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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0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5 17:25:50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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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
·胡德平
标签: 改革

    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过学习之后,我也谈一点体会。重要的还是学习《决议》,辨明是非,更加明确今后前进的方向。
    刚才许多同志的发言,对我启发都很大。我来参加这个会,确实因为思想中还有一些疑问和正在思考的问题,还有些问题想得不太清楚,想和大家交流。
    
    一、《决议》的主旨和背景
    
    我认真看了《决议》全文,《决议》确实对我们建国以来各项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也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也为今后的发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前景和目标做了论证,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决议》在当时确实秉承了一条原则,就是“宜粗不宜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当时中央还面临着新的急迫的历史任务,要尽快开拓新局面,所以就把制定决议的时间往前推了不少。我记得当时讨论《决议》的时候,于光远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提出,现在讨论这些问题都很好,但能不能再晚几年?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2年的全党整风,到了1944年,过了将近10年才作出的。新的政策和过去“左”的错误有了一个很好的对比,才作出了第一个历史决议。
    当然,当时中央为了新的历史任务、为了开拓新的局面,把这个《决议》作出来,道理也是很充足的。当时我们肯定了建国以来的成绩,而且包括“文革”十年期间国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氢弹、南京长江大桥等,只要有成绩可言的都写上了;对文革前我国社会存在的阴暗面也没有回避。同时,我觉得,决议对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尽管说得很严肃,但是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很多地方说得是不够的!比如说为什么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毛泽东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互相打架吗?怎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把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了呢?在一个党的文件中说,打倒刘少奇同志,“四人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话让人觉得是在看雍正演义。他们是“推波助澜”,那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这都是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因此,这个《决议》没有过头的地方,只有说得不够、没到位的地方。
    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动摇,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回顾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鼓吹“文革”这种东西好像在“复活”,有人留恋它;有的人尽管不信“文革”,但却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要守住!另外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是否“一分为二”,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呢?有些人反对《决议》的这条底线,如果他们拿出论文、拿出实践来辩论那也好,如果只是一个口号,那也是一种利用。中国人民吃这个亏吃得太多了!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也说到了决议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提高认识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说这两个底线也弃而不守了,那么中国人也太没希望了吧?
    
    二、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
    
    现在我们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很好,刚才有同志还说到了这点。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这个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是一个什么理念的执政党?对人民的要求,对世界的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各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吸收了些什么?其实我们党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执政党的问题:我们马上要获得政权了,人们感谢我们,这种感谢也是真诚的;资产阶级也会捧场,捧场也不是完全虚假的,也是觉得你得了天下不得了啊,只不过说的话有点言不由衷,可能说过了,投其所好吧!但也不是反对你;当时毛主席提出了“糖衣炮弹”、“两个务必”的问题,这都是我们执政党做的很到位的地方。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演《北京四十天》(注:这是一出关于李自成攻占北京、夺取政权又得而复失的戏剧)啊。以后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包括1956、1957年的整风也是出于要适应我们党执政的这种形势,但是最后走向了整风的反面,这是为什么呢?
    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小平同志做报告就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呼吁应该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指出执政党最危险的就是脱离群众。你能说执政党的思想不明确吗?但还是挡不住极左、“文革”的那股风!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在“文革”中都表现得极端又极端了。《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时候,也说到他解放后的专断,个人取代党中央,凌驾中央之上。《决议》说“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四人帮”集团,——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还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吧?刚才有同志说,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这段话也说明我们仅仅成为执政党是不够的。也有同志提出了共产党怎么领导、“宪政社会主义”等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但觉得这些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值得我很好地学习。
    下面我重点谈谈我们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问题。我认为,民主和集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极度不平衡。在革命战争时期,这些都好解决,高层党中央内部围绕各种路线、国际背景等,党内斗争的很厉害;在白色恐怖期间,有些问题做的不周到,但都可以理解。那时民主和集中要想达到平衡的关系,很难。执政后毛泽东开始讲,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个人的心情舒畅又有统一的意志,要有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确实表述得很好,在集中的时候也要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说的多好啊!1957年毛泽东说过,“文革”时也说过,但名不副实,现在连说都不说了,现在要做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花的功夫也不够。
    关于民主集中制,我觉得民主一直很弱势,集中很强势。集中就是权威,只要党内有权威在,只要省里、市里有权威在,就是很强势;民主就是弱势,像婢女。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刚才也说了,当时《决议》对有些问题虽然不可能说得那么清楚,但是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分析得还是非常到位,说他专断,凌驾中央之上,取代中央。原因之一是我们党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决议》专门谈到为什么形成个人崇拜,就是封建主义的影响,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
    再看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一个学者曾问我,1966年是什么年代,我说是“文化大革命”。他说,1966年世界有个人权公约,咱们国家是过了三十年之后才签署(注: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全国人大尚未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已签署、全国人大已批准)。1966年,连刘少奇都没人权,相比之下我们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有什么好处?!孤立起来不会有纯洁性!利比亚就说我一切都好,只有孤立起来才会说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的人会说,哎呀,我怎么不如你呀?1966年两件事对比一下非常有意思,国际公约是保护人权,我们连共和国主席都不能自保。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法学界就谈到人权问题怎么解决,那可是在1979年!真正的民主要是发挥好了,集中也就在里面了。怎么做到两者统一和谐,这是党要研究的问题。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是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继续研究。我们不研究,那些错误思潮也难以认清。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执政党的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全面专政,这也是“文革”中“四人帮”的提法。林彪说的也很“精彩”,当时怎么就没人识破他呢?什么叫政权?他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权就有一切。这话在当时也是赢得一片喝彩啊!而且你便即当时怀疑他,你敢说话吗?那种政治气氛、那种借着革命的名义,对广大干部、对人民实行专政是确实存在过的呀!
    谈到共产党合法性的时候,我倒不愿意用“合法性”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合法性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能不能一致起来?不要把党性孤立在人民性之外,如果孤立于之外,确实很可怕。关于党的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说法,千万不能受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的影响。我觉得,合法性的根子就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
    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在《决议》里面说到新的奋斗目标,就是既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又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些都是和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民主制度有关系。当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现在谁还记得啊?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更有现实意义、更突出了。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问题是党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应该保障大家的权利啊。
    另外,一些事情也被搞乱了,比如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以前看有关材料,我也被吓蒙了,如果你说“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那你就是自由化!批评者的意思是必须把“坚持”放在“改善”一词的前面,这样才“顺理成章”。《决议》是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是目标,但前提是必须“改善”。不在内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号,于党不利。
    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现在是不是这个时机,我还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提出这个任务,才能逐渐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即席发言就说到这里。
    
