。如果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非常多,而投入成本却很低,这样的政府会为民众所欢迎;但如果一个政府成本开支庞大,而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又少,这样的政府对我们不利,我们也不希望拥有,但现在政府已经有了这样的既定模式,想把政府的权力限制住,想把政府的税收权利予以减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由不得你。政府想向老百姓征税易如反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一条新的税法,老百姓要想减税,要把税率水平降低一些,谈何容易。个人所得税从1980年最低起征点800元,到2006年才把它从800元上调到1200元,再后调整为1600元。二十六年的时间也只翻了一倍,2007年又调整为2000元。现在,有些人说还进一步上调,调到2300元、2500元或3000元。大家想一想,现在的状况距离老百姓的预期差距非常之大,政府税收增加幅度每年在30%以上,税收增加30%,按照对等原则,它应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事实相反,这点恰恰反映缺乏硬性约束。
    实行制度变革需要投入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但随着制度的实施和时间的推移,在有利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初始成本就会缓慢递减。实践表明,越是好的制度,其延续的时间越长,制度分摊的单位成本就会越低。像美国联邦宪法,实施200多年,它的单位成本非常低;英国实施的现代宪政制度,从几百年前开始算起,分摊的制度成本也不高。一项制度应该把它设置成对未来效率有增进、对未来社会发展有利的,这样的制度可能即时初始性成本大一些,但对将来而言却十分值得。
    学习效应就是依附制度而产生的组织,利用制度框架所提供的获利机会。对于制度变革,并不是每个人仅仅希望享受新制度的美妙,而是希望借助制度变革从中获利,在制度变革面前,首先想到的是,对个人所带来的好处。如果同省部级以上干部讨论中国宪政改革、民主建设话题,他们绝大多数不会接受。在他们看来,好不容易奋斗一辈子才有了既得利益,实行宪政改革,就会使他们现有的利益大为缩减,对他们而言,一是非常遥远,自己可能分享不到,另外会觉得同自己的关系不大。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要改革制度,也要等我下台、等我退休。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根本制度进行变革,甚至对一个很具体的政策进行改革,都会遭到抵制和反对。在改革开放之初,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赞同改革。如农村改革,公社书记、大队长相对满足程度很高,而在改革开放后,尽管他们绝对程度提高了,但相对程度降低,失落感增强。在过去,高干子弟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只有我家才能安电话,只有我们才能消费特供商品,只有我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坐飞机、坐软卧。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改革才有生命,才可以向前推进。在城市中进行改革和在权力部门进行改革,遇到阻力更大。原因在于,改革的主体和对象恰恰是那些手中握有权力和资源的人,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组成一个非常顽固的抵抗同盟。如果不借助根本层面的改革,改革就无法推进。最近,我在参加有关三十周年改革研讨会的时候,发表这样言论:截至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穷途末路,已经没有文章可做,如果中国将来从改革中获得更大的进步和收益,必须要借助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框架改革才能向前推进。比如,一个最根本的就是农民拥有土地资源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即使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谓的土地流转,也只是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流转的权利。在实践中,这个流转权利还遭遇种种阻力,北京平谷一个乡的老百姓已达成协议,准备将土地流转出去,但被平谷区政府制止,这说明理论表面的东西在现实中无法兑现,是谓画饼充饥,给农民画了一张饼,但当真吃的时候没办法吃到。因此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南方周末》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相信十七届三中全会同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相提并论,它不可能带来根本性层面的变革。在我看来,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向是实行土地私有制,如果这点不能解决,所谓的中国三农问题就永远没有解决之路。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个伪命题,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提出三农。三农问题可以将它转换为三民问题,即民生、民权、民主。由于意识形态预设禁区的限制,在中国的语言中,很多概念都需经特殊转换,才能表达清楚。过去在中国不能说资本,因为资本就代表着有剥削、剥削关系、剥削制度的存在,也不能说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出让,就意味着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后来我们也逐渐突破了这样一些禁区。所谓民营企业,只不过是改了一个字,私营企业、私有企业不敢说,只敢说民营企业。民营化,在英文里和私有化没有区别,都是privatization这个词。在外国人看来没有区别,但中国人由于规避政治敏感性而用另一个字眼替代。
    第四点关于适应性预期。就是随着已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搞了多少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九九三年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十四大上才确定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得到合法界定和承认是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充其量也就是十五六年,而不是三十年。此前搞的则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实真正的改革只有三年,真正有较大的根本层面的触动、思想性的解放、重大的突破,其实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这三年的时间。所有发生的重大的政策转变或者进步,都源于这三年的变革。改革开放四个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开放。开放是刚性的,一旦开放了就很难收回去,思想领域的开放让老百姓对外界有了更多的认知。一旦人的思想觉醒,你再想回到愚昧的状态,很难做到。改革有真改和假改之分,有的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在走倒退路。我在2007年的《改革内参》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改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我一直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它在时间点上都会相对集中,不可能改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其不能称为改革,只能称为制度变迁、制度演化。改革既然叫革,革有革命的意思,也就是有根本层面的突破。历史上王安石变法、明治维新,英国大宪章运动、光荣革命,它们都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段,相对时间都比较短,没有说三十年、五十年的,更没有一百年的。那么现在已经改革三十年,按照官方的说法还要继续改革三十年,有人说可能中国要改革一百年。