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方经验为背景，以西方公共政治哲学的论辩为讨论对象，将“公共”生活的不同界面与“公共”理论结构的不同构成作为审视公共理论的前提，从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关注的“公共”问题着手，递进到一般哲学理论论述的“公共”问题，落定在政治哲学聚焦的“公共”主题上面，对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展示的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进行总览性的宏观分析。

一、“公共”的政治哲学：边际划界

若欲界定清楚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边界，就需要对那些以“公共”命名的学科加以清理，以便为公共政治哲学划定界限，将其必须处理的核心理论问题凸显出来。而勾画公共政治哲学的边际界限，需要区分与其相关的两个理论类型的差异：一是与以“公共”命名的社会科学的差异，二是与一般公共哲学的差异。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诸多以“公共”命名的现代社会科学中，可以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最为流行的、紧贴政府运行理论需要的类型，另一个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批判现实状态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不平等关系的理论类型。就前者而言，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前者涵盖了公共财政、公共预算、税收问题等等，后者包括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等。这些学科之间所研究的理论问题相互交叉，但论述进路基本上显现出共同的理论品格，那就是将“公共的”目的性置于所论述的问题之上，作为处理这些理论问题的基本价值导向。这类关于“公共”的学术论题之所以较为集中地呈现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大致是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普通民众脱贫背后的公共问题凸显出来。就现代经济学聚精会神处理的经济增长问题来讲，经济发展自身的公共目标与经济学自身的公共性问题相互映照，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价值鲜明地显示给人们；就经济发展连带显现出的社会政治问题来看，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与政府体制的不匹配导致行政问题的日益凸显，引发人们对于公共行政问题加以关注，这促成了人们对公共行政学或范围更广的公共管理学问题的理论兴趣。

但不论是申述经济学的公共目的，还是张扬公共经济学的精神，都不能替代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研究。就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公共目的的申述来看，他们对经济学仅仅关注增长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具有警惕性，认定经济学对于物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人的关注，从而引发环境污染、畸形消费、产能过剩等等问题，因此宣称必须以“信念的解放”促使人们关注“公众的利益”这一公共目标。（参见加尔布雷思，第219页以下）这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丧失公共性提出的警告。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论述公众利益的公共性含义，更没有在政治哲学的高度梳理经济学如何处理公共问题。再就公共经济学来看，虽然它处理的理论问题是实际影响公共生活状态的问题，诸如卫生、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福利计划、税收等等，但它基本上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没有意图去深入解释政府为什么必须以公共的价值去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的理由。（参见斯蒂格里兹，序言以及第1章）这就与政治哲学致力于探寻政府的公共本性相去甚远。只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努力解释社会个体在政治决策机制下的行为选择，并将之运用到政治立宪的解释上面去；但其解释路径循着征税权、财政制度和投票规则等实证思路前行，因此对现代立宪民主制度具有的公共性所作的规范解释的贡献仍然不足。（参见曾军平，第1章）

就批评经济发展导致的不平等现实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公共性论述而言，这一论述可以划归关于公共和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长期发展、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公民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事务。政治体的成员能不能实际上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重要问题，这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公共性的立场进行阐释的依据。与此同时，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着改变，但既定分工体系及其政治限定还在惯性地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展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不平等历史记忆，也仍在产生影响。基于公共性价值，对当代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不平等关系的严重关切，以及吁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会愈来愈强烈。（参见汪晖等编，导论）这样的国家处境促使人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公共性问题。由于这种公共性论述建立在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严重政治经济不平等关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因此与当代批判理论的关系较为紧密。但关于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论述进路具有明显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在公共性映照下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风格；后者关注的则是公共理念下政治体建构的基本准则。这种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不同取向将其区分为两种理论范式，而且前者的实证性特征与后者的规范性特征也恰成对照。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即就一般公共哲学与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差异来看，这种差异构成划分公共政治哲学边际界限时需要重视的第二个问题。近期欧美国家公共哲学的发展引人瞩目。按照论者的阐述，公共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延续性。它由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最先倡导（cf.Lippmann），之后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等人的促进下获得发展（参见贝拉等），近期则有从社群主义者转变为共和主义者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德尔的理论建构（参见桑德尔；Sandel）。

