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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0 次 更新时间: 2010-01-27 13:06:2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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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飞:2009年的世界:国际大合作促格局大转型
·刘建飞
标签: 国际大合作
 
    一
      
    2009年,许多正在进行的事情仍在继续,反恐、伊核、朝核、阿以冲突、石油价格波动、外交博弈、多边峰会、一些国家政权更迭或局势动荡,等等,看上去一切照旧。有些事件,就当事国或其所在地区来讲,算是很大的事,媒体也给予关注,但关注度却相当有限。美国奥巴马新政府调整了反恐战略,将重心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并且放弃“反恐战争”的提法,但毕竟对手没变,方式没变,所依靠的力量没变,而且前景也并不太乐观;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终于有了统一的“领导人”,欧洲一体化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这一进程是几经周折才实现的,而且比人们预期的打了折扣;法国重归北约军事机构,对法国和北约来说算是一件大事,但对世界来说,算不上什么事;朝鲜搞了第二次核试验,但远不如第一次受重视;泰国红衫军闹得政府连国际会议都办不下去,但类似的事情过去也发生过;尼泊尔首相普拉昌达辞职,引发全国大罢工,但是尼泊尔政局动荡已经多年,过去更为剧烈;洪都拉斯民选总统塞拉亚被“非民主方式”赶下台,然而2002年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已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两人的命运大不相同,2002年由于美洲国家组织启动《美洲民主宪章》,拒不承认经政变上台的政权,查维斯又被请了回来,而塞拉亚却没有查维斯那样的好运气…… 如果盘点2009年的国际政治,什么是最值得关注、研究和总结的呢?
    论议题,2009年,世界各国关注的头号议题是应对金融危机,与之相应,世界各国,至少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和中等国家在应对危机上的表现自然就应当格外受关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表现出了罕见的合作热情和行动。2009年,媒体使用最多的一个新词恐怕是“二十国集团”(G20)。继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首次G20峰会后,2009年又举办了两次。过去几乎不为人们知晓的G20一下子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除了G20,联合国、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八国集团等现有的国际组织也都将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重要议题,要发挥国际多边合作舞台的作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早就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金砖四国也在这一年举行了首次峰会,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除了应对金融危机外,在其他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上,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合作,其中应对气候变化最引人注目。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合作,远没有应对金融危机那么顺利。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历时两周多,花费巨大,本身就造成大量的碳排放,然而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利益差异太大,难以协调。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而又想发挥主导作用的发达国家,没有诚意尽自己应尽的责任。然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并不是完全失败的,毕竟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方向和主要原则上还是达成了共识。哥本哈根共识表明,在气候变化这个有可能使全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威胁面前,世界各国还是愿意进行合作来共同应对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强国际合作,舍此别无他途。
    在反恐、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能源安全、应对甲型流感、维护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已有的国际合作仍在继续,有些还得到加强。比如奥巴马提出“无核世界”的主张,虽然目标遥远,但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这些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议题的凸显,客观上降低了传统军事安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议题的地位。西方国家搞的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20周年纪念活动,显得很受冷落。
      
    二
      
    这些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的国际合作,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进了世界政治格局的转型。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舞台的G20,有一半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过G20的几次峰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增大。比如G20同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提升5%。G20崛起,客观上使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G7)以及“八国集团”(G8)相形见绌。虽然近些年G8峰会时,都同时举行“会外会”,即G8同部分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通常是G8+5),但毕竟五个发展中国家只是处于从属地位,谈不上参与制定规则。G20则大不相同。除了在联合国框架内之外,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地在一起商讨问题。德国《世界报》喊出:“G7已死!G20万岁!”这虽然有媒体炒作的味道,但也反映了一个现实:西方发达国家主宰世界经济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认可和重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促进其政治地位的提升。
    对世界格局转型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件事就是金砖四国峰会。这件事表明,新兴经济体或“非西方”大国在经济、政治实力上升的同时,已经开始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合作,从而形成合力,增强它们的总体实力。
    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西方引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一直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或者处在被殖民、被掠夺、被压迫的地位,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当然,发展中国家取得同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正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一书中所说的,“东方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衰落”。发展中国家崛起只是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国际大舞台仍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位置。
    与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升相适应,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早已存在的西欧、北美、东亚三极,东亚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为出色,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加大,而另两极则相对下降。这一点从G20的构成也可以洞见。严格意义上的东亚国家有四个,此外还有印度、土耳其、沙特、澳大利亚等属于亚洲或亚太的国家。而欧洲,算上欧盟这个集体成员,只有五个;美洲也有五个。
    从单纯的世界政治格局来讲,国际金融危机和应对危机中的国际合作,肯定有利于多极化和非极化的推进。虽然现在说美国的“一超”地位已经衰落、多极格局已经形成还为时过早,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新外交”已经表明,美国在处理其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时,更加依赖其他大国和中等国家的合作,尽管它要当世界领导的雄心依旧。由此而论,一超与多强相对实力的变化在2009年更加明显,有人讲现在的格局正由“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转变,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多强”更加显眼,而“一超”的含金量则越来越小。在多极力量增长的同时,非极力量也明显提升。G20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都不属多极力量。
    总的来看,世界格局正从三个方面同时发生变化:一是国际力量正加速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二是在欧美亚这经济三极之间,国际力量正加速向亚洲转移;三是在“单极”、“多极”和“非极”这三层力量之间,“非极”的力量提升最快,“多极”次之,而“单极”在下降。这三个趋势是早已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当前的国际大合作中进一步强化。当然,世界格局转型还处在进行时,可以说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但还远未到完全质变的程度。
      
    三
      
    国际合作与格局转型只是2009年国际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与此同时,原有的支线仍然按既有的轨道发展。传统的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领土主权纠纷、经济利益争夺、意识形态较量仍在继续。同为东盟成员的泰国和柬埔寨、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领土问题上出现纠纷,凸显出领土主权在国家利益中的分量;同为美洲国家组织成员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反目成仇,美国因素不可忽视,这显现出在大国的操弄下,小国关系是何等的脆弱;美俄关系虽然“重启”,但战略较劲并未降温;中美合作更加积极,而且全面,但是美国在许多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并未放弃插手;俄日关系在这一年不仅没有什么进展,反倒在领土问题上争执更深;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但是在解决领土问题上却没有进展。美国和西方世界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型,一方面认可一些发展中国家崛起,积极同它们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作为美欧同盟载体的北约庆祝了60岁生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北约是“拥有近10亿人口的民主共同体”,道出了美欧在格局转型面前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希拉里在规划奥巴马新政府对外政策时,将世界各洲的民主国家作为优先发展关系的对象,表明冷战思维的影子并未退去。
      
    四
      
    中国在2009年国际政治发展中的表现非常突出。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国际安全问题,中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受国际社会关注。世界格局转型的三个方面,都有中国的重大贡献。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亚洲国家,又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是世界格局转型的重要推手。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的研究显示,“中国崛起”成为十年来全球最热的新闻,超过伊拉克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金融海啸等。当然,世界格局转型给中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世界各国都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愿意同中国合作,这是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积极有所作为。但是同时,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又会带来许多风险。正在崛起的国家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中国责任论”、“中美两国集团论”就含有“忽悠”、“捧杀”中国的味道。我们应该坚持韬光养晦,善于规避风险,不使自己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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