如果是真正的改革用不了那么多年,此后不过是自然的改进、改良。邓小平之所以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在于他本人有多么高明,不在于他的智慧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政治家,就在于他顺应了民意。另外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对于中国要向西方学什么有不同的理解。很多人提出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中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用不着学人家的。我们要学就学那些洋玩意、新玩意。比如说我们没有飞机,他们能造飞机我们就买他们的飞机;他们能让卫星上天,咱们也学一学怎么能让卫星上天,就学学这些东西就行了。其它东西不用学,特别是制度不能学。其实大家都看到了,这三十年,老百姓已经不再这么想。人家认为西方先进,说出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西方人脑袋比中国人好使,而恰恰是由于它有好的制度。当今中国的科学发明为什么滞后?为什么专利发明和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还比不上很多小的国家、小的经济体。不是说当代中国人的智商都在降低,而恰恰在于我们的制度不能激励创造发明。如果经常出国的话,你会觉得西方的那些物质是外生化的东西,它是在先进的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没有先进的制度,就不可能有那样一些先进的物质和文化。我想大家越来越认同这一点,就是说好的思想和制度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因此我一再说,当代中国社会要破除三大教条:所谓“国情论”、“特色论”和“渐进论”。邓小平讲这三个方面,是有具体场景的。中国这么大,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所以做事情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但现在,所有领域都把“国情论”、“特色论”这些东西当作借口,认定所有的变革都是慢的好,慢的永远都比快的正确,我们沾沾自喜地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失败的,所谓休克疗法是激进式的变革,而中国是因为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成功,不要把结论下得太早。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在繁荣昌盛时代主动寻求变革,又没有在经济危机时代顺势而变,这两种时机都丧失的话,我们的前景将会十分堪忧。
    我这里提到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者的不同的主观抉择,既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和经济贫困国家能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有人说:“你光说中国不好,难道中国就没有好的方面吗?”如果中国没有好的方面,怎么可能维持了那么多年?而且有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因此,总是有人说你们这些人老说中国的坏话,在你们眼中没有看到中国取得的成绩。其实要跟那些高唱赞歌的歌德派相比较,究竟哪一种人更爱国?现在的伪爱国主义者太多,所谓的爱国愤青都是那些一号召就打砸肯德基店,抵制法国货的那些人。这种肤浅的人不仅当代有,在鲁迅那个时代也存在。大家看看鲁迅,在当时是怎么样看待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爱国,就要把国家现有的弊端指出,而且非常明确地要解决、要改造,而不应该歌唱美化。我们对领导人的要求、对领导集团的要求、执政党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提出一套新理论,你要搞出一套新鲜政策,让大家觉得执政党英明伟大。关键在于,你的这些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你的政策是怎么形成的,你的目标函数是由什么界定的,或者说为了谁来设定这样一个目标的?也就是说对政府的本源,对公共机构的本源做一番探讨: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府,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制度?过去我们都曾有过一个宏大的目标、宏大的指向,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渺小。每个人的诉求都微不足道,甚至消灭一个个体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无所谓。难道一个国家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一个社会之所以好、之所以先进,就在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活得有尊严,都能够让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现代的、开放的、进步和文明的社会。在中国,大家往往过于强调特权,而忽视普通人的人权。有特权什么都好办,那些当官的也是这样,他在位子上的时候,什么都好使,不在位子上就相反。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理论著述,我们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已经做了很细致的描述。
    我们讲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其实可以用经济学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分析方法——供给需求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产品从何而来?有人说政府领导人天天在替老百姓想办法,每天都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时时刻刻都想着谁和谁还没饭吃呢。即使他们想这么做,他都没有充分的信息,没有办法知道青海某一个农村的农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时候需要?计划经济时代动用了大量的资源,都没有办法满足,后来希望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达到,但在中国,市场经济直到今天,仍然是不成熟的、不发达的、不完善的。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走了一半,有些人又开始想向其它的岔路上走,有的人又开始想往后退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医疗体制改革。大家知道现在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什么资源都集中,由国家来支配是最好的学者的说法。这个道理在很多年前已不攻自破,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就应该代表社会公正,代表社会资源分配的最好的一个分配者和仲裁者。但是后来大家为什么不相信了。很多人把所谓的乱收费、多收费,医疗价格的提高,当做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其实那不是市场化改革,那只是有些人借着市场化改革的名义捞取个人的好处的结果。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和矛盾,很简单地把责任一推,说:“这就是搞市场化带来的结果。”还有人说:“这就是改革带来的,改革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把这些脏水都泼到了改革与市场化这方面,显然不公平。
