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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1 次 更新时间: 2011-03-03 12:32:25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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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二元土地制度(下)
·秦晖
标签: 二元土地制度

    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搞呢?我觉得有一点是很直接的,我可以举很多具体的案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讲的土改是晋绥地区的土改。讲得多是因为它是由一个坏人——康生——组织的,但其实,当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搞得比晋绥地区还要厉害,但它是好人组织的一个地方,人们就提得比较少。我们调查过很多侧面的情况,晋冀鲁豫地区的土改确实是很厉害,当时它印很多统计小册子,其中有个统计册子比较有意思,它说“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其中有个“斗争果实”,里面就有什么“银元若干”、“衣服若干”、“土地若干”,还有一项是“群众打死人的统计”。你看到这个统计就会有个很大的感觉:大量的村子的“斗争果实”中,土地占的比重都很少。我曾经看过好几个村子,比如徽县的葛村庄,是当时中共徽县县委的所在地,是县委直接领导的土改。这个村大概有两千多亩土地,土改中只有一百多亩是“胜利果实”,也就是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只有一百多亩。但是这个村两百多人,打死的就有其个人。这种例子很多,实际上没分多少地,但是死了很多人。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可以看这之前之后的战争形势,老实说,共产党最初在当地征兵征粮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搞了(土改)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人跑了,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时像徽县这样的地方,有28%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其实就是国民党所谓的“还乡团”。这些人都是有“血仇”的,如果这些人跟着国民党军队再打回来,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想像得到的。造成这样的局面以后,用文件中的话讲,就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想的就不是共产党掌权我就能多得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就少了一亩地,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党掌权,我可以多的一亩地,国民党掌权我可能就掉了脑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被割裂成两大块,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你死我活的关系,国民党的胜利,对很多农民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经济利益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掉脑袋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大家都动员起来,让大家都提着脑袋跟你干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投名状现象”,这样你就能理解了。
    但是后来搞得太过火了。徽县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九胜庄,最后搞到什么地步呢,一千九百人,跑掉了一千二百人,大部分人都跑了。按照书中说——是《人民日报》还是晋冀鲁豫的地方报纸说的,说徽县的这个地方,搞得人们都跑光了,村子只剩下少数民兵,而且都是单身,他们认为是搞得过火了。当时那个报纸说得很有意思,说领导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就“果断地停止了土改”,然后才却了很多措施,吸引难民回来,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大好的形式之类的。你会发现,它讲的“停止土改”,并不是说把土地还给了地主,而是停止了大斗大杀。其实在当时,你如果不大斗大杀,就不叫土改。所谓土改,就是搞的这个东西。搞到这种地步,当然就是影响战争动员了。
    但是,适当地把20%~30%的人赶跑,变成“还乡团”,我认为这是有利于战争动员的。当然,这个不能作为动机的判断,而是一个事情的逻辑的判断。你看所有的土改文件,它最核心的一点并不是分地,而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的标志就是有没有暴力事件,就是有没有把地主“斗透”——当时的说法是“一个不漏得斗透”。一个村子四十几个地主只都了三十几个,就是还没有“斗透”。还有晋冀鲁豫的一个村,原来说是斗透了,结果一复查,发现还差得很远,差在哪儿呢?这个地区有个经地金志强(音)——所谓经地就是经营地主——调查说这一年他收获的粮食超过了全村平均数的5.3%,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于是就把他斗死了。还有一个更有趣,还有一个经地说他收了多少多少,虽然没有讲是占平均数多少,但是一算就算得出来,其实还达不到平均数。但是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有个儿子当小学教员,每个月有120半谷的收入,因此他的儿媳妇穿戴得整整齐齐,这也是没有斗透的一个理由。就非得把一部分人整死不可,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你仅仅说是意识形态,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老实说,像这样的现象,大量发生在战争初期,等到战争差不多不需要那么高强度动员的时候,就要好得多了。所以我这里觉得,这个和战争动员的确是有很大的逻辑关系,主观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这样说,因为谁都不是肚子里的蛔虫,动机是什么我们不能说。但是能够进行高强度的战争动员是和用土改高度分化了乡村,把乡村分化成你死我活的两大块。用“你死我活”这个形式来进行战争动员,和这一点是很大的关系。
