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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1 次 更新时间: 2011-01-06 12:46:0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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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现在须为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
·周其仁
标签: 出口导向 经济增长

    一只身形庞大的大象很难藏身树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今年更有望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但中国还远没有自大自满的资格。
    成就的取得,来源于改革开放,既有制度变迁红利释放殆尽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何在。
    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依然是中长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各类财产权利的再界定、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城乡统筹的再推进、市场准入的再放开,以及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等等,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决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期,要在未来有更大的收获,需要埋下改革的种子。
    出口导向的成就与代价
    《21世纪》: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0年时中国GDP排名全球第六,今年我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发展?
    周其仁:总的说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很好,老百姓生活、经济结构、国家力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饮水思源,这和中国确立并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分不开的。当然,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回顾的时候,两方面都要看到。
    加入WTO是一个重大事件,代表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对外开放带动内部的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结构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其中最基本的,是巨量人力资源从原先收益很低的部门转向收益较高的部门。这种结构生产力的释放真的是革命性的。
    中国凭什么加入全球化?
    我看到的就是凭三条。第一是原来很穷、就是人民的收入低,一旦开放就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成本非常低;第二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原来经济体系的组织成本和体制成本,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干劲;第三就是学习曲线在开放中显著上升,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三大变量形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舞台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我讲过几次,中国与发达国家原本是差距甚大的两个海平面,一旦打通,相互贸易、互相投资、信息与知识流动,就释放出各自的巨大的比较优势。
    现在还记得,开始要加入WTO的时候,不少人认为中国门户洞开一定对自己不利,什么狼来了、虎来了,什么产业全面垮台,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结果是有来也有往,“中国制造”把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替代了。结论是中国为加入WTO要做调整,发达国家要做更大的调整。整体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普通人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这是这十年中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当然也不是任什么产品都由中国制造,让人家的工厂全关门。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不买人家东西,人家拿什么买我们的产品?拿印制出来的美元来买,最后天下大乱。
    《21世纪》:随着中国要素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优势还有多少?
    周其仁:平均看,发达国家的人工还是中国平均工资的十倍。这说明还有极大的余地,继续发挥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优势。今天很多中小出口企业的毛利的确很薄,但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成本升得急,也包括管理、物流等其他成本降得还远不够快。多年靠劳动力便宜,一俊遮百丑,一旦人工上扬,挑战就来了。
    《21世纪》: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必争之地,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多数还是以做出口为主,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首先是全球市场非常大,否则哪里可容这么巨量的中国制造?这点很明显。比较不那么明显的,是出口生意利用的是现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或者说是包括软件在内的商业文明——常常样品寄过去,报价合理就可以签约、生产、发货。就是说,做生意的麻烦少一些,交易费用低一点。
    在国内,把生产出的商品分送到千千万万顾客那里,这个网络比国际上还是有差距,交易费用很高,要么货到不付款、要么款到不付货,各方建立信任很不容易,要维系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还要昏天暗地喝酒。远大集团的张总讲,他们6个业务员做国际订单,120个业务员做国内订单,两边做的单子总量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
    现在舆论上讲内需不足,只看到了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收入低,没保障、要省下钱来看病、上学、养老,所以老百姓不敢花钱。这个问题有,要解决。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强制性储蓄,就是国内市场好商品、好服务的可得性很低,品质不可靠,或者品质好一点的价格离谱得贵。这也抑制内需。
    《21世纪》:开拓国内市场的主体您觉得是否应该单纯由企业来做?