    刚才讲制度产品需要老百姓先有需求。什么是需求呢?就是要有利益诉求。你们住的小区如果门口有条路常年没有人修,没有路灯,还有臭水漫延、污垢堆积,你肯定要想办法找政府。如果你们很多人去抗议、去示威,那么政府关注的程度可能就要强一些。如果你总是上访、写信,那可能好多年都没有结果。不是说就应当去搞那种激烈的反映方式,而是平和的、正常的反映方式很难奏效,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办?有人说你不提出利益诉求,政府怎么知道你真的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提得强烈一点,政府又担心你在破坏稳定、破坏和谐,这是一对矛盾。最好老百姓稍微有点怨言,立刻有非常通畅的渠道一直通到中南海。最高领导人都知道了,就马上解决。但这个不现实,汶川大地震,我们的总理没办法调动军队,以至于他无奈地说出那样的话:“你们是人民养育的,你们看着办吧!”这句话充分暴露了很多运行机制和我们实际的需求之间的差距。所以老百姓要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老百姓是制度产品的需求者,而政府或公共机构、立法机构,他们仅仅是制度产品的供给者。我们过去总是处在一种自我幻想之中,大家都在幻想党和政府会考虑这些问题,但现实恐怕很难实现。
    当然,所有的制度安排并不是都由政府提供,有些制度安排民间可以创造。如果我们有好的慈善机构、好的捐款的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需要政府直接来提供,而这种力量恰恰是将来代表着每一个人具体切身利益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诉求机制,也就是中国将来需要的是一个公民社会,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不是做顺民就是做暴民。顺民就是在正常情况下,老老实实听从、服从、忍受。我们恰恰缺失的是最应当寻求的那个位置----公民。公民就是要时时刻刻关注你的利益有没有得到保障,有没有被侵害,然后关注你怎样来让你的利益得到正当的保护,怎样让你的利益能够有序增进。这个公民社会是怎么产生的?不是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赐予的,而是分散的个人,共同为某件事情奔走、发出呼声。它不一定非要具备组织的框架,因为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有组织往往被看做是危险的。最近一段时期,由于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我已经受到两次约谈,问我为什么要在零八宪章上签字,我回答我赞同它的言论主张,问我不知道那是反动的吗?我说何谓反动?如果你反过来看那就不是反动,那是正动!如果在多年前,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那个时代,我如果有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那时候虽然官方也不太高兴,但也不至于完全把你封杀掉。那么今天?它会觉得你们在搞什么活动。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要以与现在同样的方式对待的话,那当时的李大钊、陈独秀可能就搞不起来共产党,包括鲁迅也就不存在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有压制,但还是有一点空间,才造就我们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学术界、文化界的繁荣。中国大学教育制度最好的、最鼎盛的时代不是今天,不是盖了多少高楼,不是在校人数有多少,而是人们有精神大师在引领。我相信今天哪个人给中央政治局讲课,讲完了以后,他自己可能感觉非常好:在学术界,在中国文人中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人家内心不会把他看得比西南联大的某一个教授更好。那个时代的那些文人,那些学者,包括后来我们伟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压力下坚持说我不会被压死。在他活到103岁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在理论方面的胜利。他的人格非常伟大,当有人让他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进行评价的时候,他说:“对死去的人我不愿意说三道四”。这说明他的人格非常高尚,不会落井下石。
    这里还提到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多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和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如果某一个社会或团体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它就不能够长久地存在,也就是社会中不同阶级或阶层团体之间,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有可能会引发革命、社会动荡。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并不太平,虽然高层提出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且这次最高领导人又反复用了这个“四不”,其中有个“不”很新鲜,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叫“不折腾”。所以网上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的文章,叫“谁在折腾”、“谁折腾谁”、“谁先折腾”、“谁后折腾”等等。中国的老百姓难道是那种不安分、喜欢折腾的人?那些跑到北京来上访的农民,他们大多没有文化,没有钱,又没熟人,有的在北京流浪好几年,结局大多很悲惨。现在对上访的人一般有三种对待方式大家:一是送回去教育、改造、批评;第二是送到精神病院;另外还有一批是送到监狱。对上访人员竟然是这样三种处置方式,而且作为先进经验大为推广。人权白皮书经常说,你活着你就有人权。但是我们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老百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下一个诉求肯定是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肯定是人权意识越来越强化。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就是说它让每一个人,都为值得追求的目标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而不是都让别人去完成,而且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的灵活,它不仅能够获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
    关于执政党的问题。共产党曾经是先进的,现在是不是先进大家自己去判断。要保持先进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灵活的机制,现在从党的宗旨,从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来讲已发生变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它真正追求的不再是共产,现在反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很多,可以肯定不是共产。共产党这个名称什么时候改变?,也许有一天,会把这个党的名称修改一下,改成和谐党、民主进步党,或者科学发展党也可以,总比使用共产这两个字切合实际。所以将来你会发现它内容会发生变化,而且它应该主动寻求自己的竞争对手,来逼迫自己改良。怎么来寻求呢?只要它放开党禁。允许它的反对派另成立一个跟它竞争的党。我觉得共产党有一个最主动的办法,最积极的办法是把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让他们合并为一个党,给他们改为中国联合党。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形成了两党,以后的多党竞争的格局或两党竞争的格局就会形成。大家老是讲那种陈词滥调说:“没有一个党能代替共产党领导中国。”这不是废话?你永远都不允许它成立,也没办法有这样的党。我个人比较乐观,我觉得今后十年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主化进程的前哨,或者说最初情况就会发生,十年内就会看到民主化迹象,像现在这样管制得这么严是不可能的。你看公民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先从网络开始,2008年非常了不起,2008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有的事情是过去连想象都不敢想像的事情。