公共哲学的建构者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对当下道德与社会状况忧心如焚。李普曼即以西方国家的衰落为论述公共哲学复兴的前提，贝拉等人则对个人主义导致的公众普遍拒斥公共生活的弊端无比担忧，桑德尔更是明确指责公共领域悬置宗教与道德论证的做法导致政治话语的贫乏化，侵蚀了自治的道德与公民资源（参见桑德尔，第26-27页）。二是这些公共哲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向

后看，试图开发古典公共生活方式的现代价值。李普曼呼吁回到古希腊罗马寻找公共哲学的智慧（cf.Lippmann，pp.103-104），贝拉等人设问古老的公民传统与共和传统对于诊治个人主义偏执的意义（参见贝拉等，第181页），桑德尔更是明确主张复兴鼓励参与的共和主义传统（参见桑德尔，第42页以下）。三是他们共同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公共哲学视为导致其所指责的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因。当代公共哲学显然是基于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性的明显降低、引发了民主制度的危机等，来建立自己的论说的，但当代公共哲学对于公民德性和参与热情的关注，却掩盖了它对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改进愿望。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就此将自己套进了一个政治哲学主张与公共哲学主张的矛盾圈套，贝拉等人更倾向于一种无法把握的“心灵习性”，桑德尔关注的仅仅是公民美德与哪种制度更有利于培养他所欣赏的公民美德这类问题，对于何为公民美德自身却着墨不多（参见桑德尔，第420、421页）。公共哲学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定性设计、对于公民组织起来形成区别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对于市场运行所要求的宪政与法治机制等重大问题，都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分析与论证，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公共政治哲学应当关注的理论焦点。比较而言，公共哲学更为关注公民的公共生活德性，公共政治哲学则更为关注政治体的建构原则和基本制度设计。两者可谓各具价值：前者范围更加宽泛，后者主题更加明晰；前者更为注重社会领域的公共德性，后者更为留意政治领域的权力限制；前者更加看重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现状，后者更加着力公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条件。

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出台，与前述学科聚集和清理了关于公共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地盘具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澄清公共政治哲学的问题，需要在与之相关的学科边际界限上下工夫。但这样也就出现了关于公共的理论视域的混淆：一是将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直接作为现代公共政治生活的问题，从而将古典政治哲学视为高于并优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解释；二是将关于公共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为解答公共政治的哲学问题的方案，从而将对公共概念自身之内涵的探寻隐匿在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之中，使复杂的公共之政治哲学问题骤然收缩为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进而使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转变为对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指责和批评；三是将地域性政治哲学理念具有的普适性以这一理念属于地方性知识的理由而限定在地域范围内，从而将中西政治哲学理念隔绝起来，追求所谓纯粹西方的或纯粹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为此，有必要清晰明确地给出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它不同于关于“公共”的经济学论述，即不仅关注资源利用和福利分配的公众利益，而且更致力于揭示制约或影响人们利用和分配资源与福利的深层政治机制；它不同于关于公共的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即不仅关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对这类不平等关系背后的正当化理由和制度化机制进行分析；它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哲学，即不仅申述个人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而且伸张公民拒绝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它不以焦虑的心情对待道德现状，也不以愤懑的感觉处理政治问题，更不以敌对的情绪看待现行基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治哲学以理性的精神处理权力的属性、制的设计、国家-社会-市场的分化等等关乎政治体成员如何内趋性地认同国家这样的政治体的问题。

