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0 次 更新时间: 2010-04-29 12: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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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湄公河枯水之思
·秦晖
标签: 湄公河

国际资源争议,古已有之,但像“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那样的零和博弈,已不可行。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与邻国政府合作与协调,更需要重视周边各国的民意舆情。最近湄公河下游各国发生一定自然灾害,其舆论似乎有指责中国之势。对此,有关部门已做出回应。但是,这些回应有无可检讨之处?国内活动对下游各国究竟有何正面与负面影响?面对质疑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法应对?什么才是迎誉避毁、睦邻敦谊的正道?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期我们刊发秦晖先生对此事的实地调研与理论探究,一方面透析本次的湄公河争议,另一方面则希望以小见大,促进我们对于中国外交关系、国际沟通、公共政策等问题的思考。

出境流量占哪里的13.5%?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澜沧江干流水电开发上不断取得长足进展,澜沧江下游——湄公河沿岸各国公共舆论的种种议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负面的评价,自2008年以来有迅速发展的趋势。近几年来柬埔寨洞里萨湖与湄公河间的洪枯水体循环发生紊乱,2008年老挝万象平原发生罕见特大洪水,越南湄公河口地区出现的咸潮倒灌,都被归咎于中国在上游的开发。

尤其是最近西南大旱,湄公河中国出境处近下游河段出现极枯现象,水位出现创纪录的下降,更引起泰国、老挝等相关国家媒体的强烈关注。3月11日中国驻泰使馆就湄公河流域旱情问题举行记者会,除了像以往那样强调“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仅占湄公河出海口年均径流量的13.5%”外,还指出中国目前在澜沧江已建成的漫湾、大朝山和景洪三个水库,面积都很小,蒸发水量可忽略不计。水电站运行不消耗水量,因此澜沧江水电开发对下游水量几乎无影响。如此等等。

笔者近期在东南亚考察期间也多次听到当地有关人士批评中国水电开发造成下游国家种种环境问题,深感这是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笔者也认为很多对中国的批评没有根据,至少没有足够的根据,并且一路上都在与有关批评者辩论。但是,对于中国使馆官员的上述回应,笔者却觉得很不妥当,也无助于澄清问题。相反它还极容易授人以柄,给人以中国明显在“忽悠”别人的印象。尤其是,据说这种回答并非使馆原创,而是根据国内水电部门的说法做出的,就更令人不可思议。

首先,“澜沧江出境流量仅占湄公河口总流量的14%(按:还有13.5%、16%等说法)”是近年来在很多场合中国官员一再重复的主要辩词。这一辩词对于湄公河远下游、尤其是河口附近的问题还说得过去。例如越南方面抱怨的三角洲咸潮倒灌问题,由于该处水量主要并非来自中国,我们确实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明怪罪中国没什么道理。可是对于湄公河近下游地区就不然。因为构成湄公河出海流量大部分的三大丰水支流——蒙河、桑-公河与洞里萨河都是在老挝最南部的占巴塞以下才汇入湄公河的,而占巴塞位于远下游。而从蒙河口以上直到关累港,即中国境外湄公河的大半河段,澜沧江出境流量占径流的比重就要大得多(如琅勃拉邦河段,中国出境水量平均要占三分之二左右)。这里发生的问题就不能说与中国无关了,例如2008年老挝万象洪水和这次的异常枯水,都是发生在以中国来水为主的河段,强调中国来水只占河口流量的一小部分,根本是毫无意义的。

高坝大库对下游“无影响”?

当然,即便都是中国来水,也不能说中国就能人为地控制,自然发生的洪枯变化不能怪罪于人。此次下游发生异常枯水当然有旱灾因素,但由于中国已在上游修建了那么多高坝大库,所以要说径流量变化完全是自然原因,恐怕需要证明。所谓蒸发水量很小、电站运行不耗水,因此水电开发就对下游水情无影响,明显是违背常识的搪塞之词。道理很简单:通常水库对河流下游流量的影响都不是由于什么“蒸发”或“耗水”(你当水库是烧锅吗?),而是由于拦蓄与排泄。水库下闸拦水、开闸泄洪,下游的水情都会大变,否则还谈得上什么水库的“防洪、抗旱”功能!