大家知道2002年、2003年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参与了一个孙志刚事件,作为第一批联名签署的知识分子,贺卫方、许志永一起向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收容法,制订救助法。2003年又出现一个延安黄碟事件,我们当时也做了这样的呼应。此后,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2008年取得的成果是最大的。大家看08年有很多事情官方本来都已经定性了,过去官方定性的是不可能翻过来的。贵州瓮安事件才发生几天,贵州省委书记都已经给它定性,而且贵州省委书记的定性,不要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意思,他不敢轻易下一个定论,结果后来没过几天,又改口了,这就说明改口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太难得了,这在过去你连想象都不敢想象。还有华南虎事件,还有杨佳事件。杨佳虽然最终还是被判了死刑,但是杨佳的死会使今后这种悲剧免于再次发生。每一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鲜血都会换来一点点幸福,但代价还是相当大。2009年难道我们不会有更多的进步?除非把网络完全封锁,现在网络已经有那么多的网络警察,五毛党遍天下,但也还没有办法把网络完全封杀掉。因为网民人更多,中国网民现在大概是两亿人左右,这种民意表达在网络上就会像潮水一般不可阻挡。我们要有信心,要看到这样一种希望和进步。但是个人不可能不付出一点成本,像我们这些人就会付出点成本,有的人可能会说:“你们没事,你们有一定地位一定名气,人家不敢怎么样”。但说不定人家真的就把我抓起来。每一种利益诉求,往往都是从最基本的层面开始的。而你最基本的层面就是经济层面、法律层面。你要捍卫好你自己个人的这样一些权利,将来这些东西就会推动我们整个制度的进步。
    关于幼稚性制度变迁。幼稚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者替代,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创造、组织和实行的。与此相反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幼稚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
    解读这段话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老百姓能够希望的更多的是幼稚性的制度变迁。因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更多是靠政府的主动的权力介入,而幼稚性制度变迁是老百姓觉得对我有利的、有机会的、有利可图的,我就愿意积极去推动它。如果整个社会那么多的人去推动的话,那么这个幼稚性的制度变迁就可以达成。举个例子说:燃油税的改革,一开始觉得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开车人的事情。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燃油税就离进步近了一点。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跟大家关系最大的比如税收、社会保障、教育等,这些问题如果跟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话,推进就会快一些。
    关于制度移植和政策失败。所谓制度移植就是通过借用其它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这些年来我们很多制度,比如经济制度、市场制度基本是引进西方的,然后政治制度也部分的引进,包括我们今天在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词汇,原来都是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宪政经济学理论、有限政府、无限政府、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福利。这些概念,连官员们都离不了,这就是进步。制度的移植是要缓慢地发生的,但在有的时间点上它是会发生一种积聚的突变效应。
    如果新的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益较高,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的时候,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它的利益所在,所以它要权衡了,为什么它要把这项制度向前推进呢?如果推进以后使普通老百姓得到的多,当官的得到的少,当官的会主动地来干这些事吗?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博弈。就看哪一方的力量大,哪一方坚持得久,哪一方就能在某一方面占据上风。如果你主动退缩,当然就放弃了你这份利益。弱势群体是最容易放弃自己那一部分利益的,比如农民工。前几天晚上看了一部电影:农民工辛辛苦苦干了两年半时间,拿不到工钱,每次都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发一两百块钱,暂时打发一下,大部分的钱都不给他们。把农民工逼急了,他们对包工头动粗、扣留、绑架,最后把工资追回,但是农民工也被判了刑,因为非法绑架了他人,像这样的情况,说明如果你不主动保障自己的利益,总是放弃,时间长了,会有一种惯性,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种惯性。
    另外意识形态有一种刚性。统治者会发展出一种服务,服务于它目的的意识形态,并且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也就是说政府花很多纳税人的钱去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或曰洗脑。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包括“五个一工程”,包括《人民日报》,不订都不行,强制单位订。这样一些做法是为了维持它的权威性。但这种意识形态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真正相信的人没几个,包括在台上讲话的人他内心都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可怕!社会中很多的财富和资源不是用在有效的一些领域,而是用在一些无效的领域。统治者很可能不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害怕如果它不这么做,不为捍卫旧的意识形态而战,它的权威就可能被动摇。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当然这些话,有人会误解,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要一批新的领导人来代替这些领导人?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批主张中国未来走向宪政民主和法治框架的人都希望将来是一场和平的变革,不流血的,不发生剧烈冲突的这样一种制度变革。有人说这种秀才变革永远都不能成功。你没有用武力,不能成功。但你想想用武力带来了什么?以暴易暴,用暴力只能得到更多的暴力。你用暴力推翻了别人,镇压了别人,你当了统治者。然后有人反抗你,你再镇压反抗者。最终你成为更加残暴的统治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老是换皇帝,总这样换来换去,制度没有大的变化。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明白了换人没有什么意义,要更换的是制度。将来民主的制度一旦建好,谁当总统其实都无所谓。像小布什、李鹏那样都没关系,而且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理想、最高目标,是希望能对未来的制度蓝图设计做一点贡献。如果有人能够被历史记载,或者在未来被承认为是制度设计者之一,那将是至高无上的荣光,而不是希望在未来的新政府里面担任一个官职。
    关于集团利益冲突。舒尔茨曾经指出,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而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当今的中国是不是像吴敬琏所说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有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如果搞得不好,中国就会向坏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就是说官僚和资本结合,这种情况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现在有很多大商人、大企业家已经买通了一些官员,甚至进行联姻。现在高干子弟里面有很多都是跟那些大商人联姻的。这样形成一个官僚资本结构,将来进行变革就更加困难。如果再拖延这种改革的时机,将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那时候改革的震荡会比以前更大、更剧烈。
