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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1 次 更新时间: 2010-08-06 11:48:2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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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必须终结
·陈志武
标签: 劳工问题

    广东行之后的总体感受是:劳工问题首先在于工人权利、农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工人权利得到的保障越多、农村经济自由度得到提高,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我认为,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7月10日上午,我在南方都市报“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做了《劳动收入占比为何难以增长》的演讲,这是我第二次有幸出席该讲坛。由于南都的影响力和举办活动能力,两次都有热烈的参与,听众人数500以上。看来广州市民对学术话题和实务话题同样热衷,求知欲很强。
    
    东莞:为何贡献税收却不能落户
    
    为了更具体理解劳动收入特别是农民工收入为什么增长艰难,我请南方都市报安排去东莞,因为东莞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展示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是其经济的主力。
    7月11日清早到东莞,市容超出我的预料,中心城区绿化较好,虽然像是近几年才补的课,但毕竟给东莞市做了整容。我原以为,在东莞只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工厂,可实际上新的市中心不是如此。朋友们讲,其实东莞各地还是工厂林立的。
    上午跟一些企业家举行了小型座谈,印象较深的是:大家对制造企业的转型感到困惑,知道要转、要改变赚钱方式,亦即从靠简单制造基于“苦干”赚小钱,改成基于“巧干”赚大钱。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资本运作”。
    快速吃完午餐,我们往虎门镇赶。虎门镇是农民工集中较多的地方。到后,我们参观虎门镇汇英小学,这是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待遇比公办学校低一多半。接待我们的教务主任说,一位有十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老师,在公办小学的工资可能是一年10万元,而在汇英小学只有4万元。这些民办学校的普通老师,月工资是1300元左右,只比制造业流水线工人的基本工资略高一点。这样,民办学校老师激励不高,学校因此留不住好老师就是必然了。虽然许多老师还是出于奉献而热心教学,但毕竟好人也要吃饭、要养家糊口。
    学校有图书室,书不多,不超过两万册,而且几乎所有书都是配合课本的工具书,不太有扩展知识的启蒙书。书摆在几张长条桌子上,学生只可以一班一班地轮流进,使用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因为有五六千学生,而只有一间小图书室。除了按班进去看书外,学生不能把书外借。图书室是我的心病,因为我“文革”期间上小学、初中、高中时,学校没有图书室,更没法看到课外图书,让我错失了许多长知识的年华,后悔也无法弥补。
    在东莞,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253所,学生34万。像虎门镇民办汇英小学,学费、接送车费、餐费等一年5200元,等于农民工父母一个半月的工资。当地政府对民办学校基本没有财政支持。而收入更高的当地户口的子女,却可免费上学九年,能否落户对农民工的影响居然这么大!
    东莞市去年税收600多亿元,却说没钱支持民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几年压力增加之后,东莞市政府今年终于开始做出姿态,给了农民工子女学校一些支持。但是今年东莞给253个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财政补贴总共才1000万元!平均到34万农民工子女身上,人均30元!
    农民工对当地经济贡献大,地方政府应补贴这样的学校,但实际上没有。因基于户口的身份歧视和方方面面城乡制度歧视,使农民工付出真多。民工荒似乎是假问题,如果真要解决,为什么不从农民工待遇开始?
    离开虎门镇到东莞大朗镇,该镇户籍人口不到7万,财政税收15亿多元,镇政府可支配的税收超6亿元。为什么这么多财政税收?是因为有5000多家企业,更主要的原因是该镇有流动民工人口42万,他们对税收贡献很多。但因他们没本地户口,就享受不到财政好处,子女就无法进公办学校,无法享受质量高的免费教育!
    一位副镇长介绍说,去年把外地民工落户的条件降低了。我问,自去年至今,有多少农民工能享受新政策在大朗镇落户?他说:有400多人。———我想,这很难说是把落户条件放松了,因为42万外地农民工中,只不过才有400多人转成大朗镇户口,享受子女免费教育等权益。
    强调落户权与迁徙权、权利平等,不是主张福利国家,更不是主张加税。很简单,政府已收了那么多税,而且税收增加迅速,目前也没法控制税收增速,自然就有如何花这些税钱的问题,也有享受好处的权利是否平等的问题。为什么有户口的公民子女可免费得到教育,而同样为当地贡献税收但没户口的农民工却要付钱?
    在美国,不管你出生于哪里,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是公民,你想搬到哪个城市工作、生活、纳税,你子女肯定能免费上那里公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也能同等享受那里的其他公民权益和福利。迁徙权是基本权利之一。在中国,这么多农民工不能落户,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劳工供应。为什么他们贡献税收却不能落户?
    不能落户也必然意味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当地户口,自然在买房、家具、室内装饰等各方面不能按长久居民的心态去办,只能把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看成是暂时停留,不能按照安家立业的方式去计划、消费。因为不能落户,买房比例也很低。
    为什么东莞的消费和服务业难以上来?或许答案就在户口与相关权益的限制上。真正地放松落户条件、还农民工以基本的公民权利,不仅能给农民工本该得到的体面,而且也能带动广东经济、中国经济的转型,促进城市化。
    过去30余年,东莞经济的确发展很多,是改革开放模式成功的具体表现,尤其像大朗镇,原来是个较小的镇,现在经济规模相当大,单就毛纺业,每年生产12亿件毛衣,要是我们湖南老家各县也能做得这么好,那会多棒!可是,东莞也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只经济改革但不体制改革的方式所包含的问题表露无遗。
    
