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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2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2 16:25:56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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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许小年
标签: 改革开放

    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促使中央银行收紧银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遭遇融资困难,一些企业因此而破产。我们又处于典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两难困境中:紧缩银根则经济增速下滑,失业上升;不紧缩银根,则通胀抬头。在度过了最为困难的2009年和最为复杂的2010年后,我们迎来了最为纠结的2011年。
    当前的通胀是过去两年货币超发的结果。2009年广义货币增长28%,GDP增长9.2%,两者相差19个百分点。2010年广义货币又增加了20%,而GDP增长10.3%,仅为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一半。多发的货币迟早要体现在价格上,不是商品价格就是资产价格,或两者同时上涨。所谓输入性通胀、天气异常不过是混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托辞,即使公众能够接受,通胀也不会因此而回落。
    为避免出现恶性通胀,我们应下决心继续紧缩银根,更多地使用利率、汇率的价格手段,辅之以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手段,将过去几年间超发的货币收回来。毕竟超发货币带来的繁荣是暂时的,输血可救急于一时,不可能维持身体的长期健康,与其坐等滞胀的到来,不如抑制通胀于初发之时。
    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中,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不可兼顾:要想保增长,必须容忍通胀;要想控制物价,必须牺牲增长。这个政策上的两难导致了政府的犹豫不决,以及民众和企业对紧缩的抵触。实际上,两全之计是存在的,但必须到凯恩斯经济学之外去寻找,将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需求分析转向供给,从投资、消费、出口需求转向供给仍处于短缺状态的部门。
    凡价格高涨,必然是供不应求。以金融行业为例,眼下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黑市利率高达50%,甚至超过100%,说明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应严重不足。不是因为银根紧了和资金缺乏,而是中间渠道不畅通。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国企没有资金问题,为什么各地仍在拉闸限电,为什么木材、中药材等商品的炒作依然火爆。如何将社会游资引向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放松管制,让更多的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发挥金融中介作用,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活跃地方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我们不差钱,差的是机构和渠道,差的是金融开放。
    供不应求的另一行业是房地产,房价就是供需失衡的反映,而房地产的瓶颈制约因素又是政府垄断的土地供应。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决定当期房价的不是当期的供给和需求,而是预期的供给和需求。“18亿亩红线”已在社会上牢牢地建立了土地稀缺从而房产稀缺的预期,干预房地产的18般兵器(“国十条”和“新八条”)又大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期开发规模随着销售额的萎缩而减少,势必引起未来供应量的下降,调控政策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供应短缺的预期,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房价上涨的压力。
    保障房是否可以增加供给,扭转供不应求的局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以“大跃进”方式上马,保障房本身就问题重重。盖房的土地在哪里?资金在哪里?交通、商业、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谁负责提供?有无足够的建筑施工能力?怎样保证施工质量?保障房建成后如何分配?市民是否愿意去住?若不研究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仅仅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把指标强压给各级政府,结果一定是弄虚作假和骚扰民众。媒体已有报道,一些地方将拆迁安置房、教师和员工宿舍算作保障房,凑数完成任务,实际并未增加有效供给;在另一些地方,政府预收了几十年的房租,以筹集建设资金。做不到的事非要承诺,画饼充饥吊起了胃口,预期一旦落空,饥饿感更加强烈。
    退一步讲,即使保障房顺利建成,商品房可能会因此而更加昂贵。这是因为保障房主要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能够分流的中端和高端需求有限。由于“18亿亩红线”的硬性约束,土地供应总量是固定的,用于保障房的多了,用于商品房的必然减少。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保障房计划使预期商品房供应缺口扩大,会推动商品房当期价格上涨。
    除了土地,对市场预期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货币政策。因加息步伐落后于通货膨胀,真实利率长期为负,通胀预期抬头,购买实物资产的需求持续旺盛。在“买比不买强”、“晚买不如早买”的心理驱使下,假证明、假离婚、个人购买转为公司购买等手法流行,严厉的行政手段也无法压制坚挺的当期需求,房价并未出现显著回落。
    如果政府下决心将房地产调控进行到底,是否能够改变市场的预期?也许,但问题是调控能否进行到底?过去几次楼市调控,都因投鼠忌器,顾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放弃。一旦政策松动,价格立即报复性反弹,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在控制通胀的总体方向下,政府似乎愿意牺牲一、两个百分点的GDP,以求房价的下降。但这次必须顾忌的“器”也不同了,地方财政可能成为新的掣肘因素。
    房价的症结在于地方财政,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房价中约40%-60%为地价和各种费税,也就是地方财政收入,不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房价就是打不开的死结。
    有人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财权过分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地方不得不另辟财源,土地财政应运而生。这个分析看上去有道理,但并不准确,地方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过快,特别是金融危机期间,执行拉动内需的政策,各地无不大干快上,地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猛增。支出超过收入,地方政府只好用卖地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弥补不足。请注意,用土地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这是土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不仅影响卖地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官方数字表明,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8千多个,贷款余额8万多亿,相当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预算总收入。
    房地产调控令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如果将调控进行到底,资金链条首先断裂的可能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开发商,那时怎么办?如果沿着行政干预的思路走不下去了,房地产市场的希望又在哪里?
    和金融业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和开放。具体而言,开放土地一级市场,增加土地供应,平抑地价和房价,彻底改变土地和房屋越来越稀缺的预期。土地的市场配置将消除土地财政,为了平衡地方预算,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不在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划分,而在政府职能的准确界定,以及公众对财政税收的监督。政府应弱化其经济功能和投资功能,裁减冗员,削减政府消费,将有限的税收收入集中在公共服务和民生上,民生项目包括了保障房的建设。换句话说,财政改革重在节流,而不是开源。政府的职能和开支若按现在的趋势扩张,再开辟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如果要节流,就必须强化纳税人的监督与制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我约束是靠不住的。
    跳出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从宏观政策和行政干预转向改革开放,改革财税体制,开放垄断的和被管制的行业,开放市场,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未穷尽,是僵化的体制使我们陷入当前的两难困境。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就能够打破僵化的体制,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2011年5月29日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的讲话)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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