    这一点我觉得,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土改是一种战争动员手段。然后网上就有很多骂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说中共是为土改而战争,而不是为战争而土改。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事实讲逻辑的话,那么的确你只能说它是为战争而土改。因为老实说,在战争之前,他和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时候,从来没有把土地问题列入过讨价还价的内容,说“你要土改,你如果不土改我就跟你打仗”,从来没有这种言论的。但是我要说,的确土改也不光只是为了战争动员,否则就不会,为什么像广东那样的土改,已经是战争都打完了,为什么还要土改?我觉得,土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从你死我活实现了一种分化式的动员。就是你死我活,所以我就可以对这部分人进行高强度的分改;第二,通过土改再造乡村,把乡村中传统的认同都给消除了,什么宗族的认同,什么社区的认同,又是所谓的“清不清阶级分”嘛,把原来的一个村子里头的什么亲情、乡土之谊打掉了以后,原来传统的乡村的民间组织资源,也就是我在文章中讲的,小共同体的那些组织,不管是宗族、社区、宗教什么全部扫掉了以后,再有一个组织化的体系,就是实现了组织资源的一元化。这个组织的一元化,老实说,不仅对于进行战争动员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于战后的社会变革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讲,土改很有意思。从经济的角度,它是一场彻底的私有化运动。因为中国虽然很多人说,自古以来土地就是私有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上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小共同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族庙公产所有的土地,这些地直到49还是有不少的。那么土改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把这一部分地方,就是把族庙公产给私有化,这在有些地区是土改的主要内容,比如广东的土改。
    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搞过一次改革,和这个逻辑一样的。商鞅是一个法家的土地改革,法家的土地改革很有意思,也是搞了一场私有制,但是这个私有制是国家领导的,国家可以没收你,但是乡村、宗族、族群不能管你,最终的结果也是那个国家管制和财产的“原子化”,就是我讲的国家主义外形下伪个人主义的一个结合。
    土改以后,的确是把乡村极端的原子化了,所有的组织资源高度的依托。那么这样的结果,的确对后来乡村创造了很多的可能性。这一点在中国比较中最明显。俄罗斯和中国都搞了集体化,但是俄罗斯搞集体化受到农民强烈抵制。而中国的集体化农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抵制,那么是什么原因?斯大林当时在俄国推行集体化的时候,当时推行集体化的真正原因是另外的。但是他解释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说法,说我们俄国农民,本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大家知道在三俄时代土地就是公有的,俄国传统时代一直有土地的村舍所有制,只不过耕作式的,讲得简单点,有点像联产承包,就是所谓的公有私耕制度。斯大林就说,我们俄国农民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我们搞集体农庄,可以搞的比较容易。他们把恩格斯骂了一通,说法国农民问题中的这个说法过于保守,因为恩格斯讲的法德农民,他们是小私有者,我们俄国的农民是农村公社的传统,所以我们可以搞得比恩格斯讲的要激进。
    但是苏联后来实际的结果就是遭到农民非常强烈的反抗,而且付出的代价极大。结果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解释的模式,到了中国搞土改的时候,中国大家知道50年代中国各处都有苏联专家,农口也有很多苏联专家,农口的苏联专家都反对集体化,都反对搞合作化。他们的理由就是受到斯大林说法的影响。他们就说,你看我们俄国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我们搞集体化尚且是困难,说你们中国以前就没有农村公社,这是你们和我们俄国农民不同的地方。你们自古以来就是私有制,一小二私,不像我们俄国农民还有农村公社的传统。我们俄国农民搞集体化尚且如此困难,你们搞集体化那不惹大乱子吗?怎么能搞得成呢。老实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一直到90年代杜润生还延续了这个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还这么讲,说集体化是一种苏联模式,苏联提出这个制度是有根据的,因为苏联传统时代就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他们搞集体化是合理的,但是中国国情不同,所以毛主席这样搞是不对的,就是生搬硬套。
    其实我要讲,毛主席倒是真的了解中国国情,这个问题上,要比杜润生更了解中国国情。毛主席正是知道中国的农民除了共产党的那一套组织体系以外,真的就是一盘散沙了,真的就是原子化了,所有集体化可以放心的大搞,搞到农民饿死3000万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这是土改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使中国再造乡村,把传统的那个小共同体资源都给解构了,然后造成了一个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乡村,那么这种乡村,用我最近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一种被集体化的乡村。这个被集体化我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形式很难被集体化,越是一盘散沙的乡村,越被集体化。
