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再度成为革命的合作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本来就腐朽不堪、只体现“警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带来深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在和平年代极端反感自治局“蚕食”政府权力的“官本位制”的政府行政机关这时不得不向自治局求助，已经承担了相当部分政府职能的地方自治机构趁势“坐大”，成为俄国名正言顺的“第二政府”，它们利用自己广泛的动员能力为前线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保障，在积极为战争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扩展机会，乘机与政府“抢夺天下”进而取而代之，因此被人们誉为俄国在一战中的“中流砥柱”。在战争时期自治局及时提出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建议，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俄性的民间组织，在1905年革命中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就是1904年在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倡议下组成的，以至于到后来沙皇意识到“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时，“第三种力量”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虽然这些“实证主义者”在其社会活动阶段不问主义，多干实事，但自治局工作者当中具有“左派的革命情结”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进入“第三种人”的行列实属无奈，本来就有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成分，一旦情况允许他们便要超越原来的“渐进”设定和不拘泥于“小事原则”，要表现出“激进和革命”的本能，随时准备完成“七十年代人”没有完成的理想。19世纪末自由主义活动家彼得·罗凯维奇和自由派记者在莫斯科召开有40人参加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会上就有人提议建立秘密组织与沙皇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该组织后来改称为“地方联合会”。他们在国外所办的《自由言论》杂志成为地方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实际上这时“第三种人”的行动已经成为反沙皇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对体制内保守势力和不思改革的失望导致自由主义发生了变化，原来一些属于自由主义温和派人士，到20世纪初逐渐激进起来，比如“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齐契林原来一直因为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而受到革命派的谴责，可是就在他临去世前的一段时期，就连《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都称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为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1901-1911年这十年间因恐怖活动被杀的有1.7万人，其中有大部分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在政治上“第三种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行为方式上的不认同，但是他们始终把对方看成是同盟者，例如自由派学者，1883-1902年曾负责管理大臣委员会事务的库洛姆金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和革命者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抗”。他们尽可能地在政治诉讼中为“革命党人”提供保护，拒绝在杜马讲坛上谴责其行为。由于城市杜马的“左倾化”，它“被一种易怒的、缺乏忍耐力的政党政治的氛围所笼罩，并预示经常性斗争的不可避免”。战争过程中政府机构的无作为，反对派利用一切机会鞭笞皇权政府，使其合法性丧失殆尽，最终导致了二月革命的爆发。

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曾有过几个月的最辉煌时期。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原来沙皇政府省、县两级官员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污点”被民众所抛弃，地方自治局由于半个世纪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实践积累”，赢得良好口碑和“人脉”资源，很快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一套人马有两个招牌，以民间自治机构的名义担负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成为各地实际上的临时政府。自治局人士欢呼“迂回道路”、“曲线救国”终获成功，他们顺理成章、兵不血刃地从沙皇政府中接管了政权，半个世纪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自治机构在二月革命后立即进行了民主改革。3月2日革命成功，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3月3日自治局工作者就在发表的第一份宣言中称，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为此后进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进行实际操练。很快选举工作就在43个省、456个县、9305个乡大力展开。在最后选出的30万个乡议员中，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农民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乡自治会选举后又进行了县、省的自治会选举，全国共选出23551名县议员，构建起了完善的民主地方权力基层组织。3月5日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是临时政府委任的全权代表，统管地方事务。这样，主要由“第三种知识分子”主导的地方自治机构就正式成为了新生的民主俄罗斯的基层政权。

从“不够民主”到因“民主”获罪：自治局工作者的厄运

但是好景不长，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很快结束了地方自治的辉煌。

继承民粹派革命党传统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原本与“第三种人”并非一路，在理论上也多有批评，但在二月革命前的专制时代，它作为反对派实际上也从地方自治运动约束专制、扩大自由、开拓社会公共空间的活动中受益。而且正如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一直参加杜马选举一样，它也参与自治局的活动。“自治局工作者”中虽然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是主流，但也有若干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布尔什维克（如А.И.赫里亚谢娃等）。在1917年2－10月期间，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为拆临时政府的台而不遗余力地鼓吹群众性“大民主”，在基层拥有民主权威的自治机构也是他们要争取的讲坛。当时他们对“自治局民主”基本上是肯定的，但认为还不够，应当尽快选举出完全正规的民主议会，即立宪会议。如托洛茨基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其民主形式，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但是它表达的是“昨天的人民群众的状态”，可以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所以全民投票选出的立宪会议要比地方自治会议民主得多，要更具有代表性。

但是十月武装夺权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搞“专政”了。尤其是1918年1月他们在自己掌权后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惨败后便立刻变脸，以暴力驱散了立宪会议。从此开始了“专政革命”镇压“民主反革命”，或按列宁的说法即“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过程。地方自治机构原来的缺点是“不如立宪会议民主”，而现在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自然最“反革命”，不那么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也不能再存在，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会议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这就是新政权对自治局工作者的基本态度。

