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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9 次 更新时间: 2011-08-02 16:46:27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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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大国的崛起与衰败
·许倬云
标签: 大国崛起 文化融合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大国崛起的问题”,也牵涉到中国本身历史,这个题目本身当然有其时代的意义。今天中国的兴起,不仅引起世人瞩目,而且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以及他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意愿,也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厢情愿地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大国崛起这四个字,当然意味着,在列国体制之中,有一个大国或是若干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于有些大国成为霸权。在近代几百年历史上,我们看见自从西方兴起之后,曾有一连串的大国,成为世界的霸权。但也没有任何的大国,可长久地站在领导位置上而不衰退。兴和衰,本来就是接踵而至。我常常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起,要具备许多的条件,而一个国家的衰亡,却会被任何偶然的因素,拉出一个缺口,同时,系统的衰老,也会将兴盛的大国推向衰败。最近美国的形势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兴旺了几乎两百年,尤其最近一个世纪,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的霸权,但最近却是捉襟见肘、窘态万分。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这是常见的现象。今天讨论中国的崛起,而我先说到衰亡,也正是为了要提出一些警告,万事不能单从一面想,时时心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总是好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融合
    
    回到中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列国体制,西周败亡以后,王纲解体,此后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都是列国体制。春秋的数十个国家,其中“五霸”都是以大国的身份,各自主宰当时。战国只有十
    个国家左右,“七雄”轮流坐庄,彼此争斗,最后秦国统一天下。春秋战国两个漫长的时期,强国的出现,都有各自具备的条件。例如,战国时代的齐国,具有渔盐之利,是当时最富的国家。但逐渐其它资源,例如,铜铁和马匹,都是战争所必具,于是,占有这些资源的国家也一个又一个地进入霸权的争夺。战国终了时,铸铜、炼铁、冶钢都变为重要的工业,也决定了那些国家的盛衰兴亡。“战国七雄”都不断地改革自己的内政,也以不同的制度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们彼此学习,到了最后,都发展成具有强大武力的官僚国家,奠定了秦汉帝国的基础。当时整个的形势,是后来者居上,前面一个霸权衰了,在衰亡的过程中,就让后面的霸权有了发展的机会,终于起而代之。在孟子时代,大家已经有一个认识,天下必须定于“一”,至于谁是那个“一”,则正是列国争夺的主要目标。
    春秋战国争斗的时代,也是融合的时代。东方齐国的阴阳观念、鲁国的儒家思想和生产制度,融合了三晋的管理哲学,又与楚国道家哲学互动,逐渐构成了综合的中国思想系统。各个国家的资源互相流通,发展了一个全国的经济网。在交通路线上,有许多大型的城市,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成为发展文化的重要场合。甚至于国家的组织,也因为互相学习,发展成类似的文官制度。因此,这个冲突的时代,却也是交流与融合的时代。
    秦国依仗武力,统一天下,他的管理方式非常严格。从今天考古数据看来,秦国的地方官吏,很多就是秦国军队的军官在他们征服的地点,担任地方首长。秦制车同轨、书同文,是要以整齐划一的制度,将全中国放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这一个专制集权的朝代,并没有维持很久。接下去的汉代,在许多制度上继承了秦制,可是因为新朝代的统治阶层,本身都来自于民间,也来自各方,却并没有以一个制度凌驾全国。
    汉初一百多年,其实继续进行的是战国时代的文化融合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汉代,是中国文化体系全盘发展的时期。战国到汉初,《吕氏春秋》、《淮南子》都尝试建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武帝时代,董仲舒糅合先秦各种思想,组织为天人、内外彼此感应的宏观思想体系。这一个时代,不仅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文化体系扩张和深化的时期。有了如此宽广宏大的气概,中国遂能不断吸纳佛家、中亚启示性信仰,以至近世的西潮,蔚为博大而复杂的中华文化。从汉代以后,中国的朝代,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汉代规模,中国帝国不是秦式的、而是汉式的天下国家。其中的构成成分,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而各地和中央的关系,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统属,更多的是文化的涵化。在天下国家之内,有核心与外围,各地、各族群彼此关系,有不同的型态,也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其理想的境界,乃是近悦远来,来者不拒。汉代发展的察举制度,将地方人才不断地吸收,进入中央,同时,来自地方的官员,将地方的信息,不断地带入中央。这一个信息回馈系统,是天下国家可以不仗武力,而保持大国众民的原因。
    