    俄国农民比中国农民有集体主义,所以搞集体农庄就比中国更糟糕。大家要注意,在中国搞合作农业时期,也出现过农潮,就是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反映为“褪色潮”、有的地方规模的很大,像浙江仙居曾经发生过几千农民砸了公安局,发生过浙江的仙居事件,广州的中山事件,很多事件等等,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在土改前族庙公产占的比重很大的地方。中国的传统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东南沿海族庙公产最多,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华北地区是纯私有化地区,但是这些地区搞集体化是最容易的。就是这个农民高度原子化的地区,推行这种制度是最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说集体主义很重要,我认为的确很重要。中国现在社会,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各顾各,很多事都搞不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所谓的集体化,和所谓的被集体化,恰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土改正是造成这两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把民间搞的一团散沙,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官方的被集体化体制,把大家都装在一个筐子里去,我觉得对于后来的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我讲现实,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土地不存在所谓的私有化和集体主义的对立,凡是这样讲的都是骗人的。说什么中国现在应该提倡集体主义,说什么不应该把地权交给农民。全是胡说,我认为中国的集体主义,在任何时候——这里也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集体主义和private都不是矛盾的东西。大家如果学过《民法》的话就知道,这个private,充其量只是和individual有矛盾,从来不会和集体制有矛盾的。集体的不同于个体的,不同于一个人的。但是private是什么?大家知道指的就是非官方的,指的就是民间的。一个人有的就是private的,一万个人有的也是private。所谓维护private,指的就是老百姓的财产国家不能乱抢,国家不能把个人的财产归大队,同样国家也不能把属于很多公民共有的财产装到某一个权威手里,我们现在这两项都有,两种现象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一万个公民共有的东西,国家把它想装到某个人的口袋就装到某个人的口袋,一个公民有的东西,国家想把它没收就没收了,这两种现象都是在侵犯private。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人拥有的财产和一万个人拥有的财产都是private。我们现在不存在着private和collective的对立。我们存在的只是private和state的区别,也就是说只有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区别,至于这个私有化是一个人所有,还是一万个公民,甚至几百万个公民,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公司,我相信不能理解,凭什么说雷曼兄弟公司是一个私有企业,而中国的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叫做集体经济,怎么能够说得通呢。几十户人家怎么就叫集体,人家几百万人怎么就不叫集体?其实说穿了,无非就是股份公司可以自由进出的,而生产队是不能自由进出的,无非就是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
    因此我觉得,现在非常需要集体主义,但是也非常需要捍卫私有产权,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没有捍卫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秦老师,今天说主要谈历史比较多,当然其实谈历史其实是为了更好理解当下,知道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伪问题。我们现在请出另外一位老师,就是杨奎松老师,杨老师大家知道是党史研究专家。他也有一系列关于出版方面的研究。他特别说过,土改可能是一些落后国家,像工业化过程当中必需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类似的,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有请杨老师,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谢谢!
    杨奎松: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本来我其实是来捧场的,他讲的题目我听了一下,我说我根本没有发言权。你搞土改,你就来讲一讲土改有关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这里,我想首先我不是做评论,另外一个我也不太多的重复刚才讲过的。
    归纳一下,有几点,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可以引起我们在座各位重视的。一个就是他刚才讲到大家应该看《水浒》。其实《水浒》的故事,讲的农民往往去反抗政府,腐败的王朝,腐败的政府,这样的故事,其实在今天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大量的我们过去讲的农民起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皇帝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整个中国的最大的地主,他其实是一个民和官之间的问题,就是官逼民反的问题,所以农民起义本身除了地主的问题,除了官的问题,刚才还讲到的问题,因为张献忠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我的父母,因为我的家乡就是四川。我的父亲是从江西进去的,他们整个家族从江西进去。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确实早期的时候在张献忠屠杀了大量的人口以后,然后荒芜了很多地方,所以其他的一些省,会有大量的老百姓涌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大量发家后来致富,然后家族一代一代发展下来。所以我想这个例子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刚才秦晖讲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农民起义不见得都是好的,而且农民起义本身都不见得都是跟地主有关。