    周其仁: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企业、商人、投资者的进取心和开辟商道的努力当然非常重要,政府的服务和公众参与也不可或缺。
    一个诚信、少骗人的商业环境对整个国民福利非常重要,反过来就会刺激生产。
    阿里巴巴有个很好的口号: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现在的要害,是让国内生意和国际生意一样地好做。
    《21世纪》: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对国内经济平衡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一般看法,谈贸易顺差就只往“国际影响”那个方向想,甚至仅仅争论对美国经济平衡的影响。可是既然叫国际贸易,其中一国又是中国,那包含着巨大顺差的对外关系,对中国自己也必定有重大的影响。
    现象并不复杂:每年中国有大量的商品服务净出口,但是生产这些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这笔在国内市场没有商品与之对应的货币,数目越来越大,其影响不能小视。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中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1990年510亿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2.6%;1997年3550亿,占4.3%;2004年10223亿,占5.4%;2007年23381亿,占8.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但这一年中国的净出口还有24135亿,几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
    “净出口”就是中国商品与服务的总出口额减去总进口。如果问,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是在哪里生产的?答案是在中国国内。而且这部分净出口的商品与劳务也不是白白生产出来的,工人挣得了人工、老板挣得了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抽到了税、银行收取了利息。所有这些收入都是人民币,都有购买力,但是对应的商品服务却出口了。
    这当然对国内市场有影响了。因为这部分货币收入,是“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在国内市场上没有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买。这么说吧,除非大家把这笔“余钱”存到枕头或炕洞里,或者像一位名家说过的那样,“一把火烧掉”,彻底退出流通,否则,国内市场里的货币与商品劳务之间,就永远不匹配。这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物价总水平一年上冲8%,应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物价上涨伤民之际,人言滔滔。政府不可能无为而治,总要以看得见之手干预调控。但是,超额货币购买力并没有消失,所以管来管去,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或按下葫芦浮起瓢,但出口导向、大把顺差创造出来的过量货币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货币是存量,发出去就不会死。最后如泛滥的江河之水,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决口。
    这是过去十年成就要面对的一个代价,出路就是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关系呢?进来一块美元究竟付出多少人民币,就是由汇率定的。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进入中国的美元多,放进国内市场的人民币就可以少一点,对平衡国内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须为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
    《21世纪》: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年均10%,对高速增长形成依赖,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就有人着急,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承受经济放缓?
    周其仁:经济增长速度高,不是坏事。问题是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代价太大的事情,好也要限制。更重要的一点,为什么GDP增速低于8%,上下就很紧张?一般的思路,就是增长下滑影响就业,这是很普遍的顾虑。
    问题是,现在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比过去的绝对量可大多了,为什么容纳、带动的就业绝对量反而没有过去那么多?
    问题的根子还是发展方式。出口导向、制造导向、服务业上不来。再追下去就是城市化滞后,而工业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发现国民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几十年过去了,有变化,但基本类型似乎没有大变。
    《21世纪》:最关键的障碍是什么呢?
    周其仁: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在行政管制过多、过密的环境里,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发展需要相称的城市化。纵向看、横向看,都是这个结果。中国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权利,以此增加人们的经济自由。过去农村改革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把人民公社那种管头又管脚的体制,逐步改成赋予农户对资源的使用权、经营权,以及转让权。权利清楚,自由增加,农产品(000061)的供应就有了根本改观。再把经济自由扩大到非农业领域,乡镇企业起来了,民营企业起来了,可以进城打工做生意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局面就活了。
    顺着这条路径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转让权和流动权,包括转成非农业用地的转让权。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基础,因为土地资源向着更高利用价值的方向集聚,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在这方面的主导体制还是国家征地制,非由政府把农民的土地拿走,硬变成政府财产,再由政府拍卖出来,才有那么一个半半拉拉的二级市场。
    不少人可是欣赏这一套。问题是,以行政权来配置土地和空间资源,服从的行政体制的等级规则。你是县级,我也是县级,行政平级,征地就平权。但是,国民经济里各种要素的集聚与集中的程度差别非常大。
    你们去过义乌吧?那么发达,真正万商云集,但也只是个县级,多要土地也没有。别的县级呢?即便没有什么人气和集聚机会,但征地权和指标却大体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都按行政体系分配。结果我们也看到不少地方,占了很多农田,也修了八车道的路,但没有多少车;修大音乐厅,里面没音乐;修气派的大广场,可惜也没有多少人气。
    《21世纪》:成都和重庆的城乡统筹改革试点和当初的预想一样吗?
    周其仁:城乡统筹有积极意义。刚才讲到,在改革了统购统销体制以后,城乡关系里最实质的就是国家征地制度。可是我们看不到这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原因在于,行政权力伸入了火爆的土地市场,征地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市值”,从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利益惯性。这是政府主导或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模式。改这套体系,可比当年改统购统销困难多了。
    为什么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值得肯定?我们看到的是,那里从“三个集中”入手,就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初始目标是更集约地利用土地资源,适应城市化的要求。
    但成都越改越深入,发现不改革机制与手段,根本不能优化空间资源的配置,更不能做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好处。从2008年之后,成都就系统提出了“还权赋能”,即把农民的土地权利力特别是合法转让权,还给农民,并赋予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更全面的产权权能。至少城乡人民的财产权利要平等吧,同地同权。这就走出一条“确权是基础,流转是关键,配套是保障”的新路子。
    《21世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国还存在巨大的潜在制度性红利有待释放?