公共政治哲学是揭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秘密的一个重要学科。它致力于解释政治体如何依靠公共特质得到维系的秘密，这是公共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论功能，是由人类生活的政治本质注定的。人类生活本质上是政治的。在古代社会，就古希腊那种直接民主制下的公民而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第4页），从而创制了古典民主政制。就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权利支持的臣民来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蒸民》），因此建立了伦理政治体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于西方民主政体下的人类构建了各种现代政体形式；而生活于非西方各种非民主政体下的人类也沿用、接引或创造了各种原生或次生的政治系统。可以说，人类合群生活的特性注定了人类的政治特质。这就注定了一切生活于政治体之中的成员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与此同时，也就注定了代表政治体的人格载体必须为自己的代表权进行正当化的辩护，否则他就无法正当地行使代表政治体的权利。这种辩护沿循的是起码的公共性准则，只不过从古典社会的底线公共性到现代社会的严格公共原则，出现了一个为政治体进行正当化辩护的重大转折：古典社会更多地以神圣或道义的名义从事这样的辩护，而现代社会基本上则是从权利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但这也就潜蛰着关于公共的“古今之争”机缘：不同历史偏好的人士谈论公共问题时总是在古今两个端点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在获得了深厚的生存土壤的基础上，同时也就使关于公共的“诸神之争”成为公共政治哲学无可选择的理论处境：各种价值偏好基点上的公共政治哲学流派总是互不相让。

二、当代公共生活的三次转变与政治哲学回应

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疏解，一直构成政治生活与政治哲学相互促进的连环关系。一方面，当代公共生活的状态不是简单地由现代先贤在理论上预定的，它始终牵引着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运思方向；另一方面，公共政治哲学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到现实政治生活的绝对制约，它也不断地给现实政治生活以观念刺激。正是在这种有趣的互动状态中，当代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与重构获得了当代政治生活的源头活水。上溯百年及至今天的当代史，公共政治哲学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活泼泼的公共生活理论资源。

