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演的题目是“大国崛起的问题”，也牵涉到中国本身历史，这个题目本身当然有其时代的意义。今天中国的兴起，不仅引起世人瞩目，而且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以及他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意愿，也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不能一厢情愿地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大国崛起这四个字，当然意味着，在列国体制之中，有一个大国或是若干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于有些大国成为霸权。在近代几百年历史上，我们看见自从西方兴起之后，曾有一连串的大国，成为世界的霸权。但也没有任何的大国，可长久地站在领导位置上而不衰退。兴和衰，本来就是接踵而至。我常常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起，要具备许多的条件，而一个国家的衰亡，却会被任何偶然的因素，拉出一个缺口，同时，系统的衰老，也会将兴盛的大国推向衰败。最近美国的形势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兴旺了几乎两百年，尤其最近一个世纪，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的霸权，但最近却是捉襟见肘、窘态万分。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这是常见的现象。今天讨论中国的崛起，而我先说到衰亡，也正是为了要提出一些警告，万事不能单从一面想，时时心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总是好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融合

回到中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列国体制，西周败亡以后，王纲解体，此后春秋战国两个时期，都是列国体制。春秋的数十个国家，其中“五霸”都是以大国的身份，各自主宰当时。战国只有十

个国家左右，“七雄”轮流坐庄，彼此争斗，最后秦国统一天下。春秋战国两个漫长的时期，强国的出现，都有各自具备的条件。例如，战国时代的齐国，具有渔盐之利，是当时最富的国家。但逐渐其它资源，例如，铜铁和马匹，都是战争所必具，于是，占有这些资源的国家也一个又一个地进入霸权的争夺。战国终了时，铸铜、炼铁、冶钢都变为重要的工业，也决定了那些国家的盛衰兴亡。“战国七雄”都不断地改革自己的内政，也以不同的制度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们彼此学习，到了最后，都发展成具有强大武力的官僚国家，奠定了秦汉帝国的基础。当时整个的形势，是后来者居上，前面一个霸权衰了，在衰亡的过程中，就让后面的霸权有了发展的机会，终于起而代之。在孟子时代，大家已经有一个认识，天下必须定于“一”，至于谁是那个“一”，则正是列国争夺的主要目标。

春秋战国争斗的时代，也是融合的时代。东方齐国的阴阳观念、鲁国的儒家思想和生产制度，融合了三晋的管理哲学，又与楚国道家哲学互动，逐渐构成了综合的中国思想系统。各个国家的资源互相流通，发展了一个全国的经济网。在交通路线上，有许多大型的城市，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成为发展文化的重要场合。甚至于国家的组织，也因为互相学习，发展成类似的文官制度。因此，这个冲突的时代，却也是交流与融合的时代。

秦国依仗武力，统一天下，他的管理方式非常严格。从今天考古数据看来，秦国的地方官吏，很多就是秦国军队的军官在他们征服的地点，担任地方首长。秦制车同轨、书同文，是要以整齐划一的制度，将全中国放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下。这一个专制集权的朝代，并没有维持很久。接下去的汉代，在许多制度上继承了秦制，可是因为新朝代的统治阶层，本身都来自于民间，也来自各方，却并没有以一个制度凌驾全国。

汉初一百多年，其实继续进行的是战国时代的文化融合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汉代，是中国文化体系全盘发展的时期。战国到汉初，《吕氏春秋》、《淮南子》都尝试建构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武帝时代，董仲舒糅合先秦各种思想，组织为天人、内外彼此感应的宏观思想体系。这一个时代，不仅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文化体系扩张和深化的时期。有了如此宽广宏大的气概，中国遂能不断吸纳佛家、中亚启示性信仰，以至近世的西潮，蔚为博大而复杂的中华文化。从汉代以后，中国的朝代，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汉代规模，中国帝国不是秦式的、而是汉式的天下国家。其中的构成成分，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而各地和中央的关系，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统属，更多的是文化的涵化。在天下国家之内，有核心与外围，各地、各族群彼此关系，有不同的型态，也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其理想的境界，乃是近悦远来，来者不拒。汉代发展的察举制度，将地方人才不断地吸收，进入中央，同时，来自地方的官员，将地方的信息，不断地带入中央。这一个信息回馈系统，是天下国家可以不仗武力，而保持大国众民的原因。

