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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4 次 更新时间: 2010-09-01 14:38:45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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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
·蔡昉
标签: 人口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特征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许多影响到政策制定的认识,都来自于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官员的人口观。但是,关于这个国情,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认识误区,妨碍了我们根据国情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做出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对此我们需要予以剖析并澄清谬误。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先讲其中的六个“误区”。
    
    第一个认识误区:人口众多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从这类视角出发,许多结论如人口众多或者人口增长快,造成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就业机会不足,阻碍经济增长从而社会发展,大多具有想当然的成分。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上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的)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因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上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的)稳态水平上。相应地,在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形成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型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结论是: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有互为因果的促进关系。
    
    第二个认识误区:计划生育造成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到了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上,因此,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了老龄化危机。相应地,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人口结构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如果说出生性别比的偏好与养老保障问题相关,其因果关系不是子女哪一方养老的问题,而是第一,社会养老资源不足、覆盖率低下,导致对子女数量的需求,进而转化为对儿子的需求;第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导致其养老能力不足,从而诱发出对男孩的偏好。因此,解决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个矛盾的治本举措是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根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由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存在,进一步诱导出家庭对女孩教育的投资偏好低于男孩,因此,随着教育层次提高从而教育成本的提高,家庭对女孩的投资倾向于减少。在贫困家庭数量增加,家庭预算趋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因此,关注和干预贫困家庭女孩的受教育问题,是避免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重要内容。
    
    第三个认识误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固然,丧失人口红利意味着增长源泉的转变,但是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不存在了,未必就不能继续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及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通过建立起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培训、深化教育、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可以利用变化了的人口结构特征,挖掘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源泉。即使今天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或者说第一次人口红利,在某些方面仍然只开采了一半,仍然有挖掘的潜力。
    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因为它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的转换。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这种就业转换对改革开放期间GDP增长率做出了21%的贡献;但是,仅仅就业转换而没有居民身份的转变,这种半截子城市化对扩大消费需求和城市建设需求,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对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积累等方面的贡献,仍然不足,因此呼唤完整的城市化。深度城市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是诸多挖掘另一半人口红利手段中的一个例子。在许多其他的领域,可资挖掘的潜力都是存在的,如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以促进农民工就业;减小劳动者技能的供求不匹配,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促进城镇困难群体就业。此外,还有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机会,并通过两个手段并用,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接榫,防止经济增长源泉真空。
    
    第四个认识误区:中国仍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观念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任何学术观点或政策建议,如果认为(即便是在未来)劳动力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以至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这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使得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以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基础十分地不牢靠。
    第二,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无法读懂,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相关结论。
    第三,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
    
    第五个认识误区: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二元经济终结
    
    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我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因此,许多以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农业工资相等作为判别标准的研究,并不足以验证我们做出的判断。相反,只要观察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提高,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如果承认转折点到来,就可以预见到并有助于理解三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第二,新一代劳动者的更高需求,使得劳资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第三,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目前的工资上涨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导致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丧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工资上涨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其次,欧美国家和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另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劳动关系急剧变化。我国目前出现的停工等劳资冲突,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是必然发生的,应该被看作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不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的挑战也痛苦的。通常,当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劳资冲突被诱发出来或者说显性化。一方面,老百姓对收入改善的期望值提高;另一方面,有些在结构调整中成为脆弱人群。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在劳资摩擦加剧的时期,不无痛苦地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了解决劳资争议和对立的制度框架。虽然这种选择是有成本的,却是别无他途。只有用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规制和协调劳资关系,才不会把劳资对立转化为企业和职工对政府的不满。
    
    第六个认识误区:承认人口新趋势导致对就业的忽视
    
    无论是说劳动力供给仍然长期大于需求,还是断言劳动力会进入持续短缺的状态,其实都不是决定政府对待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定适宜的就业政策的必要条件。只有正视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不同就业人群的劳动参与新特点,才能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需求,有效地实施含义更广泛的积极就业政策。
    首先,由于农民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但是又没有被劳动力市场制度良好地保护,因此,他们中的主要部分进入到易于受到周期性失业的行列,随宏观经济景气变化而交替表现为失业和短缺。积极的就业政策需要延伸到这个群体。同时,针对他们的制度需求,通过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冲破户籍制度设置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分割。
    其次,经过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城镇就业人员,虽然通过重新配置实现了就业模式的转换,从冗员形式的隐蔽性失业状态,甚至可能经过了下岗和失业,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其中一部分特别是人力资本有脆弱性的40-50人员,常常陷入结构性、摩擦性自然失业的困扰。对于这个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就业政策应更加集中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则需要提高瞄准效果。
    第三,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由于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其就业预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也存在匹配问题,因此,这个群体也将长期面对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难题。适度的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培训、中介等公共就业服务,可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关于就业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各自面临的不同制度需求的解剖,不仅为理解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就业形势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也有助于正确划分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分工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即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着眼于应对周期性失业问题,劳动部门关注摩擦性失业问题,并与教育部门携手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为劳动者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护。
    
    来源:中国文化论坛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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