当然,水库里的水有限,对下游的影响也只能限于一定时段。库容(特别是调节库容)越大,影响下游的时间越长。于是按水库大小就有“日调节”、“月调节”、“季调节”、“年调节”和“多年调节”之分。但正是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极大的能力。要知道,中国出境流量诚然只占湄公河入海水量的14%,但中国澜沧江干流上的电站都是高坝大库,其总库容要占到湄公河全流域水库库容总量的70%以上(糯扎渡水库起用后更会达到近90%),而干流库容更是达到100%,因为境外湄公河干流上迄今尚无一坝。这些水库的调度运行对下游的影响(如下所述,不一定是坏的影响),岂能仅以自然来水视之!不要说近下游,就是远下游乃至河口段,至少理论上也不能排除这些库容产生影响的可能。我们的官员提到漫湾、大朝山和景洪三个水库“面积很小”,但水库的影响在于库容,说“面积”有何意义?这三个水库都是一百多米的高坝,蓄水分别达9.2亿、9.4亿和14亿立方米,相当于三个滇池。按中国技术部门的说法,漫湾和大朝山都拥有季度调节能力,景洪水库也有月调节能力(一说该库也有季调节能力)。也就是说它们明显是对下游至少一个季度的水情有影响力的。我们可以争辩说这是好影响而不是坏影响,但是不顾常识硬说什么“对下游水量几乎无影响”,还拿什么“蒸发量”来“忽悠”人,就太有损国家形象。

特别有趣的是,官员不知为何说澜沧江上只有这“三个水库”,事实上中国媒体都报道过更大得多的第四座水库——小湾水电站。该库已在2009年9月25日投产发电,拥有近300米高的世界最高双曲拱坝,装机容量号称仅次于三峡,库容达153(一说146)亿立方米,几乎是前三个水库库容总和的5倍。以当地平均径流计,如果全部拦蓄(亦即使近下游完全断流),从空库到蓄满库容也需要四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如果反过来,在自然流量相当于年平均径流一半的枯水期释放库水使下游流量补充到年平均径流的水平,那么在满库容初始状态下,这种“影响”就可以持续达10个月之久,请问哪一年的枯水期能有这么长时间?当然这只是粗略计算,实际上水库的设计调节库容比总库容要小,而“济枯”通常也不需要济到年平均流量的水平,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影响”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按水电业的行话,这个水库具有“多年调节能力”,而且我们的宣传资料也反复说这个龙头水库具有使下游各电站、包括离出境处不远的景洪电站“枯期和汛期趋于平衡”的调节功效。怎么到了官员嘴里,又成了“几乎无影响”?事实上,下游各国人士怀疑,小湾电站2009年9月底起用,以其库容之大,应该到现在还在加蓄。虽然流域内的确有严重旱情,但是特大水库蓄水导致下游枯水形势更加恶化,在理论上完全可能,至于实际上是否如此,就要说明水库的调度运行情况了,而仅搬出“无影响”之说,无法服众。

更有甚者,我们知道比小湾更大的澜沧江第一大库——糯扎渡水电站2006年开工,现在也已截流,该库库容更达237亿立方米之巨,也是一个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特大水库。而且这个水库不仅比小湾库容更大,离出境处也更近。将来它蓄水后,我们还会说它“面积”很小、“蒸发”不多也不“耗水”,因此对下游也“无影响”吗?

拦洪济枯,还是蓄清排浑?

很显然,高坝大库对于下游水情“无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这“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现在一些环保组织崇尚“自然至上”,一提到人为“影响”就认定是坏事,这也未免偏颇。实际上水库的影响有好有坏,这除了与水库本身的修建是否合理有关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水库的调度运行。

水库调度运行的方式当然千变万化,涉及高深的学问,但简而言之、极而言之,皆无非是两种状态之间:

其一是拦洪济枯,这是一种“正调节”。通常做法是在汛前尽量降低坝前水位,腾空库容,汛期尽量多蓄少泄,以降低下游洪峰,并在汛期结束时接近满库容。在枯水期则除了完全释放自然径流外还要放出库水,降低坝前水位,直到下一个汛前降到最低,以增加下游流量。这样调节可以使下游洪水减轻,枯水不枯,洪枯流量趋于均衡。通常情况下,下游都欢迎这样的影响。然而,这与水库、电站自身的发电与排沙考虑是有冲突的。