这样的状态是由当代公共生活经历的三次重大转变模塑而成的：

首先，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人类的公共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们对自近代以来所建立的各种现代性观念与制度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直接摧毁了人们对于现代所怀抱的进步主义信念，将人类置于一个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的荒诞境地。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哲学后果，一方面是促成人们对极权主义的紧张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广泛流行。前者推动形成了二战之后对政治生活的理性主义反思：从弗洛姆到哈耶克、再从波普尔到阿伦特、进而从塔尔蒙到魏特夫，政治哲学家对于国家权力体系从公共权力蜕变为极端权力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政治哲学审查，从而划分出颠覆民主法治秩序的建构理性主义与维护民主法治秩序的进化理性主义的界限，有效维护了捍卫权力公共本质的理性主义基础。后者则促成了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人们对于医治战争创伤的哲学反刍，意外地产生出一种反抗一切传统、否认任何信仰体系的自足性的存在主义精神氛围。（参见考夫曼编著，第1-2页）强烈地寻求完整人的个人主义情绪，将存在主义者的思维推向了与理性主义对峙的非理性主义另一端：技术与官僚政治成为现实中一切令人不满的现象的替罪羊，而浪漫主义的诗化取向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必然选择。18世纪形成的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条政治致思线索再次僵硬地对峙起来。但它们联手促成了当代思想家们对于政治中的人的思考，推动人们反思面对权力的人的复杂性。这就注定了此前人们以单纯的理性人来审视政治生活的思维定势的终结。（参见巴雷特，第263页以下）正是在理性主义的自我反思与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建构中，公共的政治哲学据以运思的知识基础得到重建——人们从此不再以一种直线性的思维处理国家公权和社会公域的复杂问题。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对峙，形成了长达50年的“冷战”局势，这为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两种体系化论说凸显自己的政治哲学特征提供了契机。“冷战”无疑是一场现代政治悲剧，它造成了人类面对政治事务进行理性抉择的真空。（参见霍布斯鲍姆，第337页以下）但冷战使不同政治价值立场的哲学论说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促成了当代历史上左右政治思维鲜明对峙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出台。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哲学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资本主义根本弊端的揭示、对平等分配的不懈追求，逼使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不得不对其基本政治哲学预设进行修正：资本带来的利益如何公正地分享开始成为他们正视的重大政治主题。诸如罗尔斯、德沃金那样的关于资源平等的政治哲学论述，便与这种修正思潮具有密切关系。同时，对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哲学家来讲，维护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价值立场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何种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最有利于维护一个政治体（尤其是国家这样的巨型政治体）的“长治久安”。这一问题驱动人们深挖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的价值、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这又反过来驱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重视有利于国家稳定的政治哲学智慧。对峙的政治思维引伸出趋同的政治实践，这是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引人瞩目的大事件，并对20世纪后期以降的政治哲学理论建构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再次，“68风暴”对于当代公共生活以及公共政治哲学重建的深刻影响不容小觑。这一风暴呈现出解放个我的极度张扬倾向，既引发了西方国家对既有主流价值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的颠覆浪潮，又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广泛蔓延。在观念上，从尼采呼喊的“上帝死了”到福柯宣布的“人死了”，象征性地显现出现代早期奠立的主流价值理念世界的倾覆；与此同时，在制度上，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新生代对于学校制度的轻蔑和打砸抢行为、知识分子对于现存制度的批判甚至诋毁，则明确显示出既定政治制度已丧失人心，这等于宣布了公共秩序的瓦解。“68风暴”成为反叛的代名词；“68风暴”成为解构陈旧体系的进军号；“68风暴”成为重构社会的新标杆。人们在对现代公共政治哲学构造的理想情景幻灭之后，试图以解构既有一切的姿态去追求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但事与愿违。作为“68风暴”的产物，不是极左思维主导下的完美社会（参见戈夫，引言、第4部第24章），却是两个意料之外的成果：一是掀起了社会底层持续不断的争取权益的浪潮，女权运动与黑人民权运动对于现代政治产生了某些修正性的作用；二是20世纪的“后三十年”显现的年代性保守倾向——这一倾向一方面体现为不问后果的解构引发的现代主流思潮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就前者讲，70年代开始执掌政权的是代表西方主流观念的保守派政党（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传统的公共政治哲学家重新登上中心舞台（如中左的罗尔斯、德沃金，右翼的哈耶克、诺齐克）。就后者论，重视秩序的观念重新主导整个社会。天主教、基督教推动的复魅运动则对韦伯宣称的“理性祛除巫魅”的现代精神进行逆转。复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宗教对于政治发挥影响作用的持久力。“68风暴”确实开启了一个多元的当代社会，人们不得不努力探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凸显维持其运转的公共特质的新路径。这给跨世纪的政治哲学彰显当代政治的公共特质提供了契机：关于公共的三种主要政治哲学流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理论辩难，就出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

当代公共政治哲学也相应地经历了三次转向。从总体上讲，这三次理论转向的针对对象都是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形成的现代主流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公共论述。但分别来看，每一次转向的具体主题又有所不同：

第一次转向的直接导因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这类反省引发人们对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维持其公共性所必需的深层保障条件的重新思索。这一思索的核心主题是有效限制极权主义对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公共性的侵害。这构成了以反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当代公共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谱系的波普尔、哈耶克、魏特夫，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谱系的阿伦特，成为其中的中坚。他们的政治哲学有助于人们建立起有关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旨在捍卫公民基本自由与人权的公共性的信念。这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必须杜绝走向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方案，堵塞国家滑向极权专制的政治和经济通道；另一方面则是重建国家的公共性机制，以保证捍卫公民权利为宗旨的国家权力不至于异化为控制民众的工具。前者构成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政治哲学的第一次转向的消极防御面，后者构成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主流政治哲学重建的积极改进面。