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过去传统的农民革命也好,农民起义也好,一定要抛开过去的传统教科书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党的动员的问题,共产党的动员问题。动员问题说起来非常非常复杂,我也做过一些研究,也看过很多的档案,也看过很多的案例。秦晖老师刚才讲的,1946、1947年,中共曾经搞过一段土地改革,那个土地改革搞的非常激烈,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还是有争论。我对这个观点很简单,就是提到1946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中共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好搞土地革命的准备。如果我们了解中共战后的历史,其实应该知道,战后中共和国民党的队伍还相差非常远,他所占的地方都是农村,而且他所占的那些地方比较穷,就是比较远的地方。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在全国没有任何资源。另外抗争以后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战后所有的,我们讲全国包括全世界都需要和平,所以战后民心是需要和平的,这个民心怎么做?不能再搞一场战争然后来争取你的胜利,共产党面临很大的压力没有办法马上发动一场革命,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介入,苏联的介入,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国民党提出的,蒋介石接连四通电报发给毛泽东,要毛泽东去重庆会谈。那毛泽东一开始拒绝,一次一次最后斯大林干预,美国干预,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去。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际上压力非常大,共产党如果想在战后打天下,这个没有条件的,在国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不光美国不支持,而且共产党背后的靠山苏联也不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战后其实最初没有任何一个动机,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说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到了194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1946年5月4号中国通过了一个土地改革的决定,那么这个土改决定和1947年9月,后来又搞了一个关于土地法大纲,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差距。一个是主张和平土改,一个是主张暴力土改,也就是1946年是主张和平土改,1947年是主张暴力土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么大的反差。这里和我刚才讲的战后发生的,当时整个国内,包括国际的民心,包括整个国际舆论的压力非常大的关系。国民党1946年的时候,大家知道马歇尔,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1945年12月下旬来调整国共两党关系。由于马歇尔来了以后,所以中共和国民党在1946年1月初,1月5号,后来1月10号正式签订了停火协定,然后紧接着同时召开了全国政协,国民党和中国的中间党代表共同召开一个和平的,共同讨论和平前景,提出来要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处成功回去挣取美元,在这样一个3、4个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共内部问题发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得到地方很多的报告,说农民自动要求土地改革,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由于有很多的中央局提出来,农民自发的要求土地改革,那么中央要出台一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土改的问题。但是考虑土改的问题,我刚才讲,5月4号这个文件,我看了记录,可以看到中共中央讨论土改问题的时候非常非常犹豫。为什么犹豫?核心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要搞土地平均或者是我们叫耕者有其田,如果要搞这个运动,根据共产党过去经验,一旦推开就很可怕,很可能形成一个革命风潮,他打击的对象就是地主。而且要知道共产党当时能够搞土改地区就是在根据地这些地区,根据地地区的所有这些地主如果说那个时候还存在的话,第一他们在抗战期间已经通过减租减息,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和农民之间已经不是过去的关系了,那么地主的财产,包括土地所有的份额已经非常非常小了,还有相当一部分地主已经不是地主了,这是一。
    再有一个刚才我讲了,战后有一个团结中间势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地主,根据地的地主,他在抗战期间曾经跟共产党并肩作战,他们基本上属于开明士绅,或者说叫抗日地主,那么很多的中共的干部,是这些富农,他们的子女,他们在抗战期间,因为他们有点文化,他们有点知识,他们很容易就跟共产党走了。然后他们动员父母,动员自己的家里,把财产捐出来,或者动员家里搞减租减息,按照党的政策来做。所以很多的干部,包括很多的烈士很多的军队的军官的家属,或者他们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搞,在根据地内部都很容易出问题,更不要说你大面积的夺取地主的土地会伤害到开明士绅,那些开明士绅我们要知道,中国解放以前的地其实和城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大量的地主其实不住在农村,特别是在南方,包括北方很多地方不住在农村,就是不在农村的地主,很多地主住在县城里,住在镇上,甚至住在大城市里,他们只是把地放在那个村,然后找人委托他们去出租,因此是地主的身份。这样一种情况,使很多的地主,实际上他们又是工商业主,他们在城市里有房产,在城市里有企业,在城市里有商业,如果这样做有会伤害到城里大批的工商业者,那么这大批工商业主其实就是我讲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本家。那么中间党派,也就是说中共之间的那些中间势力,他们很多人其实就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中共要搞土改必须要过这一关,所以在1946年5月4号中共讨论搞土改问题的时候,当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敢不敢搞,搞了以后最后得罪了民族资产阶级怎么办。