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民智”的“社会工作者”

据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国家法和法学比较史专家、社会学的开创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统计，1912年俄国有自治机构的省份有40个，在自治机构中的人约有8.5万人。他们在其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成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会的知识阶层，改变了“城里有文化的人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城里人的标准语。他们彼此不了解，没有任何共性……形成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状态。19世纪后25年“第三种人”也曾经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农村建成“反对私有制的堡垒”的思路做过一些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渐趋主流，摆脱中世纪的宗法传统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这些农学家——组织者“具体工作”的指导方向，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国特色“社会实践”的工作经验。

由于俄国的市场化进程以及“深入社会”的“社会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国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商业者地位第一次超过了贵族，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的共同体本位价值观也出现了“平衡移位”，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在逐渐减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乡办教育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双向过程中，农民的识字率从19世纪中叶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农村整体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世纪70年代以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移民，1869-1900年彼得堡人口从66.8万增加到124.8万，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来到首都的，从1890年到1900年每年还有720万的外出打工者。农民出身的新市民后来成为影响农村转变的“传送带”，农民开始接受新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对城市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逐渐理解。在他们的行动中理性、个人因素和宪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以后，工商业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种协会的申请，从申请中附带的协会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价值体系中，个性解放和维权的意识占据了显著位置。

以前俄国普通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称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鄙视商业和企业在俄罗斯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经商的犹太人”的偏见始终难以消除。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如果受到赞扬，往往不是由于企业生产活动的成功，而是用赢利的钱所做的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后都愿意实现身份转移。但是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到19世纪末受到了挑战。

这一阶段由于贵族没落的速度加快，他们占有的土地从19世纪60年代的8700万俄亩减少到1905年的5300万俄亩，40年中减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间在欧俄的47个省这类土地又减少了1100万俄亩。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剧了旧贵族的破产。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启蒙和宣传下，人们对“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瘟疫”的敌意明显降低，而对贵族身份不再感兴趣，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正在取代贵族的地位。著名企业家里亚布申斯基就说：1861年后，“商人的自我评价明显提高，几乎再没有人像从前那样追求贵族身份”。比如1899年沙皇曾赐予契柯夫贵族身份和三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契柯夫不但对此秘而不宣，而且羞于公开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传记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档案中发现此事。俄国改变了传统上轻商抑商的文化传统，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认为靠个人奋斗、个人努力远比躺在祖宗的荫庇上光荣。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绝站在贵族的后面，坚持站在前排，争执的结果是商人获得胜利，多年以来加冕礼仪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社会改造初见成效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民问题的广泛性与尖锐性凸现出来，各种派别为之进行了广泛的论战，自治局工作者认为，地主经济不可能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主流，而只有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可能会更为有利。他们跳出了以“道德人”或“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争论，而是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分析出发研究其农民的经济行为，使之提出的理论更能为农民所接受。由于俄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自治局所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使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农民、乡村和农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辉煌成就。他们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实践，使得俄国农民学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峰，仅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专著就达4000多部，他们还完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自治局工作者”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本着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的工作看似琐碎，但平心而论，这些“实际工作者”为改变俄国阶级结构两极对立、“中间群体”力量薄弱的状态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济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如1890年代初因俄国暴发大规模的霍乱伤寒，自治局工作者全力投入抗疫，有多达60%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因接触病人而死亡。

从1864年“自治局法令”颁布到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是地方自治运动展开“社会实践”卓有成效的阶段。这一时期“自治局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改善社会环境、提高民众的素质，仅1865-1884年地方自治局就向政府提出2623项申请，其中约有近半数的申请所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使俄国在教育、卫生、交通、民间金融各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世纪初他们办起了1万所初等学校和大量的“扫盲班”；1898年在34个设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内建立起2000多个图书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呼吁和运作下，乡间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大提高，20世纪初俄国的单位人口医师占有率比19世纪70年代增加4.4倍，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设点；地方财政支出的1/4~/1/3用于医疗卫生，医院服务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而且是免费医疗；9岁以上的居民识字率从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寿命增长了2岁（从30.4岁到32.4岁）。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大学生则增加了6倍，图书馆的数量增加了4倍，图书报纸发行量增加了2倍。在农业方面建立了不少示范农场，大力推广机械化的新式农机具，明显提高了农业生产率；34个省的359个县里设有243个地方自治会邮局，这其中2/3的邮局架设了电话网并设立了乡村通话点。在城市里建起了排水设施、道路照明、剧院、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在他们“眼睛向下、工作中心向下”的不懈努力下，俄国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在快速缩短，甚至出现融合的趋势。