第二次转向直接与冷战相关。6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使西方国家面临此前未曾面对的崭新局势：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刺激着人们的政治神经。因应于宪政民主制度自辩与福利社会兴起、兴盛所必须展开的政治哲学思辨现状，自由主义系统地论证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对资源平等分配进行系统论证，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完整论证其政体所具有的公共性的基本进路。这是此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不曾专门处理过的思想主题。从罗尔斯到德沃金，再从哈耶克到诺齐克，均致力于系统构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完备理论体系。前者鲜明地将他们的思想前辈不曾系统论证过的分配正义置于公共政治哲学的首要位置，后者明确地将宪政民主的认识论建构和国家理念置于公共政治哲学的优先地位。（参见石元康）这就将现代主流公共政治哲学此前主要是限制国家政治权力的致思主题，转变为关注分配正义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对自由与平等的同等重要的阐释成为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思想标志。第三次转向则与“68风暴”紧密相关。如前所述，这场遍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反叛运动一方面促成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去中心”与“解构”思潮的流行，将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世界冲击得溃不成军。（参见冯俊、西博格等，第8页以下）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普遍认同，显示出此前西方国家中不为人关注的“少数的权利”对“多数的权利”的冲击力度。人们不得不努力论证在西方国家内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群体与族裔，与主流的价值观和制度理念的差异与认同问题，并“在给予少数民族以更大的权利和承认的方向上迈进”。（参见金里卡，2005年，第1页）再一方面，因为“68风暴”和后现代主义搅动起的反叛风潮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流行，挽救公共价值和神圣价值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哲学理论因此具有了强劲动力。试图拨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偏失的社群主义、力求重新张扬参与价值和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率先出台，跃跃欲试地伸张取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意图；而来自宗教团体和保守主义团体的人们则极力申述维护信仰和鼓励参与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学者也从呼吁造反走向吁求对话，显示出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明显演变轨迹。（参见沃森，第30、41章）与此同时，全球化的疾速推进、多元的价值竞争局面，使公共政治哲学既必须处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与宪政安排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冲突，又必须处理全球范围内政治正义与政治秩序供给的问题。从罗尔斯的“万民法”主张到托马斯·博格的全球正义（参见博格）、再到金里卡的多元文化主义，从瓦尔泽的“正义诸领域”到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再到大卫·米勒的“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人权”，西方主流的公共政治哲学第一次如此紧迫地应对自己主流文化内外发出的政治哲学理论挑战。

经历三次理论转向的西方公共政治哲学，其理论结构的现状可谓“一枝独秀”与“多元竞争”相形而在。“一枝独秀”指的是自由主义的公共政治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领先地位；“多元竞争”指的是挑战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各种理论不断出台，呈现出激烈的竞争场面。这可以从几个侧面进行分别观察：一方面，从自由主义较为稳定地构成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架构的正当化基础来看，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自我维护与自我更新是它足以成为主流政治哲学的基本缘由。就其理论的自我维护而言，从洛克第一次完整表述自由主义主张，到密尔第一次系统论证自由主义理论，再到罗尔斯给出自由平等的对等性论证，自由主义始终将国家公权的公共性问题置于自己公共政治哲学的首要位置。就其理论的自我更新而言，自由主义自觉地将自己的公共政治哲学与社会变迁紧密地勾连起来，使政治理论不与政治实践疏离。这就使其理论不断与社会变化对接起来，使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保有理论更新的社会养料。而这是近现代其他自有源流的公共政治哲学流派所未曾达到的理论自足性与理论连续性相统一的独有状态。这样的立场、论证的系统性以及论证的连续性，保证了它为现代国家提供正当化辩护的优越理论地位。（参见阿巴拉斯特）另一方面，从维护宪政民主这个政治同心圆意义上的理论竞争来讲，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哲学受到来自社群主义公共政治哲学、共和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社会民主主义公共政治哲学的挑战。但不论这些挑战多么激烈，它们都预先承诺了维护人类基本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大前提，因此所展开的争论犹如哈贝马斯所自陈的那样，是“家族内部的争执”（哈贝马斯，第60页）。再一方面，从超越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外部批判上来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性理论与实践努力从未间断。这一方面体现出公共政治哲学回应时代挑战的党派性取向，但另一方面也给予公共政治哲学理论更新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来重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它不仅将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一味推崇作为批判目标的起点，从而将“市场神话”揭破；而且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进行了全面揭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克服了官僚主义弊端的、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进步和人的健全发展的共产主义政治哲学。（参见奥尔曼；德里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类批判，使自由主义不得不因应于社会变迁调整自己的立论进路。这些论争使当代政治哲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罗列其大者，政治哲学就有传统的三大流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取长补短；而当下互争短长的政治哲学流派还有自由至上主义、社群主义、公民资格理论、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参见文森特，第1章；金里卡，2004年，导言）它们各自为当代公共论说提供了一家之见，丰富了公共政治哲学的时代内涵。