当时两个办法,第一,决定必须要搞,不搞不行。为什么不搞不行?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就是1944年,中共有一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家看《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到,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延安整风和在此之前的党内路线斗争做了一个政治决议,也就是说做了一个正误的判定,那么全党公开认定,在整个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那么因为提出这样一个方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必须要有历史来证明。那么历史上中共曾经因为不搞土地革命,因为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失败过。那么这个失败就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来就归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个就是在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当中定了性。那么陈独秀的错误,就是在1927年湖南、湖北两湖地区农民已经起来要求土地,要求革命的时候,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采取了压制态度,没有呼应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决议就认为这个是当时犯的最大历史错误也是中共在大革命那样一个重要关头最终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1946年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抗战结束了,国共两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矛盾。虽然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必须要共同追求和平,但是农民起来要求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你是执行陈独秀的令还是坚持毛泽东的革命方针、革命路线,毛泽东革命的方针革命路线就是以毛泽东192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考察报告,那么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痞子运动好得很,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陈独秀不同意,毛泽东主张革命。那么这个是两个对立路线,毛泽东路线被压制了,革命失败了。现在的情况重新出现了,要不要支持,毫无疑问,中共中央讨论,你可以看会议记录里面有很多人发言,最后说我们不能犯1927年失败的错误,不能冒这个险,所以决定还是要支持,这是一。
    第二,就是要支持并不等于我要破坏主要干线。那么怎么办?当时就提出来一条原则九条照顾,所以后来被指责为改良主义的一个土改的方针,就是没有提出革命方针。他强调的是一条原则,就是耕者有其田,要全党去贯彻这个方针。同时九条照顾,照顾什么?照顾烈属,照顾抗属,照顾干属,总之所有的在抗战期间跟共产党合作过的,或者说因为他们子女在革命队伍中工作或者牺牲或者什么的,所有的军属通通都要照顾。而且明确提出来,这个土改只针对汉奸恶霸,也就是说在抗战期间有卖国行为的,有叛变行为的。或者在历史上,或者是在抗战期间有血债的,中小地主一般不要触及。而且所有的刚才讲的那几个抗属、烈属、军属、干属,所有这些人,包括开明士绅,他们的土地被分配了以后,还要给他们保留比一般农民多一倍到四倍的土地。也就是说,虽然要分地,要耕者有其田,但是不搞平均。我们今天看到,中共在1946年那个时候搞的这个土地改革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为了照顾当时那个形势。所以在这个之后就出现了,我们在历史上讲的非常少的和平土改这样一个政策的贯彻实行和实验,也就是说在1946年的7月份,毛泽东亲自发了一个指示,主张在陕甘宁边区搞和平土改,搞土地赎买政策。按孙中山的办法,毛泽东专门给周恩来发一个电报说你去跟中间党派讲说我们——要知道五四指示,其实还是一个秘密党内指示,怕外面知道,怕大量宣传会让中间党派恐慌,所以变成了一个秘密指示,但是秘密指示由于在地方实行的时候透露了,所以有些中间党派的代表人士知道了,所以毛泽东7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发一个电报——告诉中间党派的这些成员,说我们搞土改跟孙中山没有区别,我们搞和平土改,和平赎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资助贫苦农民,然后向地主赎买土地。
    因为在这个土地政策实行以后,地方上的很多开明士绅和共产党的干部家属,已经开始发起了一个“献地运动”。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最后肯定要搞土改,与其把这个土地留在手里,我还不如积极的干脆把这个土地献出去,因为你减租减息也好,搞了八年,实际上减租减息搞起来非常非常困难,然后地主根本收不到什么租。与其这样还背着地主的身份,还跟农民闹的很不开心,干部还成天找你来要粮食,我干脆把土地给你,给农民去交租交息,向政府去交,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很多地主,包括很多大地主,都把土地捐献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面,报纸上大量的登地主献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公开表彰。那么表彰的结果最后毛泽东说不能搞这个方法,搞这个方法等于没有了,地主都捐了,所以我们不如干脆搞赎买,地方政府发一些公债给农民,另一方面要求地主用最低价钱卖给农民,这样的话政府的钱给农民,农民买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和平赎买政策,从1946年7月份一直实行到1947年2月份,后来没有实行下去,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延安被占领,1947年3月延安被占领了,这个当然就没有办法实行了。另外一个,就是毛泽东提出来,这样一个搞法,不能够放弃斗争这样的一个方针。就是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一直到1947年初,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基本上成为一个和平土改。