其二是与上述做法几乎相反的蓄清(清水即枯水)排浑(浑水即洪水),即在枯水期下闸“蓄清”,汛期则敞泄“排浑”。因为洪水多沙,蓄之易淤,蓄清排浑便于水库排沙防淤、维持库容。同时水电出力取决于流量和水头两个因素,枯水期流量本来就小,“蓄清”维持坝前高水位有利于发电。但对下游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调节”,如果贯彻到底会导致洪枯变化趋于极端,与下游防洪抗旱的需求是相反的。中国的三峡、三门峡等水库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还被誉为一大发明。其实如果只从水库维护和发电角度考虑,“蓄清排浑”并不是什么很难想出的点子,问题是它与当初拦洪济枯的初衷完全南辕北辙,只是被严重的淤积威胁(三门峡尤然)逼到了这一步,尽管专家殚精竭虑设计了复杂的调度方式(所谓发明指此而言)以寻求折衷,原来设想的功能还是大打折扣——三门峡水库更是基本放弃了这些功能。

因此水库经营主体的自身利益(库容维护、发电)和上下游的防洪抗旱所需的运行方式常常是矛盾的。中国水利实践中这类矛盾并不少见。极端的例子是,陕西与河南因三门峡水库问题发生的矛盾,就曾几度引发废弃该库的议论。

至于澜沧江上的这些高坝大库,则因为澜沧江在中国境内基本上是峡谷河段,沿江人口、耕地不多,所以这些大型水库主要只是用于发电,没有什么防洪抗旱的考虑。但是下游的湄公河却多宽谷与平原,人口密集,是各国的经济中心。只考虑水库维护与发电的运行方式与下游防洪抗旱的需要产生矛盾,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就泰国媒体关于湄公河异常枯水问题对中国的批评,中国媒体报道了泰国一位官员的回应,他说中国的水库不会在枯水期拦蓄,因此异常枯水应该就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的天旱。

这位官员大概没有听说中国的水库一向有“蓄清”之论。但是这次这些水库是否进行了蓄清,本该由我们的水电部门出面澄清。如果我们的水库不但没有蓄清,反而进行了放水济枯,那就是为下游抗旱出了大力,更应该大加宣传才是。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对此保持缄默,自认“无影响”,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大谈“蒸发量”,这很耐人寻味。

两种相反的批评何以共存?

如果我们的水库确实在“蓄清”,那说出来确实就可能招致批评。但其实也可能会得到感谢。因为虽然通常下游会希望拦洪济枯,但是在某些条件下,下游也可能欢迎洪枯变化的加大。

事实上,水库对下游水情影响的好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就在于:不仅水库的各种调度运行方式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而且即使是同一种影响,在下游不同河段也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上游的中国与下游各国可能会有不同考虑,下游诸国的利害关系也并不是一致的。

例如,2008年老挝万象平原大洪水与这次北湄公河严重枯水,我们听到的抱怨都是说,由于中国上游水库的调度(可能的蓄清排浑)造成了洪枯流量变化的极端化,即汛期水更大,枯期水更小。但是,我们在柬埔寨却听到一种完全相反的抱怨。因为历史上湄公河与柬埔寨的“鱼米之乡”洞里萨湖平原之间一直有着季节性的水体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奇特生态关联,即汛期湄公河水位高时,河水通过支流洞里萨河倒灌洞里萨湖,使湖面扩大很多倍,洪水带来丰富的有机沉积物,湖滨独特的高杆水稻得到自然的灌溉和“施肥”,大量鱼群也得到洄游与繁殖,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淡水渔产最丰富的大湖之一。枯水期湄公河水落,湖水又顺洞里萨河流入湄公河,湖面变得很小,鱼群被隔在当地居民巧设的鱼栏内,大片湖底恢复农田本色,而高杆水稻也适时成熟,当地人民于是弃舟行陆,收稻取鱼,尽享“鱼米之乡”的富饶生活。

而他们世世代代过的这种“水陆两栖”传统生活和身处的这种干湿交替的生态环境,都依赖于湄公河的季节性水量变化。换言之,他们与老挝的沿河居民相反,汛期惟恐水不涨,枯期惟恐水不落。而他们抱怨说:近年来湄公河洪枯流量的差异变小了,汛期湖面不够大,很多地方的高杆水稻得不到灌溉;枯期湖面又不够小,很多地方的稻子还泡在水里没法收获。鱼类洄游也受到影响,以至于“鱼米之乡”不复昔日之美,当地居民收入下降,传统生活与独特生态都受到威胁。当地一些舆论又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的水库,说是由于这些水库汛期拦洪、枯期放水,造成了这种结果。

我于是对这些柬埔寨朋友说:我并不了解上游水库的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判断这种情况是否与水库运行有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们的抱怨与老挝朋友的抱怨刚好相反,两种抱怨不可能同时成立。理论上讲,上游水库可以蓄清排浑,也可以拦洪济枯,由此分别造成两种结果都是可以设想的。但同时造成两种结果,逻辑上不可能。所以如果上下游确实同时存在这两种现象,那么上游(老挝、泰国河段)那种状况有可能与中国的水库运行有关,下游你们这里的情况则只能考虑下游雨量变化和公河、蒙河以及洞里萨河自身的水情,与中国就无关了。当然,也可能两地的情况只是由于当地的旱涝,均与中国的水库无关,这都要在研究了各地的水文气象及中国的水库运行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为什么得不到感谢只招骂?