三、实践品格

如上所述，当代公共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局面可以概括为：不是因果寻绎，充满解释竞争。所谓公共政治哲学的“因果寻绎”，指的是在某些政治现象之间、在政治哲学理论与政治运行后果之间建立原因与结果的直接关联，确立一种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的确定原因必然导致确定结果的尝试。这种“因果寻绎”带有明确的建构政治社会演变的不可抗拒之规律的企图。而凡是建立这种规律论说的政治哲学又往往给自己带上独占真理的桂冠。这样的理论自负在经典的现代政治哲学各个流派那里体现得较为鲜明。当代公共政治哲学诸流派对直线性的“因果寻绎”不再兴趣盎然。所谓公共政治哲学的“解释竞争”，指的是采取不同正当化进路的政治哲学家必然要面对持有类似或反对主张的人士针对自己关于政治生活的解释之有效性的质疑与检验，因此不同的解释之间处于争夺理论资源与理论认同的紧张状态之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而不必接受批判性质疑的公共政治哲学体系，所有关乎公共问题的政治哲学建构，都势不可免地要经受不同正当化进路的政治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质疑或改进指正。这种质疑与指正使各种政治哲学体系不仅要经受理论逻辑的检验，而且要经受政治实践的检验。那些仅仅是在理论逻辑上自洽的政治哲学建构，并不能担保它对当下或未来的公共政治生活具有实际意义；同时，那些对现实中的人们发出诱人指引的政治哲学，也不见得就是有利于改善人类政治生活状态的理论。唯有那些在理论逻辑与时间效度上不断地接受共同检验的公共政治哲学，才足以跟上公共政治生活的演进，并建构起理论与实践密切互动的动态化理论机制。

公共政治哲学的解释始终跟人类的政治生活状态紧密地勾连在一起，从而注定了公共政治哲学具有实践品格。公共政治哲学需要提供给人们关于公共生活的知识。这意味着公共政治哲学有必要提供给人们关于公共的认知性理论。但这不是公共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公共政治哲学与公共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公共政治生活进行认知说明或理论解释，而是提供给人们解决怎样期待公共生活目标、如何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公共政治生活怎样才能有效改善这类问题的行动指南。因此，公共政治哲学虽然也追求理论理性，但更为注重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比而言，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一，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理论推理的目标是让我们的信念与世界的样子相符合，因而是认知性的；实践理性的目标却是让世界的样子符合我们的愿望，因而是规范性的。实践理性不解释事情是怎样的，但规定它们应该是怎样的。其二，两者的运作方式有重大区别。理论理性的视角是非个人的或者是客观的，是开放给每个人的；实践理性却是在第一人称的立场上运行的，这个立场既可以是个人性的，也可以是集体性的。前者关心的是不同信念背景下的共同客观结论，后者关心的是我（或者我们）应该作出什么决定，结论不一定适合他人。其三，两者提供不同范畴的结果。理论理性的结果是一个人的信念系统调整，而实践理性的结果却是一个或一组行动理由或动因的出现。（参见程炼，第112、113页；康德，前言）这种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虽然是所谓康德哲学传统的产物，却不无意义。尽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联性也同样引人瞩目，但二者间的明确区分为人们探索真的知识与寻求善的行动提供了不同的向导。面对实践理性，不管人们是取工具主义立场的实践观，还是取超越工具主义立场的实践观，都不得不正视人的实践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差异。为此，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将行为的道德辩护问题以及实践理性指导道德行动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参见程炼，第121页），这就注定了公共政治哲学不仅是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而且是属于道德哲学范畴的。