毛泽东认为,和平土改要不得,所以1947年2月1号,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同意继续搞这些和平土改,所有这些东西,搞了一个报告,也主张认为和平土改,整个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不错。但是毛泽东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影响了后来整个共产党在根据地也好,包括在建国以后土改方针。就是无论搞和平赎买还是搞其他的任何的土地改革,最终都得让地主和农民撕破脸,这个是关键。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动员的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看出了一个土改的关键所在。就是像杜润生讲的,其实在根据地搞土改已经很难很难搞了,就是根据地的地主已经非常非常少,而且根据地即使已经有一些开明士绅,有一些开明大地主,这些人很快把地交出来,你去跟他搞土改,他没有地了,搞什么土改。所以重要问题是要把农村当中地主阶级的这种权威打倒,让农民不再被地主牵着脖子走。也就是说,最终要让贫苦农民起来,当时提出一个方针叫,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一切要以阶级来划分,要把贫雇农扶上来。那么用这么一种方针,要让贫苦农上来掌权就必须要把地主的权威剥夺了。因为地主无论如何在农村都是农村的主要的权利的代表者。也是整个农村的宗族的势力的代表者,尽管是北方。但是地主因为文化,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因为姓氏的关系,族内的关系,地位等等,他们在农村是有很强的威望,即使把他土地分了,他们还是农村当中最主要的发言者。
    本来1947年土改,因为毛泽东这句话,阶级化,然后就出现了乱打乱杀,进行到1948年1月份,就被制止了。制止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搞土改,所以1947年以后基本没有土改,1948年一直到1950年6月份,因为新中国建立了,然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通过一个土改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土改。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搞土改,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1948年一直到1950年基本上没有搞土改,搞过一段土改,新期土改是在1949年以后,就是1949年北方大部分占领了,新区,然后北方开始搞土改,但是这个土改是一个和平土改。然后这个土改影响1950年6月份那个土地改革法案。土地改革法发动的全国土改,一直进行到1950年的12月份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和平土改从1949年的年初然后一直到1950年12月份整整搞了两年。1950年12月份以后开始搞的土改,就变成了斗争土改。那么这个原因又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必须要搞斗争土改,因为他发现,在南方在很多地方土改如果不这么搞,地主权威打不下去,共产党势力建立不起来,农村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南方地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因为征收公粮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子。那么再加上南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地方主义势力。实际上中共的对南方的统治和控制是从1949年4月份以后大军南下带过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共产党的跟国民党最后的决战是靠土改成功,那么这个现在看起来不大能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实际上中共在1949年4月份以后,对整个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全部都是军事占领了,跟土改没有关系。农民完全没有被动员,农民还是过去那个状态,农民也没有很高兴地去欢迎什么共产党。他也不知道共产党好坏,而且地方农民很怕共产党,这个我想大家想一想就很清楚了,因为地方还控制在地主的手里,还控制在宗族势力手里,宗族势力地主他们受到国民党很多影响,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所以共产党来,农民其实很怕,都非常怕。除了个别的过去南方老根据地的农民,有些农民他们有经验,有那样一些人参加革命了,他们可能有一点意识,其他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其实是反对共产党的,不支持共产党,不理解共产党。换句话说,跟土改没有关系,土改进行在南方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南方想进行深入的真正把权利夺过来的这种土改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把农村的根基,国民党的根基也好,宗族势力根基也好,各种各样根基都要摧毁掉,这个摧毁就面临着非常大的障碍,就是南方的干部。这个南方干部其实从1949年4月份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上海地区,江南地区,苏南地区,基本上都是被中共的苏北,山东,被这些地方的干部接过来的。换句话说,整个江南,整个中国南方,包括西南,全部都是南下干部来接管。
    那么从县里的干部,一直到乡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北方来的,不见得是北方人。有一些从南方过去南下的,北上的,跟着共产党走的,然后再回来。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很聪明,他用干部,发现他是非常会用干部,他用干部他是非常习惯把地方干部派回地方来,比如广东,他就把叶剑英派过来。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地区的书记,叶剑英是广东人。同样上海这边地区,基本派的就是当时在上海附近活动的这些人,比如陈毅,虽然是四川人,谭震林,所有这些都是新四军的干部。本来二野部队,邓小平,刘伯承他们已经南下到了南京,但是毛泽东发现,占领西南必须要派西南熟悉的干部过去。本来刘伯承和二野邓小平他们要南下,不应该让四野,就是林彪南下,结果他就把刘伯承和邓小平整个部队就派到四川去了,为什么?因为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南方的时候,中共在南方,在北方的各个地方都专门的,各个组织部都专门发出要求找地方干部,让他们归队,去地方担任各种各样职务,你是云南人你是广东人你是四川人,让你马上离开北方比如到二野到四野到三野到这些地方去归队。所以我们注意到,中共开头是用大量的地方干部,但是这些地方干部都是经过毛泽东,经过革命的长期战争考验的。把这些人派过去,与此同时这些人来管当地的干部,因为中共实际上动员,当时动员了10万左右的北方干部南下,这个北方干部,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只是单纯的北方,比如说陕西,甘肃,因为甘肃大部分地区,宁夏这些地区都是新区,因为是新区。没有干部,很少有干部,于是就把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干部调过去,调到宁夏、甘肃这些地方,让他们到那些地方去,他们是西进干部,其实也是大南下干部这个圈子里面的。