    泛希腊时代的文化融合
    
    我们看看西方的历史。希腊半岛上城邦的竞争,也有若干“大国”,成为霸主,而最后统一希腊的却是希腊最边陲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希腊帝国,西方到地中海的东岸和北非,东方到今天的中东地带,往南几乎进入印度。在希腊各邦竞争的时代,大国的崛起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五霸”、“七雄”一样,有兴有亡、有盛有衰。从表面上看来,亚历山大的统一是完全武力达成。但是,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死后却开启了泛希腊文化(Hellenic period)的时代。虽然帝国崩解为若干大国,希腊文化的影响,却是弥漫各处,将地中海的大部分周边地区和埃及两河的中东地区,都笼罩在一个希腊文化的基础上。这一个时期,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时代。亚历山大自己曾经致力于融合各个族群和地区,他将波斯军队纳入希腊的军队组织之中,他鼓励希腊人和当地族群通婚。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交换网下,这一个大地区内出现了许多城市,城市中的居民与其它城市之间的交流,是希腊文化遍及各处的重要因素。他奖励学术,在今天尼罗河河口的亚历山大城,有一个当时最大的图书馆,将希腊世界的知识汇聚在一起。泛希腊文化时代,在历史上有其意义;许多重要的史学家,例如,William Tarn、Micheal Rostovtsev、Amaldo Mamigliano、Peter Green等,都指出泛希腊时代文化融合的现象。
    大致说来,他们都指出经济交流、城市出现,具备了文化交流的条件。于是,若干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彼此冲击,互相影响,形成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发展共有的特色。在这一环境中,希腊哲人的智慧,尤其是主张言行谨饬节制的Stoicism(斯多葛学派)的观念,加上中亚启示宗教与救赎观念,改变了犹太部落神与选民的密切关系,而转化为后来基督教关怀万民的普世信仰,成为后世西方思想的主要成分。我们可以说,泛希腊时代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和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极大的相似处:在大帝国秩序内,将许多地方新的文化,逐渐融织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中国的崛起应理解为重组了一套融合东西的政经组织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过西方文化几百年的扩张和深化,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全世界基本上都笼罩在一个同构型的世界经济网和文化体系之内。今日全球化的现象,亦是大家共同理解的历史过程。在走到全球化以前,西方列强此起彼落,各自称雄一时。今天却是西方以外的一些大国,譬如,中国、印度,甚至于巴西,都在经济上具有引人注目的实力。中东地区的扰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因此引起一些人担忧,例如亨廷顿和福山等人的文化冲突论,担心世界有更多的冲突。中国的崛起,也引起许多西方人士的担忧,生怕中国取得大国地位后,会走向大帝国的方向。
    假如我们以上述汉代和泛希腊时代的例子来看,列国争雄之后融合的时期,不一定是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型态,更可能是一个融合的时期。近代历史上,国际间的融合,已经有国联和联合国两次的尝试,这两次实验的结果,都不能算是十分满意,联合国将来会走向什么方向,还有待大家的努力。同时,区域性的组织,例如欧盟,也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在列国体制之下,经过协商,有大地区的区域性组织,解决彼此的纷争,促进彼此的合作帮助。最近二十年来,经济上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呼之欲出,网络文化也将知识和文化产物,迅速地传播各处,以至于今天各地的大学,学生学习和学者研究的项目,都逐渐趋于一致,这些条件,是当年汉代和泛希腊时代,并未具备的。将来世界定于一,不必是定于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文化上的高度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不应当意味着,有一个新的霸权出现,压倒其它的霸权,独擅胜场。而应该理解为,东亚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经过百余年来,吸收西方文明后,自己重组了一套西和东融合的政经组织。印度的兴起,也可以作如此观。世界文化融合的过程,正在继续进行,将来不是一个单向的西化,而是东亚、南亚,加上未来终究会整合成功的西亚文明,都将融合在一起。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区域性的特色还是存在,可是大的项目,譬如说,科技文明下的新生产方式,和城市文化所逐渐代替了的各地方的农村文化,将全世界笼罩在一个城市网络下面。这些特点之外,在人类的价值观方面,也必然有些新的发展。西和东不再是永远对立,而是纠缠融合,构成多元而互相包容的价值体系。中国的崛起,就不再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出现,而应当是,在世界共同文明体系中,东方体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崛起不再是对世界的威力。
    这一个伟大的志业,不是任何政权单凭政治方式可以做到,却是需要所有地区的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共同投入的大事业。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从1842年开始,就是东方和西方相遇的地方;在这里,中国接受西方影响,是在屈辱下开始的。这一百多年来,香港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窗口;一百年前,孙中山的革命就在港澳开始。今后,香港不再是在屈辱之下,而是以其特殊的地位,继续帮助中国,深度地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也不断地重新估定和阐释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备西方咀嚼与吸收。
    
    (本文为许倬云先生在香港大学所做的演讲)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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