政治诉求提上议事日程

“自治局工作者”的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他们虽然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俄国农村和基层社会当时的“问题”并不只是扫盲、修路、开诊所，更多的问题仍是社会性的，涉及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体制。自治局工作者事实上不能不卷入各种农民维权的事件。他们虽然并不鼓吹“革命”，但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支持农民就难免得罪官府。于是仅19世纪70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并有多人被逮捕和流放。“革命者”说这些专家是当局的走卒，而当局却认为他们是异己力量。

但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仍然在悄悄改变俄国。

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议会代表制度在1864年、1890年的两次《地方自治机构法》颁布后，城市的自治管理步伐加快，从彼得大帝建立官僚体制以来，沙皇政府机构的活动第一次遇到了挑战和竞争。从事自治局工作的人认为民众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目的和活动方式，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者牺牲前者而满足后者，自治机关是以“公众性”而非“国家性”为目的。在法定的私人和公共范围内，国家不能横加干涉。他们对国家职能和公共职能作了明确的区分，提出经选举产生的市杜马只对选民负责而不对政府的官僚机构负责。这种状况导致了市杜马和政府关系的破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政府于1892年颁布新的市杜马选举条例，提高了选民财产资格和代表人数，结果这一举措更导致了双方对立情绪的激发。市政改革上体现的公民政治权利诉求更加凸现。各地出现的“沙龙”和“小组”成为了舆论中心，成为了思想争鸣和社会问题讨论的载体，它们与新闻媒体形成相互配合，形成了知识界影响报刊、报刊影响社会舆论继而进一步影响统治阶层的循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活动，都受到了来自社会和社会自治机构的监督”。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在形成和反映社会舆论中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监督所起的作用都越来越大。以至对于官僚们来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们不仅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机构的意见，还要竭力讨好和迎合它们，并妥善处理与它们的关系，那种“衙门里的人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20世纪初最高政权在同舆论界的每一次冲突中都做了一些让步，社会对政府部门活动的监督能力有所加强，在这种良性互动下，社会获得了为争取自己权益以合法手段来影响立法工作的可能。

从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这12年间，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三种力量”合法介入俄国政治的重要阶段，他们营造的社会氛围和基层自主意识为俄国自下而上地向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方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05年以后城市联盟和地方自治联盟的作用增大，市政管理也从原来的收税、治安、征兵三项的警察式管理向社会服务性转变。这些切实可行工作虽然不如“革命政党”言论和“破坏性”活动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是却对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培养中产阶级功不可没，也为合法介入政治奠定了基础。

“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

据统计，20世纪初在34个省的自治机构中有33个省的自治局议员参加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地方自治局在自由主义的引领下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倡导者。沙皇于1905年8月6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0月17日正式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这标志着沙皇首肯了自由主义力主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政府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使沙皇政权具有了立宪的功能，因此《十月十七日宣言》现在被俄罗斯看作是“20世纪国家体制转变”的“最成功的”标志。1914年自治运动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地方自治联盟和城市自治联盟，1915年底全俄有464个城市加入城市联盟，在城市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的政党，二月革命后曾当过临时政府总理的李沃夫公爵（1861-1925）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

到20世纪初，俄国的各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无论政治取向的、还是行业、职业成员利益体的或者是以慈善为目的的组织都是自愿成立、自主活动的组织。各个行业都有协会成立。这时俄国已经孕育出许多公民社会的要素，“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迅速”。全俄占总数10~11%的商人和占总数16%~36%的市民拥有自己的福利机构，向本行业内部的贫困户提供物质帮助；全国有14000个各类慈善组织和机构，全国有大约100个中学教师协会，150多个私营企业职员协会；企业主方面有冶金与钢铁加工代表联盟、金属加工工业联盟、全俄企业主协会联盟、全俄贸易与工业联盟、捍卫工业委员会，农业方面有全俄土地所有主联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职员都有捍卫自身利益社会团体。劳动者方面俄国的上千个工会中有150万会员；全国还有6.3万个合作社，吸收了2440万成员（1903年11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宪政自治运动秘密团体，参加者多为知识精英、城市中产阶级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地主——作者注）。1905年成立了“全俄农民联盟”，年底有20万农民加入。从上层人物到普通知识分子都把参加社会组织看成是非常体面的事，看成是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平台，有时一人甚至参加好几个组织。

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后，民间积极性更加高涨，全国涌现出1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其中君主主义的政党有4个；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组织有38个；由地方自治派组成的“全俄协会联合会”属于中间派政党，在“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的基础上成立的“立宪民主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它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是“民主法制派”的倡导者；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党有45个，其中最大的社会革命党到1917年时发展成为拥有100万党员的第一大党，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组织16个，那些原来蛰伏于地下的革命政党都纷纷亮出旗号，成为可以利用杜马讲坛的公开活动者。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