泛希腊时代的文化融合

我们看看西方的历史。希腊半岛上城邦的竞争，也有若干“大国”，成为霸主，而最后统一希腊的却是希腊最边陲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希腊帝国，西方到地中海的东岸和北非，东方到今天的中东地带，往南几乎进入印度。在希腊各邦竞争的时代，大国的崛起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五霸”、“七雄”一样，有兴有亡、有盛有衰。从表面上看来，亚历山大的统一是完全武力达成。但是，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死后却开启了泛希腊文化（Hellenic period）的时代。虽然帝国崩解为若干大国，希腊文化的影响，却是弥漫各处，将地中海的大部分周边地区和埃及两河的中东地区，都笼罩在一个希腊文化的基础上。这一个时期，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时代。亚历山大自己曾经致力于融合各个族群和地区，他将波斯军队纳入希腊的军队组织之中，他鼓励希腊人和当地族群通婚。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交换网下，这一个大地区内出现了许多城市，城市中的居民与其它城市之间的交流，是希腊文化遍及各处的重要因素。他奖励学术，在今天尼罗河河口的亚历山大城，有一个当时最大的图书馆，将希腊世界的知识汇聚在一起。泛希腊文化时代，在历史上有其意义；许多重要的史学家，例如，William Tarn、Micheal Rostovtsev、Amaldo Mamigliano、Peter Green等，都指出泛希腊时代文化融合的现象。

大致说来，他们都指出经济交流、城市出现，具备了文化交流的条件。于是，若干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彼此冲击，互相影响，形成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发展共有的特色。在这一环境中，希腊哲人的智慧，尤其是主张言行谨饬节制的Stoicism（斯多葛学派）的观念，加上中亚启示宗教与救赎观念，改变了犹太部落神与选民的密切关系，而转化为后来基督教关怀万民的普世信仰，成为后世西方思想的主要成分。我们可以说，泛希腊时代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和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极大的相似处：在大帝国秩序内，将许多地方新的文化，逐渐融织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中国的崛起应理解为重组了一套融合东西的政经组织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过西方文化几百年的扩张和深化，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全世界基本上都笼罩在一个同构型的世界经济网和文化体系之内。今日全球化的现象，亦是大家共同理解的历史过程。在走到全球化以前，西方列强此起彼落，各自称雄一时。今天却是西方以外的一些大国，譬如，中国、印度，甚至于巴西，都在经济上具有引人注目的实力。中东地区的扰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因此引起一些人担忧，例如亨廷顿和福山等人的文化冲突论，担心世界有更多的冲突。中国的崛起，也引起许多西方人士的担忧，生怕中国取得大国地位后，会走向大帝国的方向。

假如我们以上述汉代和泛希腊时代的例子来看，列国争雄之后融合的时期，不一定是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型态，更可能是一个融合的时期。近代历史上，国际间的融合，已经有国联和联合国两次的尝试，这两次实验的结果，都不能算是十分满意，联合国将来会走向什么方向，还有待大家的努力。同时，区域性的组织，例如欧盟，也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在列国体制之下，经过协商，有大地区的区域性组织，解决彼此的纷争，促进彼此的合作帮助。最近二十年来，经济上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呼之欲出，网络文化也将知识和文化产物，迅速地传播各处，以至于今天各地的大学，学生学习和学者研究的项目，都逐渐趋于一致，这些条件，是当年汉代和泛希腊时代，并未具备的。将来世界定于一，不必是定于政治上的统一，而是文化上的高度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不应当意味着，有一个新的霸权出现，压倒其它的霸权，独擅胜场。而应该理解为，东亚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经过百余年来，吸收西方文明后，自己重组了一套西和东融合的政经组织。印度的兴起，也可以作如此观。世界文化融合的过程，正在继续进行，将来不是一个单向的西化，而是东亚、南亚，加上未来终究会整合成功的西亚文明，都将融合在一起。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区域性的特色还是存在，可是大的项目，譬如说，科技文明下的新生产方式，和城市文化所逐渐代替了的各地方的农村文化，将全世界笼罩在一个城市网络下面。这些特点之外，在人类的价值观方面，也必然有些新的发展。西和东不再是永远对立，而是纠缠融合，构成多元而互相包容的价值体系。中国的崛起，就不再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出现，而应当是，在世界共同文明体系中，东方体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崛起不再是对世界的威力。

这一个伟大的志业，不是任何政权单凭政治方式可以做到，却是需要所有地区的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共同投入的大事业。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从1842年开始，就是东方和西方相遇的地方；在这里，中国接受西方影响，是在屈辱下开始的。这一百多年来，香港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窗口；一百年前，孙中山的革命就在港澳开始。今后，香港不再是在屈辱之下，而是以其特殊的地位，继续帮助中国，深度地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也不断地重新估定和阐释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备西方咀嚼与吸收。

（本文为许倬云先生在香港大学所做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