首先，从理论层面上讲，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主要是指它始终面向政治生活建构公共论说的理论风格。这涉及公共政治哲学理论建构关联到政治实践领域的最基础性问题——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作为一个形而上学范畴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并不直接成为一个道德问题，因此也就不直接影响人们行为动机的道德判断问题。但是，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争辩涉及人们是不是能够自由地作出道德决定并付诸行动的大问题。假如人们总是被自己不可控制的外部力量或内部力量所决定，他们就不是真正自由的，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行动承担道德责任。可见，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同时也是一个深深影响到伦理-政治实践的道德哲学难题。（参见蒂洛等，第96-97页）在历史上，认为人的行动受到自己不可控制的力量支配的决定论形态多种多样。宗教决定论认为，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它就预定了发生的一切。这是所谓预定论的决定论形式。科学决定论则主张，物质性的力量决定了一切：人们要么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要么受生物遗传定律的支配，人的精神或心灵则被忽视。社会文化决定论具有三种形式：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认为人完全决定于过去和当前的历史与文化，它不过是绝对精神完美实现自己的历史呈现而已；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形式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决定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人不过是显现经济发展阶段的媒介；弗洛依德的心理决定论认为人的行动受到自己无意识内驱力和压抑内驱力的影响，幼年的经历注定了整个一生的状态。决定论具有严格形式和非严格形式两种结构：严格的决定论认为，如果一切事件是有原因的，那么自由同决定论就是不相容的；非严格决定论则认为，世间存在着普遍的因果关系，但一些因果关系因人而起，因此人是有某种自由的。这种自由显现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与人的差别很大）和相当长的时段里，对于向望或不向望、选择或不选择、行动或不行动，我们都是自由的。”（蒂洛等，第108页）根据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辨析，我们就可以将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引伸出来：如果人的某种行为不是受自己不可控制的外力所强制，换言之，如果他的行为是自由的话，他就必须为此承担赏罚的后果——奖赏激励人们维持那种合乎自由选择的德性行为；惩罚促使人们改变那种不符合自由选择的非德性甚至反德性行为。这就为人们克尽道德责任提供了动力。

在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所指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辨析有助于人们从根本上理解政治实践中的选择责任，并推动人们在既定条件下合理地自由选择维护政治体公共性的政体与政治活动形式。对于人类的现代政治活动来讲，没有谁能够给定某种既定的政体形式和政治活动形式。如果要想有效维持政治体的运转，必须以政治体成员共同选择的、因此具有公共性保障的政体形式与政治活动形式，否则政治体的维持就会出现问题，政治体成员的认同感就会流逝，政治体自身的道德责任与政治体成员的道德责任也都将涣散。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政治体是否足以保护其成员的认同感，成为它维护其成员的责任感之前提。因此，政治实践不是政治体少数人物的事情，而是政治体所有成员的公共事务。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必须在理论建构上应答这样的需要。

其次，从现实指向上看，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主要是指它努力给予公共政治生活以理性指引的实践特征。公共政治哲学并不直接处理政治体成员是不是积极参与政治体的政治生活问题。成员对于政治体公共生活的拒斥与接受、积极与消极等不同的行动选择，来自他们对于参与具有公共性特征的政治体政治生活是否值得的自我判断。在这里，参与或不参与政治体的公共政治生活，并不是一个得福或罹祸的结果性判断，而是一个政治体的公共性对其成员是不是具有感召力的问题。因此，公共政治哲学绝不强求证明政治体成员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好处，或者证明不参与或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坏处，并刻画因参与而得幸福和快乐，因不参与而受惩罚和排斥。只要政治体本身具有公共性的保障，参与或拒斥公共政治生活都成为成员们自主、自决的事宜。在政治经验的层面上，这是政治体成员个体选择与公共认同之间的经验性耦合问题。但在规范论争的层面，这里涉及一个作为政治哲学之正当性形态的道德哲学的难题——德福一致问题。哲学史家弗兰克·梯利将康德对德福关系的论证简要表达为：“（1）道德要求神圣性、完善和一绝对的善良意志。（2）可是，人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理想，只有上帝完善和神圣；人有强烈的欲望，因而有犯罪的倾向。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尊重道德规律，获得一忠于职守的习性。（3）至善只能实现于来生。（4）一个同道德规律完全一致的人，一个完全有道德的人，具有无限的价值，应该享有一切可能的幸福。（5）但是，道德规律并不保证得福；不管我们幸福与否，只要事情正当，我们必须做正当的事。遵守道德并不保证得福。（6）不过，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得福。因此，设想有一个神，他按照各自应得的报偿，给好人分配幸福，这是合理的。上帝的王国就是做了这样分配的世界。（7）但幸福永远不能作道德行为的动机。我们做正当的事，不是为了永恒的幸福，而是因为那是正当的缘故。”（梯利，第466页）可见，在规范的意义上，德福一致论是应当成立的；但从经验的角度看，德福关系常常不能保持一致性。