但是,我由此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水库运行确实在不同时间由于蓄清排浑导致下游洪枯极端化,或者由于拦洪济枯导致下游洪枯均衡化,本来都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在听到抱怨的同时也应该能够得到感谢。例如,如果中国的水库蓄清排浑,老挝、泰国人或许会抱怨,但柬埔寨人应当感谢。相反,如果中国的水库拦洪济枯,柬埔寨人会抱怨,而老挝、泰国人应当感谢。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只听到一片抱怨声,这是为什么?只怪人家有“偏见”吗?

其实我想,问题就出在我国有关方面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无影响”说。既然你说是无影响,那么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就不会感谢你,而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你的“无影响”说的,因为你的说法确实没有根据。但是他们的抱怨就有根据吗?应该说也没有,因为你没有通报水库的调度运行状况,别人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评估你的“影响”如何。然而你用什么“蒸发量”来说事,别人就可以说你在糊弄人。

例如此次北湄公河大枯,大家都知道有旱灾因素,可是我们的高坝大库是如何应对的?有关方面拒绝披露。如果我们放水济枯了,下游应当感谢我们。如果说济枯之后还干成这样,那只能怨这旱灾实在太厉害,我们的努力也没能弥补。而如果我们拦水蓄清了呢?那下游的抱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但更下游的柬埔寨本应感谢我们,现在他们也没有感谢,因为我们自己说什么也没做。而泰国、老挝人怀疑我们拦水蓄清,我们也拿不出证据来反驳。

于是,我们的水电部门对水库运行情况的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做了好事,但别人却不知道,而我们如果做了坏事,事实上瞒不过别人,甚至于即便我们没做坏事,别人还怀疑我们。这真叫干的什么事儿?!

而且我们一些部门似乎认为别的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对这类事情都会按官方的“通稿”统一口径,所以只在乎政府官员的态度。我在当地就曾听到一些中资公司人员说:“他们政府都不说什么,那些NGO组织和民间传媒还嚷嚷个啥?”然而这些国家的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他们的体制下,民间舆论与官方言论在国际关系上往往是一种“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既对国外相关方面施加了压力,又给官方留下回旋余地。事实上,在面临困难时执政者一般都希望对外转移压力,他们也乐于见到这种民间舆论。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交无小事”为由管制舆论,不善于用“唱红白脸”的方式扩展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就罢了,如果把这套思维搬到国外,以为搞定了官方就万事大吉,对民间舆论或者板起脸来呵斥,或者随便拿“蒸发量”之类的话来“忽悠”,恐怕起不到好效果。西方外交往往是对政府比较强硬,对民间舆论就软语相商,所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们以往对此只是讥笑,但采用相反的做法对我们真的有利吗?

建立信息共享与多边协商机制

近来围绕湄公河的争论开始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由越、老、柬、泰四国建立的湄公河委员会近期开会讨论流域的问题,中国和缅甸作为观察员也参加会议。会前中国有关方面宣布,将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漫湾、景洪两个水库的水文资料。中国在上游开发中将会考虑下游国家的利益,并愿意与有关各方磋商相关事项。这些都是好的势头。笔者认为其实还可以更开放一些。例如水库运行资料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提供漫湾、景洪这两个相对较小的水库的资料,却不愿提供库容大出十多倍的、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关键性“龙头”小湾水库的资料?如果以国家主权之类的理由一概不提供也就罢了(当然这不可取),提供了小的而不提供大的,不反而会更引发别人的想象吗?如果别人指责了就提供几个次要水库的情况,再指责才提供主要水库的情况,这不显得既被动又“丢份”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些?这么大的水库上面又没有盖子,那么多遥感卫星在天上,推算水量变化并不困难。如果他们的民间舆论真像我们有些人猜测的“受到西方反华势力支持”,西方何难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他们并无这些资料,这种猜测就不成立,我们又何不主动披露,免得他们“疑心生暗鬼”呢?