    所以我们会主义到,整个对新区的干部全部是用的新人,用的不是本地人,这些人要在地方扎根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掌握权利,但是很多人拿不到实权。为什么?因为地方党的组织很强大,地方党的组织很强大最典型的就是广东,其他地方党的组织大部分是被破坏掉,或者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力量,所以新干部进去马上就可以掌握全局,但是广东不行。比如海南,海南完全就是存在这种现象,海南完全是冯白驹的天下。那么广东,基本都是东纵的天下,那么东纵的部队曾经离开过后来整个又回去了,所以广东地方的干部,党员,他们在解放以后马上就开始掌权,从基层的乡、镇、县一直到省,都是他们的干部,虽然派了很多的北方干部来,但是很难掌握到实权。所以在广东地区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广东都是四野干部,四野的干部和广东省的干部冲突很大。那么这些问题,最终都反映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那里。四野干部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广东的干部照顾地主,尤其是华侨队伍。因为广东华侨的分量非常高,他们占广东的经济收入,国民生产比例非常高,他们的经营,所以对华侨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所有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彻底把广东这个端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把广东整个地方势力全部打掉。有两个办法就是土改,用土改办法来解决整个基层问题,任何干部和地方的地主有联系,先把地主打掉,把你从原来的岗位上通通清除掉。所以在广东也好,湖南也好,福建也好,在很多南方地区打了很多的反革命集团。这些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其实很多都是地方的党的地下组织。因为他们当年出身比较好,然后他们整个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他们能够长期的留在敌后,最后战争的时候为了配合大军,他们发动起义,策动地方的势力造反,然后和平解放当地,所以他们很顺利就取得了理解。这些人后来,绝大部分都被打击了。这个问题就是和刚才说的土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建立共产党的基层政权。那么这个基层政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整个的原则制度,因为这个基层政权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整个的政权组织,因为地下党这一块,包括在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的家属,军队的家属,那么包括烈士的家属,他们这些人很多都是出生于富裕家庭。那么这个情况直接导致,要想建一个稳固的政权,那么必须走这一步:跟地主撕破脸,所以土改当中暴力出现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我就不具体再讲了。
    我想另外一个话题值得我稍微再提一下,就是刚才秦晖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土改之后又搞集体化。因为这里头其实有了很大的悖论,就是导致土改机制是私有化,是全面私有化,是满足每一个农村的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需求。所谓耕者有其田,这个方针其实就是民主革命当中提出的最高的目标。我们知道,1927年到1937年那个阶段,后来教科书上叫苏维埃时期,但其实又叫土地革命阶段。所谓土地革命,也就是中共其实就是想通过那个阶段,然后把土地最后平分给广大农民。但是既然是要满足农民要求,既然要让农民得到土地,而且农民,就是相当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得到了土地,农民因为这一点也对共产党有很多好感。我看过抗美援朝期间,中共五十四军很多的档案。因为部队打仗,然后师团很多档案被美军给缴获了,缴获以后里面有很多的家信,看那些家信就能够看到,很多家属写信给前方的战士和干部,就是讲土改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家里分了这个,分了那个,很多东西改善了,共产党很照顾他们,如何如何,你在前方安心打仗,报恩等等这些,都有。当然这些信里面也有,富裕家庭被分了土地,也有讲了这些情况,但是不会赤裸裸讲你要去反对共产党,但是讲日子过的很苦,土地被分了等等。但是大多数是比较贫苦,包括城镇的一些农民出身的缺衣少穿的人,他们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就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好,你们应该如何如何报效国家。所以看到土改确实让农民拥护了共产党,这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几年之后就把农民刚刚得到了一亩二分地,农民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正在辛辛苦苦的去发展这个生产事业,去发家致富。突然就在1953年开始推动这个所谓的合作化,然后就是合作社,然后就是等等,1955年,1956年,全面的把农民的土地实际上变成国有化,又把农民土地剥夺了。这样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今天看农村没有发生群众性的大规模农民的反抗。没有领头人了。农村的宗族势力和过去的那些各种各样传统的势力全部被破坏掉。农村当中掌权的人,全部变成是过去很穷,生活条件非常差,地位非常低的那群人。