    关于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有人想当然认为,我们的领导层、执政党、政府里已经集中了中国最有思想、最有知识的精英。这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承认,但是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不能被真正纳入。原因在于,凡是不听话的,一般不会被纳入,因此,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是不完备的,有些方面甚至是很欠缺,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科学,知识储备最弱。现在技术官僚很多,从欧美留学回来,搞经济学、经济政策制订的,已经进入到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但在政治方面,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就会很难进入。由此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政治科学方面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甚至不愿意采纳他们的思想和见解,这很可怕。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不合乎理想的收入分配制度,这还仅仅是从经济层面而言。
    统治政治的系统的成本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所以为什么统治者愿意花很多的投资在意识形态方面,希望更多的人支持,但这点现在是越来越弱。在大学里面大学生已经不愿意学那些所谓的政治课。原来那些政治课在大学中有七门之多,后来强烈的呼吁、反对,把它压缩为四门,还是经胡总书记亲自批准。现在又有人呼吁要把这四门变成两门,这个现在难度挺大,而且大家知道在大学里面上政治课,大家都在看什么?基本上都是在看托福词汇、武侠小说之类。
    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呢?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得效益,或者威胁到统治者生存,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仍然会继续维持着目前无效率的不均衡的一种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宁可容忍经济制度方面的某些进展或者突破,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政治制度的向前推进,不能容忍法律制度的向前推进。法律制度如果发展,它仍然要纳入政法委系统下、非司法独立的这样一种运行系统。
    对于若干制度变革的案例,我进行过一个思考,把历史上一些比较重要的变革列举一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英国大宪章运动、明治维新等等。这里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做了这样一个划分。这里最值得借鉴的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英国大宪章运动,它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开端,然后明治维新,是成功转型的一个范例。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走向了强国之路。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没成功,这里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人去深入探讨这些案例。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
    关于共和制。什么是共和?我们的名称是共和国,但与共和的本意相反。从孙中山先生开始,追求要建立共和制。直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的共和国。朝鲜的名称就非常全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什么都有,但它事实上连粮食都没有。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拥有共和制议会制度,议会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些情况对西方国家政治有所了解的都应该知道,具体地说哪些国家实行的是总统制度,哪些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度。君主立宪制度就是国王是国家的象征性,首相是最高行政管理者。另外就是代议制,从民主的形式上来讲,代议制比较符合现代民主规律。如果实行直接民主,大家知道在小范围比较容易实现,但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直接选举成本会比较大,难度也比较大。但这并不是说直接民主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有的时候需要全民公决。有些小国家,包括欧盟都曾经搞过很大范围的全民公决。
    首先,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也就是“一切权力归人民”。现在国经常讲“一切权力归国家”,这是错误的。国家是一个虚置体,要把它实体化、人格化,与其说是归于公民社会,实际上最终是归到个人,每个人的身上。只有个人才是实体存在,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者。如果把个人的权力通过一种形式让渡到某个实体,然后由他行使个人的权力。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王权源于人民权力的转让,但是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所有权和终极控制权。当国王或者管理者没有办法有效地满足这些个人的诉求之时,这些个人就可以停止授予他权力。即不投选票给他,或者把他罢免、废除。
    关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在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给“公民”下了一个定义,凡是有机会参加司法事务和职权机构的人,也就是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人就可以被称为公民。你能参加法庭的陪审团,参与裁决,你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进行投票表决,你就是公民。我们今天知道在几年之前,我们的新闻媒体得到上面的招呼,不准用公民这个字眼,结果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准用。还有纳税人这个词,也是敏感词,但现在用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习惯于在所有用人民的地方,一律把它改为公民。因为人民是个模糊的字眼,而公民就确确实实跟你的投票权、跟你的权利意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公民这个词比人民更有意义。