    深圳:制度压迫农民工
    
    7月12日下午,来到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这是临时安排的活动,因为我正在深圳,所以还是想亲眼走访一次。
    进入龙华园区,其规模当然空前,单这一个园区就有30余万员工!在园区内,一个较深的印象是:所有两层以上的车间、办公楼、宿舍、食堂、公共娱乐场所,都装有防护网。看上去,富士康的绝大多数员工在18至20岁之间。他们有的在忙于上班,下班的还是有一对对情侣在园区娱乐社交街道上行走。社会生活还是有。
    整个下午3小时里,我们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全程由其某部领导陪同,这当然使我们不便问职工,按约定不能说他的名字和单位。但总的印象还是较正面。这些年里,我去过国内不少制造业企业生产流水线,富士康的车间环境、待遇比国内许多其他制造企业要好,甚至好不少。跟以前去过的其他制造业企业车间比,富士康的生产线条件类似。
    工资最低1150元,但住、吃、医疗都免费,不在工资内扣,所以实际报酬较同行高。宿舍普通工人8人一间,大学生4人一间。宿舍楼外观跟北大、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学生宿舍差不多。员工也可选择在园区外租房住,那样富士康会每月补贴150元。
    虽然富士康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员工跳楼应该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的反映。富士康宿舍小区有较大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员工可去看书学习,也有游泳池供员工使用。
    我们一行的小伙子在富士康园区外单独对话普通员工(没有公司管理人陪同)。这些员工说,龙华区比观澜区好很多,观澜比较差,跳楼的主要在观澜园区。他们说,差别在于:观澜没有太多生活娱乐场所,而龙华园区的生活更丰富。
    我注意到,在富士康车间的资料室里,墙上用大纸展示车间党支部从书记到副书记等的权力图,但看不到工会的信息。由此大致能看出工会和党组织谁更重要,陪同的富士康领导说,官方工会从2007年开始有。但是,很显然工会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这是员工工资增长以及其他权益难以保障的重要原因。
    有朋友问:富士康在深圳是否在招工,答:在招。前段停了一个月左右,但最近又启动。问:是否在放弃深圳而西进北上?富士康的回答是:没有,深圳会继续。
    
    必须改革“低人权”状况
    
    广东行之后的总体感受是:劳工问题首先在于工人权利、农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包括农民工落户权是否得到保障。工人权利得到的保障越多、农村经济自由度提高得越多,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农民工待遇会更好,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第一,在30年前中国人缺饭吃、产能严重短缺的时候,老百姓或许不得不接受低人权、低劳动收入,让经济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制造优势快速发展。但是,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还给工人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比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低人权优势”在过去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不再。
    第二,继续通过城乡身份差别、户口制度等降低农民工的议价地位并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第三,从长远看,基于城乡身份差别、户口制度等低人权安排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动力。就像笔者在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的,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功夫。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经济史学者说,中国历来人口多而且又勤劳价格低廉,所以,通过“勤劳革命”创造了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而西方因为人口少、劳动力太昂贵,所以,逼着他们创造出“工业革命”。保留住低人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增加继续“勤劳革命”、抑制“工业革命”的动力。
    第四,提升工人权利必然使制造业劳动收入增加,短期内或许抑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我们不能只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增长前景。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
    实际上,不管愿意与否,劳动收入因权利受限或受禁而难以增长更快的局面必须改变,如果不主动改,劳工事件、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也会逼着我们改革。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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