当时由于绝大多数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与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决定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布尔什维克在通告中称，“所有自治机关及其成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发表反苏维埃言论者一律逮捕，并交付革命法庭定罪”。1918年1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其中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各地的自治委员会机构统统被苏维埃政府取缔。俄国的“第三种知识分子”与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此结束了。他们的实践活动本来可以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的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埋葬了一切探索的途径，“第三种知识分子”与“地方自治”运动的实践都以悲剧命运告终。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回光返照”

内战结束以后，各级社会组织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机器中，而不能具有自治的社会功能，由国家主宰小共同体和个人的局面远远超过了沙皇时期。1922年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规，委托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社会组织重新进行登记——内务人民委员会成为社会组织的监察机关，并逐步形成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控制机制。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监督的内容事无巨细，同时，监督的机关也越来越多——苏共、共青团、苏维埃、工会等都对民间的社会组织有控制权。结果，除去工、青、妇这些党的外围组织以外，其他试图建立旨在实现社会利益的非共产党的任何机构都被禁止。

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几乎所有原来独立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1927年在苏联内务部登记的约7000家全国性的所谓群众组织已经完全没有自治组织的任何要义，甚至连“拉普”那样意识形态极端正统、只是成员有点同仁结社性质的组织也被取缔。此后苏俄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前的社会组织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只不过变成了苏维埃国家机器上的衍生品。它们都是“国字号”的变种或是文化娱乐之类无关紧要的团体。这些组织缺乏任何社会积极性和自主能动性，这种团体也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结构，而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虽然苏联历届宪法都保留了“结社自由”的条款，但那都是装饰性的词语，独立的社会组织根本不能发展，因为苏联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苏共是一切社团的领导核心。“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就这样付之东流了，曾经已经初见端倪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面貌戛然而止。

但是在20年代新经济政策期间，他们曾经有过一个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不仅仍是农民国家，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饥荒，大批的工人返回农村，在战前最好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1/3的工人还被雇佣。就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成为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只有农民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工人返回农村，农民比重大增。另外，革命不仅消灭了地主，打击了富农，使农村中农化，加之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反动，农民又回到古老的村社自然经济中，战时共产主义阶段认为需要取缔市场、抑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货币的使用量极度萎缩到战前的1/70。布尔什维克尽管在理论上不满意村社，但是为了抑制农村的自发势力一直实行“反对独立农庄化”的政策，企图把全国变成全俄规模的重分土地公社，这种政治经济氛围有利于“第三种知识分子-社会学工作者”的再度活跃，因为他们过去在村社农业中对土地整理、社区组织等事务是真正的专家。在既摧毁了斯托雷平式资本主义农业又没能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只有传统村社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当局还是有赖于他们的。

十月革命后大批的自治局工作者脱离原来的组织，为苏维埃政府服务。但是他们的“实证”理念并没有随之改变。此时自由主义已成“昨日黄花”而迅速凋零，“不问主义只干实事”的观念再度浮现，民粹主义价值观又一度占上风。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只在于从斯托雷平式的不公正改革下挽救了农村公社，为实现“村社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而且革命后为了抑制农村自发势力，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化条件成熟之前，采取了“把村社放在第一位”的政策，这些政策也为这些曾经的民粹派所拥护。因此革命后“第三种人”又一度相当活跃，在群众中、学术界乃至党政机构都有一定影响。当时有那么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民粹主义宣传也是合法的。由原来的自治局工作者和以拥护苏维埃政权为前提的民粹派合流形成了所谓的“新民粹派”。这其中以恰亚诺夫的“农民—社会组织者”最为著名。

“第三种人”的终结与“历史的回声”

但和此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活动，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但是这种状况也没有持续几年，很快便被斯大林的社会改造浪潮吞噬。1929年，党外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开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和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中，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党”——“劳动农民党”，新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恰亚诺夫等15名学者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生命也悲惨地结束了。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主要目的”的俄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含义，成为一种近似于现在“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存在或具有NGO组织的某些活动模式。在1930年“新民粹派”被处决之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复存在了，标榜独立于“政府与革命政党”之外的“第三种人”也统统被纳入苏维埃国家体制。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俄国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以后，俄罗斯大地上才又出现了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主义”、麦德韦杰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知识分子群体。

总体而言，苏联剧变以后流亡在外的别尔嘉耶夫等人以及索尔仁尼琴基本上继承的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剧变”前后，俄罗斯社会与思想界对从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列宁主义的这一传承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思，自由主义则一度成为主流后又因经济转轨中的挫折而再度衰落。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则因为政治倾向模糊能为各方所容，并且因做了大量“实事”而获得好评。剧变以后回国的索尔仁尼琴就注意到与这种传统的对接，他呼吁俄国知识分子重新掀起做“具体实际工作”的“第三种人”浪潮，并且他自己还创办了一份“地方自治通报”的杂志。目前从投身政治的“顾问”和政府谋士以及科技工作者分化出来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社会学工作者”近年来与世界非政府组织接轨，又以更广泛、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从理论资源的汲取中和实际操作上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