    还有半执行民主和参与制民主。参与制民主是最近几十年流行的新概念,是西方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公共决策的一个部分,由公民选举代表制订,一部分是由公民自己直接制订。假如跟老百姓相关的事情,应该由老百姓直接参与制订。比如有关北京的交通管理,或者环境管理,应该建立更多的公民诉求机制。但目前我觉得体现得还比较少。而北京每年开两会期间,有多少人真正被许可进去旁听,甚至提出质询。你可以提出北京市去年在公共卫生方面花了多少钱,这钱是怎么花的。我能不能看一看那些账目?按道理一个代表大会至少要对三样东西感兴趣,一个是对明年的预算,对去年的决算,还有审计报告,这三个方面都应该公开,让大家来监督。参与制民主它不仅是一种制度,同时还是一种舆论环境、文化氛围。现在网络参与的热情很高,因为大家觉得没有风险,很多人匿名参与。过去很多人说匿名参与是不负责任的,是乱骂乱说,最好是实名注册,但实名注册了,人们就不敢说了。至少在目前这个状态下,网络不能说百分之百地准确的反映民意,但至少反映部分民意。现在信息时代的公民参与,从欧洲到美国,更多的采用了电子投票方式、网络民意测评方式。从1974年开始就有电子投票的方式,即便现在网络表达、网络投票和网络民意之间不一定完全具备正相关的关系,但至少能反映出多样化利益群体的多种诉求。另外意识形态的限制和约束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都会对网络的民意表达制造障碍,或者产生些扭曲,这很正常。即便不是网络,在现实社会中也是如此。如果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单位的高级领导人到下面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所有见到他的那些基层群众,是不是都敢把自己的心里话跟这个高级领导人说,我想在中国现实中就可以看到。比如温家宝总理到某一个乡镇或某一个村子里,他跟哪个农民讲话,农民是不是真的敢把他心里话都说出来?一般的农民也见不到,能见到的人事先都被打了招呼。就算没打招呼的人,借他个胆子也不敢乱说。所以像这种机遇是相当有限的。但网络至少给一些糊涂胆大的人一种信心:“至少我在网络上说,是没关系的”,但事实上还是能被查到。
    
    
    提问1: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制度变革的可能途径和多方博弈》。其实您讲的更多的是路径依赖理论,感觉更像是一种理论的培训。我个人对这种理论非常感兴趣,但是我的问题在您的演讲里还没有得到解答。第一,您说的这个制度变革的可能途径,就我们现实而言,从我们的现实出发,该怎么看未来。依您个人的看法,该有哪几种比较可能的途径?怎么表述出来?多方博弈,您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多方是哪多方?目前,我们现行的这种制度的变革也好,制订也好,到底现在主要有哪几方面?是企业?是政治?是官僚?还是我们民众?我不知道在您划分的时候这多方是指哪几方?它们现在的力量谁大谁小?彼此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夏业良:可能的路径是什么?我想首先要有目标,然后再讲路径。我认为终极的目标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会反对: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制度应该是让它的公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最大的满足,同时拥有自由和选择的权力。我相信不管是什么主义,它只要希望有人支持,就一定会用这些东西吸引人,即使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它也不会言明要求人民绝对地服从。希特勒当年演讲的时候之所以鼓舞人心,就是强调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但什么样的路径最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我们就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社会形态和制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基本失败,除了中国这个特例。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就一定非常美满,也不是。但就现有的两大制度进行比较,在经济上达到最大业绩,社会上达到最大进步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它虽然有缺陷,但毕竟是相对先进的一种制度。我不是说理想目标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路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将来叫什么主义我们不知道。二十五世纪或二十八世纪,也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已经不存在了。主义不重要,主义都是一种手段,或者一种路径。关键是哪一种制度最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原先的话非常有道理,就是三个有利于。白猫黑猫论虽然朴实,但是它很管用。不要先决地、教条地规定一个中国人能够走的、采用的制度。要创造机会让老百姓通过公民表决的等方式表达民意,更多地选择发展道路。如果在意识形态的重压下不准表达真实的想法,即只要在中国,只要是党员,就必须说要实现共产主义,若是老百姓,就只能支持社会主义,而不能支持资本主义。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选择可言,也没有自由可言。所以必须有一个空间,你说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不治你罪,你可以表达到底支持哪一种制度。我想将来有一天这个是非界限会明确。邓小平当时说不争论,先做了再说。不争论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是非之分了,比如一个男的跟两个女的谈恋爱,你跟这个也很亲密,跟那个也很亲密。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但总有一天这两个女孩会逼着你说你到底跟谁结婚。所以最终会有一天会被逼问:究竟你跟哪一种社会制度结婚?你不能永远暧昧下去。关于刚才讲的利益多方博弈是哪些利益集团?如果简单的以职业划分,那是非常肤浅的。比如你把老板就算作一个阶层,但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有国企、有私企、有外企。利益集团其实不能严格地被界定,只能是模糊的一个概念。假如说权力拥有者属于一个利益集团,这个话其实本身也不对。权利拥有者有中央的权力,有地方的权力,还有一些行业内部的权力。但是我们知道,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方面矛盾会比较突出,有些人会站出来,在一些事件中站出来。有人说在房地产行业中,开发商全部都是一个利益集团,把开发商全部划成黑心的混蛋,恨不得把开发商一个一个宰了,你说这种社会情绪是正常的吗?是理性的吗?难道从事了开发商这个职业,他就是该死的,有罪的?所以这种简单的划分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既没有办法把官僚利益集团,凡是当官的,从股长、科长到最高领导人全部都算一个利益集团,也不能把老板,从几万块钱和几十万块钱的小老板,到多少亿的大老板都算成一个利益集团,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划分。但现在对一般社会上分层,分成什么中产阶级、富人、穷人,这种划分也是不准确。按照美国的划分是把所有收入阶层划分为五个等分,五个等分相对来说是分得稍微细点,然而往往是在一个发达的国家,穷人其实已经没那么多,富人也不是特别多,就是中间那个层次大,呈橄榄型。而中国现在还不是,中国现在显然是低收入的群体占的比重比较大,基本呈金字塔型形状。有一天我们慢慢发展了,穷人也变得特别少,中低收入阶层缩小后,中产阶级就会不断地壮大。中产阶级将来占人口的比重可能超过40%,甚至超过50%。到那个时候中国这个社会结构就会比较稳定,社会矛盾和冲突就要少得多。大家有种期盼认为经济越发展,收入差距会越小,这是错误的。至少在经济学的经验数据分析里面,在一百年两百年里面,随着经济越来越发展,收入越来越多,要想使收入差距越来越小这是不可能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的时候收入差距越大,这是正常的。而且如果要是收入差距太小了反倒不正常,反倒没有激励。我说这话很多人可能不进行认真分析,就会骂人,就我支持这种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假如你能买一辆自行车,能买得起一辆汽车,你愿意买哪一个?或者你能买得起夏利,能买得起宝马、奔驰,你愿意买哪个?有的时候人有意要彰显出自己的成功之处,你说是高调也好,他需要的是一种心理的满足。他之所以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和代价,或者他很幸运,很成功,他就要显示出跟你不一样。我的腕表要跟你的不一样,我穿的衣服要跟你的不一样。所以没有这样一种激励,可能就缺少了很多创造的机率。这样的情况你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他不是偷来的抢来的,不是违法的,这种差距拉大,我觉得对社会没有什么伤害。