对于公共政治哲学来讲，它处理的是政治体成员基于什么动机参与公共事务，并因此获得政治体怎样的政治对待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人的公共德性与其在公共空间中的祸福所得的关系问题。无疑，从实践理性上看，一个政治体的成员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乃是因为他参与这类活动本身是正当的缘故，他因其正当而不能草率拒绝参与政治体的公共政治生活。但从规范与经验的不同结构面来看，前者基于德福一致而对公共参与具有激励作用，后者基于德福不一致而对公共参与发挥消解功能。因此，公共政治哲学对政治体成员的公共德性应当有一种总体性和复杂性的双重估价。

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导向，不是携带强烈主观信念的、英雄式地领导政治体成员参与政治社会的活动，而是政治体成员平等地烘托出的公共氛围。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从两个维度得到阐释，一是领袖人物与一般成员关系的维度，二是公共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与研究者关系的维度。从前一维度看，可以从两个侧面观察，一个侧面是政治体领导者根据公共性原则，恪守公共制度规则，从而保证政治体公共性原则不受侵蚀；另一个侧面是政治体成员形成了公共的政治习性，仅仅愿意在公共原则之下采取政治行动，从而杜绝了特权政治领袖的生长通路。从后一维度论，同样可以从两个侧面观察：一个侧面是针对公共政治哲学的研究者而言的，所谓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导向，不是外在于他们的生活世界而虚拟构想出来的玄妙说辞，而是内在于每个致力于研究公共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者日常生活之中的理论表达；另一个侧面则是针对所有政治体一般成员而言的，所谓公共政治生活的实践导向不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由某种公共政治哲学指引下的个人或群体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着的政治常识和日用理性，这样的常识与理性完全符合他们的道德与政治直觉。凡是那些由政治体领袖或理论人士给定某种图式的“公共”政治生活范式，其公共性都是令人怀疑的。

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并不妨碍研究者跨越时空去想象或重组曾经在人类社会某一时段出现过的公共生活方式，即使这种想象或重组根本不具有现实政治生活的针对性。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个时段上，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可以将它们连贯起来。因此，阿伦特对古希腊罗马的公共重组，并不是她个人大脑风暴的产物，而是在古今相交的时间向度对希腊罗马公共政治生活的空间向度进行了成功的理论重建。罗尔斯对当今公共政治生活的公共国家权力领域的宪政重构，也不只是撇开历史与未来的当下设计，而是连结过去公权运行与当下公权状态对未来公权的改进。而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更不是简单营造理想的对话情景的结果，而是将对话者安置在可以就主体间性支持的基础上展开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在个人当下处境、政治体的制度结构与理想的公共政治建构之间，公共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将空间飞跃作为个人进入公共政治体，而公共政治体可以从低级状态逼近高级状态的动力。从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元公共结构来看，当代人们在一定政治体之内实践的基本行动模式，都内涵着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也同时蕴含着改进私人-公共行为模式的现实动力。

参考文献：略。

来源：《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