    周其仁: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城市空间过度扩大,包括那些够行政级别但人气和资源集聚程度不够的地方,大量占农地。与此同时,在集聚和集中密度很高的地方,城市化却受制于土地和空间,被人为压制。
    另外,不少农村地区,多少农民进城打工,但挣到了钱还是回去盖房,盖出来的房常年空着,外加无数空心村。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套准则,福利分配、占用无代价、让出无收益,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建设用地占而不用。加到一起,城市和农村的建设用地两头过度扩张,一起挤压耕地,所以就需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出路是根本改革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根本改革以福利分配为基调的农村建设用地占用模式。这场改革触及到了城乡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触及现行体制的深层矛盾。要是改革推进,最后释放的是以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化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巨大潜力,还派生诸多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
    就是说,惟有实质的改革才能给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对地方的改革实践,不能总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应该点条道出来:究竟什么是可行的?当年的包产到户改革,是底层搞起来的,难免有粗糙之处,打磨打磨,逐步上升为省市的甚至中央的政策,最后就走通了。
    当年要开放,也是这个行业说开不得,那个行业也说开不得,反正谁都说不行,否则就天下大乱。龙永图讲过,WTO谈判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美国人谈,而是跟中国人谈。如果听任既得利益和观念支配,什么也不动,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
    现在做什么可以给未来十年的持续发展奠基的?历史经验很清楚,如果每个时期不在关键的地方认真改革,就难以给以后的发展布下“眼”。
    《21世纪》:你写过一篇文章探讨邓小平和科斯,放到中国来看,中国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能向市场化前进多远、怎么走?
    周其仁: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逐渐形成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
    市场化就是把原来控制在政府手里的资源通过法律界定给民间,然后组织交易,政府当中间人,当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21世纪》:有些权力为什么很难下放?
    周其仁:当然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改革,因为用行政权去干预是政府本身固有的习惯,任何动作都会带来问题。
    保守疗法认为维持目前的结构不动,可以减少麻烦。但问题也都积攒在那了。其实出点问题,暴露矛盾,加快法治建设,有利于纠正游戏规则,是一种积极平衡的态度。
    当然改革也会出问题,比如不少地方一讲集约利用土地,就强制农民上楼。这是老毛病,绝不允许在改革的旗号下复发。同时,我们也要仔细分清,是反对强拆,还是一概反对农民上楼?非强制的、以农民选择权为基础的上楼,可不可以呢?
    我认为要分开两头讲,各地的农民上楼,凡强制的都是胡闹,根源就是行政权替代农民的财产权,还是过去那个国家超级公司过分集中权力模式的继续。要从确权出发,以确权为基础,根据经济的变动,来选择合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流动方式,并像成都近年实践的那样,探索全面重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全面推行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21世纪》:如何看待医改、教改等领域的改革成效?
    周其仁:这几年改革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是被既得利益缠住了手脚,也许还有观念的束缚。不少领域的改革,像一句牢骚话说的,“只轰油门不挂档”,声音大、不下手。大家看这两天媒体报道南方科技大学,努力十年,为天下学子创一个新的教育机会,但就是拿不到招生指标,最后学校只能自招、教起来再说。要不是个人岁数太大,我真想也去报考一个,支持支持那位校长。教改与工业改革一样,要靠“校本位”,然后各试各的,在比赛中互相影响、积极探索。否则一大篓螃蟹,谁也爬不出来。
    《21世纪》:所以还是政府之手伸的太长了,管的太多?
    周其仁:是该缩的地方缩得太慢,阻碍太多。改革跟投资一样,现在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将来就没有果实可以收。经验很清楚,像下围棋一样,在框架上布下几个“眼”,过十年就有一大片。中国这十年收获的果实累累,是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做下了一些发展的“眼”。
    《21世纪》: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常态,要素成本上升,广义的通胀压力则会加剧增长的不确定性,企业如何面对挑战?
    周其仁:只要大的环境对,不用过于担心哪个企业不行。
    为什么对企业有信心,因为是民营企业,谁都可以进入,不行就出局,谁也打不了谁的保票。市场里企业经营失败,公司破产,但组成公司的生产要素不会“死”,无非是从这个公司里解放出来,进入其他公司,形成新的生产力。
    要担心的是环境出大问题,出现系统性歪曲,误导企业家努力的方向。
    《21世纪》:如何概括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
    周其仁: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收获期。
    《21世纪》:你觉得未来十年还能延续收获期吗?
    周其仁:那就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经济是有不少红利,不过真正的红利还是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惟有进一步改革,在重大的结构性问题上做实质投入,才能为未来的延续发展奠定基础。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本文责编: 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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