那对于那种最穷的,需要帮助的群体,是由我们的政府,通过转移支付、通过社会福利和慈善机构捐助来满足那一些人的需要。这个收入差距本来并不可怕。只是当前有些人把它放大了,好像社会的最大矛盾都说成是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其实它是果,而不是因。我们反对的其实是通过不正当的方法,通过权力、通过腐败、通过垄断来使有些人暴富,不劳而获。拿的是制造假冒伪劣得到的黑心钱。中国新的制度应该有利于让社会财富长期的积累、延续和传承,而不是我这辈子要把钱吃光喝光,吃喝嫖赌都做,因为我担心我的钱会被政府收去,我担心我的钱会被分给穷人。所以我们的制度要是能够鼓励:这个财富有一种安全感,愿意长期的积累财富,把财富可以传承给后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制度。中国历史上,哪些时代是财富能够长期积累的?经常是农民起义把你抢掉、分掉。现在我们社会中还有一大批人,他们就不想创造财富。他们等着,哪一天闹革命了,我就像阿Q一样,我就把这东西抢了,我就把他老婆占了,就有这种人。我们这个社会再不能肯定那种阶级斗争的观念,让这些人不去创造财富,等着抢人家的财富。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提问2: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何时实行私有制,您能不能做个预测?因为我感觉到目前为止,胡锦涛主席在讲话的时候经常会讲富余农民土地的流转权问题。所以我感觉到本来土地就是农民的,不是政府富余的土地。所以富余农民土地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土地就是人民的。只是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土地归政党所管的问题。我想请您预测一下中国土地实行私有化,这个路程还有多长?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党产和国产的问题。现在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所有的财产,是党产还是国产?或者说是民产?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夏业良: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私有化,我们当然是希望它快一点到来。我对此充满信心,在我看来,十年左右应该得到解决。其原因在于,现在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集中,全国各地发生的很多案件,包括腐败大案很多与土地相关。我曾说过,小产权房是土地私有化的突破口,事实上国家没有办法去取缔所有的小产权房,既不能废除了,也不能用推土机将它推掉,这会触犯的很多人的利益,其中还会触犯权力者的利益。所以政府的现行态度是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但只要前面的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后面还会照做。这是一种博弈,政府不让做,我就偏做,你不让我在这做我就在那做,总有一天会有突破。
    第二个问题是党产和国产的问题。这是2004年我在西山会议上发言的主题。大家知道2005年,贺卫方讲了共产党合法性的问题,2004年西山会议我讲的是国产和党产要分开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员愿意多交党费,愿意将他的财产捐献给党,你愿意捐多少都可以,但共产党绝对不能从国库里拿一分钱,因为国库资金是纳税人的钱。很多纳税人都不是党员,他只是按照国家的合法渠道去纳税,这个钱不能被共产党拿来做活动经费,也不能用在办党报、党校、五个一工程上。如果把党产和国产划分清楚,党是党的,国是国的,将来很多事情就好办。如果你的党受到最多人的支持,有人不断地给你钱,你这个党可以办得越来越大,假如不愿意给你钱,党员也不愿意交党费,你的经费就会越来越少,你就开始痿缩。国民党由于经费不足,党组织只设到县党部一级,假如经费再不足,就设到市党部、省党部。法理上党派没有资格从国库里拿钱。为什么说在国家财产方面的关系一直理不清楚,党国党国,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而且军队也不分。军队应该效忠国家,不应该是党军,而应该是国军。军队最高负责人在西方国家由总统担任,总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党指挥枪,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在1949年以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人说土地私有化,岂不是把农民又逼到绝路上了,农民会流离失所。我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土地私有制,农民活不下去另有原因,就是税赋太重。第二,在全世界两百二十多个的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大概只有中国和少数一两个国家,这样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提问3:我想请夏老师关注一下还有几个重要的改革,一个是拿破仑的改革。拿破仑的改革确立了每一个人的财产权;一个是美国的1860年林肯领导的反对南部同盟的内战。他的改革最具意义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二等公民(黑人)开始转换为一等公民;还有就是俾斯麦的改革,俾斯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国家应该保护它的每一个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夏业良:你说的这些在政治学里边,它都不是作为最突出的方面来讲的。这些改革有它的重要性,但若讲大的制度变革,我刚才举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还包括宗教改革或者其它方面的改革。古今中外改革的案例正面有正面的讲法,负面有负面的讲法。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加以讨论。
    提问4:我觉得夏老师讲得非常精彩,很多问题都是我们长期思考的。夏老师非常富于讲的勇气。我想提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期盼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迟没有像样的推进?我觉得有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我本身也在高校任教,在知识界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只有等中国的发展到了不能再发展的程度,然后才可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日程。这个理论根据之一就是说它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政治和经济的这种直接的冲突。好像是樊纲,曾经在十多年前讲过的那个话。就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它是一个逐渐释放的过程,不像我们刚才讲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就把经济从国有化改成民有化了。中国的私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时樊纲的观点,可能还要二十多年,是一个逐渐释放的过程。那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经济和政治不会形成直接的冲突。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我觉得领导层的观点是这样,就是在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面,中国经济能够得到最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点类似德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尽管它们最后都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夏业良:你提出的问题我也是长期关注的,就是说什么样情况下才能有政治体制变革。其实过去我们都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包括我本人,我们都期望能出现一个明君,出现一个领导集团能够主动寻求改革。过去曾经有过邓小平主动积极推进改革,我们就希望将来再出现一个,或者最好出现一个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了社会动荡,但他的变革可以说非常地彻底。现在我们的这种希望破灭了,今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如要等待,结局只能是一个。一个著名的戏剧,叫《等待戈多》。也就是说这个人永远都不会出现。既然永远都不会出现,那怎么办?就是要靠公民社会的推动。大家会认为老百姓这么散、这么乱,有什么办法推动?你会逐渐发现,一旦公民社会机制形成,它的推动效应会相当明显。我们通过网络,通过这几年的进步,慢慢地看到出现一些具体政策的变革。今后能够推进的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不要再指望哪一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或者外部给予施压,外国人、联合国越施压,可能反弹会越大,会让国人觉得外国人在干涉内政,民族主义者就会提出抵抗列强的号召,抵制行动就会使我们把刚刚打开的国门又关上,最后回到那个所谓自力更生的独立王国。