    结束语
    
    上午会上我作了发言,我说到现在自己的一些疑惑,我觉得这个会对我的思想认识是有提高的。第一点,我们应该相信多数人的消化力是可以承受的。现在我们也是处在一个思想的饥饿期,对不对?希望吸收很多的东西,吃进自己思想的胃囊里面,我们有这个消化力。同时,应该把我们的理念、观点勇敢地说出来,但是不要情绪化,可以很尖锐,越坦诚越安全。咱们开会老害怕也不行!很极端的话我也不赞同,但是真正去反思,说问题,说遗憾,说希望,这有什么不行?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无所顾忌大公无私,说出理论工作者关心社会的想法,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第二点,我们心中也应该有这种愿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是在1978年是对的吗?1978年之后这个观点就扔掉了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应当用实践的观点检验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这也错了,那咱们的1978年也错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决议》是当时人民和党的共识,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突破这个底线?对“文革”的问题,对毛泽东的问题,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深思。这个是退步,不是进步啊!另外一个就是“思想解放”,现在哪个领导不说思想解放,但很多都官样文章呀,连我们这个会也怕……。
    有些同志的发言对我真是有启发。刚才有同志说这个《决议》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条活路,还是一条死路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些经过了“文革”、也经过改革的人应该明确,我们走上了“活路”,但是现在还很负担沉重,还有很多问题。
    刚才王长江同志说,《决议》的闪光点在什么地方?是在当时我们全党、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领导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精气神是勇敢的。要是遇到墨守成规的人,好不容易打倒“四人帮”了,但咱们得过且过吧,原来是“四人帮”掌权,现在是我们来掌权了。那这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当时是几千人共同讨论,他说这个方法也好。这位同志还说,当时讨论《决议》的态度也是好的,是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怎么看,是个什么态度?由于各种原因,当时我们极力想翻过这一页,在很复杂的形势下能有这么一个态度,做出《决议》那也是很好的。
    我想说这么一件事:1888年恩格斯访问美国,之前他在欧洲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有了全面的分析,他说美国是个没有国王的国家、没有贵族的国家,没有任何封建余孽影响的国家。刚才还有个朋友说,如果有很好的太子党如何如何,这是好意。但在恩格斯看来,没有国王!没有贵族!都是公民!没有臣民!恩格斯尤其在看了美国的监牢之后说,那里面的犯人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俱乐部,他们在劳动,他们在认真做工作,他们没有负罪感,我要向美国人民来致敬。恩格斯学习、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是何等的好!
    现在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是时间啊!我说这个话恐怕也要受批判,台湾宋楚瑜说得好,中国再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的建设,我们就会迎来中华民族二百年、三百年的太平盛世。这是很感性的一段话。这个时间对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来说,和对我们来说价值是不一样的。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我们就能做出更多的事,给其它国家,它们可能平平稳稳地度过。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说了半天,三十年之后能够开这么个会,大家能说说心里话,这是值得称赞的。我在统战部经常说,请朋友们来开会,真话、假话放在第一位,对的话、错的话放第二位、第三位。如果能这样的话,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可以自如地展开了,友谊不受影响,各种观点的交流、批评也就自然了。感谢大家来开这个会,希望以后有活动大家还来支持。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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