实际上据我在这些国家的考察,其民间舆论对中国有关情况确实缺乏了解。例如他们那里流传着“中国在澜沧江上的8座水库”造成了什么、什么后果的说法,其实中国在澜沧江干流上虽然确实有“八库”的规划,现在实际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只有4座。而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抱怨还不是关于中国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埋怨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与他们沟通,说中国有关方面对NGO及民间舆论有成见,只愿与官方打交道。他们向中国使馆和中资机构了解有关情况,经常碰钉子。而西方公司在这方面就热情得多,很多西方公司在这里建设的工程都主动邀请NGO和民间媒体来参观,召开会议解答各种问题。我们在中资公司的一些朋友则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情况,他们说西方公司善于公关,会笼络NGO与民间媒体。

有朋友还具体提到老挝境内相距不远的两个水电站,中国投资建设的一个由军队把守,处于封闭状态,不接受任何访问,而西方公司建设的一个则对NGO和民间媒体开放,据说是访者络绎,门庭若市。我们的朋友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当地民间对这两种做法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在与官方联系方面,湄公河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个机构得到联合国及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有很大影响力。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时中国与其中多数成员国关系不正常,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当然不是中国的责任,但是后来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而中国的上游开发力度及其对下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有关方面是希望中国参加的。但是,这个机构与许多多国协商机制一样,因相关利益不一致,在我们的有些人看来经常“扯皮”,“效率”低下,据说为避免受牵制,中国现在并不想正式加入,至今也只是观察员。

然而如上所述,湄公河的河情、民情各处不一,利益也各不相同,不仅是中国与下游各国,下游各国彼此间也有不少利益冲突。而中国上游的那些大水库无论如何调度运行,总是有利有弊,很难做到所有人都说好的。但是,假如这些运行都只出自中国的单方面决定,就可能出现受利者并不感谢、受损者怨声载道的现象。假如有一个多边利益协调协商的规则与机构,能够建立必要的利益补偿和责任分担机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例如我上面说过,对于湄公河洪枯水位变化均衡与否,老挝、泰国河段居民与柬埔寨洞里萨湖流域居民就有几乎相反的诉求,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似乎并没有互相埋怨,却都在埋怨中国。我想原因除了这几国都没有中国那种高坝大库形成的调节手段外,还有一个就是这几个国家都在湄公河委员会中参与了关于流域治理的共同决策,因而也共同分担了责任。这种决策无论造成什么后果,都不能说成是某国有意加害于他国的行为。但是中国如今的行为完全是独自承担责任的,“得不到感谢只招骂”就很难避免了。因此在澜沧江开发对下游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尽快加入这一机制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各方的选择。

国外要协商,国内更要协商

这次北湄公河极枯事态,一些国外舆论指责中国搞大国的“霸权”。笔者在许多场合都回应了这种指责,我认为这里的确不涉及霸权问题。因为要说水电部门的“霸气”,他们在国内应该要比在国外霸气得多。虽然在像湄公河这样的问题上,下游国家舆论对中国有如上所述的批评。但是平心而论,我认为与水电利益集团在国内的一些行事相比,他们对国外的批评还是更为重视的,来自国外官方的批评尤其如此。来自国外民间(如民间媒体、社团及NGO组织)的批评,通常被认为不受重视,其实也比在国内面对类似情况要好。在中国国内的治水问题上,同样有因淹没、搬迁、上下游水情变化而带来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一般社会性需求(防洪抗旱等)与水电企业自身经营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环保与发展的矛盾等等。三门峡、瀑布沟、杨柳湖等事例引起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不仅一些水电站有该不该建的问题,该建的水电站也有如何建、即如何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问题,建了之后还有如何运行的问题。今天似乎国内只有环保组织能对水电部门发出不同声音。但是上述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个“环保与发展”所能概括的。而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如今还缺少一套合理的机制。

在今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从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应该对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提供借鉴。我曾经提到拉美最大的中资企业首钢秘铁在面对国外自治工会问题上碰到的教训,以及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奥卢昆项目中尊重当地人土地权益而得到好评的事。这样的事对于中国企业在国内改善劳工权益、改革强制征地制度都会提供有益的思考。同样,这次“湄公河论争”如果能够为我们国内水电部门处理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提供启示,也是意义重大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场论争只是一个事关“国际”的问题,更不认为仅仅以民族主义姿态来看待此事是合适的。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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