    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如果集中行政力量、国家力量,发展的速度可以比较快,这点我也承认。但调动全国的资源,成本会很高。经济发展速度上来了,环境破坏、资源短缺的情况也会随之而来,这样的模式总是难以为继。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就不可能提倡一切要追求效率,但不追求效率,步入绝对公平之路,也不现实。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公平与收入分配问题,但往往会走向歧途,大搞阶级斗争,穷人夺回财富,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公平,没有绝对公平。我理解的公平就是竞争机会平等,同时赋予每个人选择的自由。当然政府对弱者还要施以救助,除此之外,还要构建起一系列的制度把利用权力和垄断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压缩到最低限度。
    提问5:我想问一下夏老师,因为您从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今后方向的迷茫,而且这种迷茫是自上而下全部的迷茫,但是刚才你也提到等待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不太愿意等待,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愿意等待思想家。我经常在这儿听很多学者演讲,为什么在我们这么多的学者中出不来一个思想家呢?您觉得主要的问题在哪?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预期?
    夏业良:你把什么人界定为思想家?如果讲完全原创性的东西,的确在我们这个时代目前还没看到,我认为不一定是原创性的。但是就你说的能起到领导革命的作用,能够对你刚才的寄望给予回答,那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我在这里就提及一个人,叫刘军宁,过去我认为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有三面思想旗帜,第一面是顾准,第二面是李慎之,第三面就是活着的刘军宁。我相信这个思想界的领袖是大家公认的,不是官方封的,也不是自吹的。由于有这样的思想领袖,大家会形成很多的共识,这些共识有很多东西在西方其实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中国还需要大力的推进,而且这种推进还伴随着政治风险,甚至个人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和代价。中央电视台当然不会宣传这样的思想家,各大媒体不会主动寻求让这些思想家来演讲,因为这些人都上了黑名单,他们的书也不能出版,好多言论也不能发表。像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我估计随后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提问6:您讲的绝大部分观点,我都赞成,但您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我觉得还有待商榷:就是绝大部分国家,绝大部分人民的思想状态都是一种正态分布,基本上是中左同中右占人群的80%以上。中左的这个派别其实在相当的一部分政党当中,它的旗帜上是写着社会主义这概念的。苏俄抛弃这个牌照的社会主义,但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完全从人们的思想认识当中被清除掉。比如北欧的瑞典,最近八十五年有六十五年都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党章写得非常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意大利的社会党、日本的社会党。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刚才列举了那么多社会主义,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是在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所以我说失败的是苏俄牌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其它国家基本上不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你说的这个是没有现实意义的,那些北欧社会主义国家你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其他人都把它看做资本主义国家,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你能不能在中国活下去?如果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你是不是就要不活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您对一个东西做出评价,要考虑到多数人对这种评价能否接受。我觉得像您刚才那样的说法过于武断。当然如果您喜欢什么主义,没关系,那是您个人的自由。
    提问7:夏老师您好,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刚才您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改革大部分是成功的,然后官方的理论是说国企改革是我们经济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您说前几年是国退民进了,最近却是有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趋势,我比较感兴趣像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会对我们今后的经济改革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政治制度方面改革的落后有关,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改变这样的趋势?
    夏业良:你刚才讲的这个国企的问题,好像现在下了一个结论,三十年经济改革成功主要依靠国企撑起,但我得到的结论却恰恰相反。因为国企会得到国家更多的补贴,占有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非但没有创造出很好的业绩,反而没有民营企业创造的业绩更大。这从反面刚好证明,为了维持国企这样一个形象工程,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社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恰恰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坚持不能放弃意识形态的禁锢,国企的问题会长期遗留下去,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除非有一天我们不必坚持国有这个东西,让他们自由选择,能够生存就生存,不能生存就转型。
    主持人:好,今天的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朱可夫,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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