解放以后他们掌了权,他们念共产党好,他们拥护共产党,他们靠共产党吃饭,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贯彻共产党的指示、方针、政策,他们不管满不满意,他们要这样做。有些人非常不满意,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些过去的干部,他们后来写回忆录,或者他们做的口述,他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就要那么做,他们心里很痛苦。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跟着共产党,他们知道必须那么做,就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农村当中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这个和民国时期,包括民国以前中国传统社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官逼民反,官逼了民反不了,为什么?因为土改搞的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共这次土改政策成效非常非常大。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农民真的很可怜。
    当时我最后稍微补充一点,我说中国的很多地主、富农也好可怜好可怜。因为我做过这样一个调查,首先第一个,中国没有富农权益,中国传统找不到什么富农的概念,只有工农,半工农,贫穷是有的,富农的概念从何而来?是中共移植的一个概念,是硬套在中国一些富人头上,稍微富一点,给他们扣一定富农的帽子。但是他还是农民,怎么把它变成地主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地主、富农是一类人,是打击对象,是中国社会的那个叫劣等种族的人,他们是被管制的。所以这部分人非常非常冤枉,其实他们往往是中国农村当中那些精英的农民,他们是有生产能力,家里劳动力比较强,然后比较有经济头脑,能跑长途运输、开一个什么小油坊,开一个什么小磨面的面厂或者作坊等等,他们有点儿资本,有头牛有头驴什么之类的,无非就是如此,跟俄国的富农完全不同。这就不细讲。这些农民很冤枉。
    另外一个就是地主,刚才秦回讲到,中国其实尤其到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分化非常非常严重,社会的这种战乱、变乱非常多,所以大地主非常少,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是“析产制”就是所谓的欧洲是长者继承,中国的传统是你家只要有一个儿子就分一分财产,有十个儿子分十份财产,所以再大的地主,几代下来就分光了,根本不可能有大地主出来,中国的大地主都是什么?是军阀,或者是官僚。所有的土生土长的都是小地主,就是一代一代分就分光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刚才讲我父亲从江西过来,江西过来以后,然后到重庆附近,他们家族整个过来,过来以后发展起来。从我们家家谱来看,当地就没有人,没有人烟,有夜狼、狗什么的到处都是。所以他们就把一大片地都占了,圈地。其实本来也不富,我不知道到了一个什么成分,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慢慢就变成一个大家族式的,可以说是地主,然后慢慢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然后就一代一代分,一会儿产生一个大地主,然后几代以后就没有了,然后又一代又产生一个大地主,过几代又没有了,等到我父亲那一代的时候,我父亲的爷爷还是地主,但是我父亲的爷爷有三四个儿子,又一分,分完了以后,我父亲就变成工人了。所以共产党一进城的时候我父亲的成分就是工人,他当然就非常好,出身非常好。但是我父亲的兄弟几个留在农村还继续经营土地,他们因为十几亩、二十几亩土地,就变成地主了,然后就被管制了,子女也很困难。所以可以知道,就是关于地主成分的划定,一刀切的政策完全不管你地主的好、坏、恶、劣,这种政策实际上把很多的,其实可能没有什么罪恶的地主都打倒了。
    当然我要强调一点,其实我看了很多的档案,很多地方是有那种为富不仁的地主。那么这样的一些记录,这样的一些回忆录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统计材料也能看到,也有很坏的,农村当中的,就像秦晖讲的,有一些地方劣质化的恶霸,这些人确实是值得打击的。但是问题在于那个时候第一没有法制,第二是他并不是按照你这个真正的恶霸来做的,是要把地主权威打下去,把贫苦扶上来,用这样的方法,把整个农村搞一个天翻地覆,要颠覆整个农村社会,这样一个颠覆结果把过去整个农村的富裕阶层全部打下去了,然后把贫苦阶层的扶上来。造成的结果是,毫无疑问贫苦阶层觉得共产党非常好,那么到今天很多阶层的这样出身的人还是觉得共产党非常好。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生产力,比较好的一些因素被破坏掉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土改应该做一个对比,是和平土改。他是国民党去了台湾以后,然后把他在台湾夺取的或者占领的或者取得的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工厂、企业、商业把它们通通国有化,国有化以后折成股份,加上黄金和一些钱,把这些东西平均化以后分给地主,他用比较低的价钱,从地主手里强行把土地买回去,然后让地主拿这些股份到城里去经营。所以台湾后来出现了很多的地主转商业者,并且后来在工商业方面搞的很大的人,包括他的太家,姑家都是大地主。这些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农村当中,我刚才讲,农村的这种析产制,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小地主和各种各样的富农,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生产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他们有很强的经营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用一刀切的办法通通打下去,这部分生产力就破坏了。而台湾在这方面,他和平土改的方法,保护了这一部分人。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当年被剥夺的这些人,他们的子女抱怨,写书说土改政策如何如何不好,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他没有出现最大的反复,另外他没有搞集体化。我讲的基本就这些,谢谢大家!
    
    来源:《读品》第105期&106期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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