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大势所趋：自发剪辫渐成风潮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傅老师你好，关于辛亥那年的人和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回顾和梳理。今天我们想暂时把眼光从宏大叙事上移开，关注那场关乎民族命运大转型中的小物件———辫子。百年前，那根小小的辫子，不仅有着符号学上的意义，也有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经济学上的意义，它身上承载着太多的信息，有不少的腥风血雨都是因它而起。而你近期也作了晚清辫子的研究，你觉得，对于满清来说，辫子意味着什么？

傅国涌：女真人是马上的民族，以打猎捕鱼为生，前头剃发脑后结辫，是为了穿山越岭枝藤不刮发，射箭瞄准眼前无乱发遮挡，白天盘在头上便于生产劳动，晚上解下来可当枕头。从宋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下来的。但汉族人没有留辫子的传统，清兵入关后，建立起满清政权，清廷才强迫汉人学女真人的样子留辫，这样才表示忠于满清。刚开始汉人当然不愿意，但当时有一句很恐怖的话，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血腥镇压后，留辫子慢慢变成了中国人的常态，不留辫子反而成了异端。辫子，就意味着汉族对满族的臣服。从1644年清兵入关算起，中国人一共留了267年的辫子。

南都：因为这样的原因，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就强行剪辫吗？

傅国涌：不，剪辫并不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晚清，就有许多王公大臣提出剪辫子的愿望。

南都：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满清亲贵有此“背叛祖宗”的想法？

傅国涌：因为那根辫子在中国人脑后拖了两三百年以后，不少人都意识到，它太累赘，太落伍了，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时候。比如，1872年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幼童，脑后就都拖着辫子，因为清廷严令不许剪辫。到了美国后，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把辫子侮辱为“猪尾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幼童就把辫子盘在头顶，还用帽子使劲压住，生怕美国人看见。只有极个别幼童违反规定把辫子剪掉了，因为留辫子实在不卫生，参加体育活动也不方便。

南都：现存史料中，有否记载最早剪辫子的人及其年代？

傅国涌：没有。现在知道得比较早的是，19世纪70年代，就有幼童到美国读书了，他们中有几个比较早地剪了辫子。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当众剪掉辫子，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剪辫就比较普遍了，1902年以后，中国大规模地往日本派留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到了日本，就都剪掉了辫子。在国内，剪辫子的呼声也逐渐高涨。1903年1月15日《大公报》发起以“剪辫易服说”为主题的征文比赛，讨论能不能剪辫子，引起很大的反响。

南都：这个时期主要是哪类人率先剪辫子？

傅国涌：1902年后，剪辫在两个人群里面流行了，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新军。1908年慈禧出殡的时候，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拍下当时的照片，骑在马上的新军的士兵，脑后光秃秃，看不到辫子。里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是没有真正剪光，剪了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还有一点小辫子盘到头上，由于他们的帽子很浅，如果是很粗大的辫子盘到头上是看得出的，会把帽子顶起来的。这些实证，可以看到辫子在当时的情况。

留学生中剪辫子的就更多了，因为他要穿西装，留辫子不太合适。当然也有部分留日学生不敢剪，拖着又怕笑话，也是盘到头顶，戴上学生制帽，被鲁迅称为“富士山”。不仅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出现剪辫的风气。有一些学生在学堂里面剪了辫子。1903年，《大公报》报道，江南新学国民以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子。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生基本都剪去辫子。胡适回忆录就提到，他在上海公学时，见到一些过激的同学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辫。所以剪辫子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或者国外留学的人里面已经很普遍了。刚才说过，满清朝廷里面，也有部分人主张剪辫子。

南都：当时清朝有哪些大臣提出要剪辫子？

傅国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给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给国民做个榜样。他列举的理由有：“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但不久发生流血政变，光绪帝被幽禁，断发易服之事当然也就不成了。

1905年，清末重臣爱新觉罗·载泽、司法部长戴鸿慈到西方考察宪政，四十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占了一半，包括翰林、道府、武员等，都是有功名的人。年轻贵族中，不少人在革命前就剪掉了辫子。1909年军谘大臣、阅兵大臣载涛贝勒提出要剪辫子，得到萌昌、善耆、邹嘉来、载泽、戴鸿慈等王公大臣的支持和呼应。后来被彭家珍炸死的良弼，就率先剪去了辫发，在当时守旧派中，成为需要警惕的“新人物”。

南都：这段时期，清廷对剪辫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傅国涌：一般都是这样：犯禁的人多到一定程度，禁也就难禁了。辛亥前几年，大势所趋之下，清廷只能允许臣民有剪辫自由，默许了剪辫子的人不坐牢、不砍头。

南都：那社会上对率先剪辫的人是怎么看的？

傅国涌：那条辫子毕竟拖了两百多年，社会上不少人对剪辫子还是有所顾虑。所以有些人把辫子剪掉后，戴上了假辫子，就被称为“假洋鬼子”。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次年就剪掉了辫子，并在照片背面写下后来传诵很广的《自题小像》。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他到绍兴以后，学生就叫他“假洋鬼子”———他们看出辫子是假的。后来鲁迅干脆就不戴假辫子了。所以《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这个称呼，首先是用在鲁迅自己身上的。

南都：清政府当时有颁布关于允许剪辫的文件吗？

傅国涌：没有，因为没有完全同意。1904年，练兵处因为要改军服、军帽，换帽子的话，有辫子盘在头上，就戴不住帽子；如果拖在后面，又不利于训练。这就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他们向朝廷提出，军队的训练，有辫子拖着是不方便的，要求允许他们剪辫，但是朝廷依然不同意。军队里面，不少新军官兵不管朝廷同不同意，就自己剪了———天津的警察就剪去三分之一。1911年10月8日，也就是武昌兵变的前两天，载涛贝勒把那些带兵的将领招到他那里吃饭，授意几个资格比较老的人———包括冯国璋和丁世媛，要他们率先剪辫，作为全军的楷模。这个时候南方革命党发动的剪辫运动还没起来，这些人已经在剪了。可见剪辫子是大势所趋，就算没有辛亥革命，剪辫子也一样会发生。

南都：总的来说，你觉得清末国人自发剪辫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除了刚才说的给个人生活带来不方便、不卫生这个客观原因外，主观上的原因，就是对清廷统治的不满———因为这个辫子是异族统治者强迫留的。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是大势所趋。中国原来是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天下，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逐渐地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特别是经过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士大夫阶层推动变法，在内外的压力下面，中国的农业文明下面临着改变，要融入到全球化里。即使想不变也挡不住，这就是大势。因为派出了留学生、驻外使节，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辫子就成了一个累赘，甚至是一个耻辱，负面影响很多。男人留这么长的辫子，不仅极不卫生（不可能每天都洗头的，里面长虱子的，很脏），也给新生的体育和军事训练带来很大麻烦。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

革命需要：强行剪辫席卷全国

南都：在革命过程中，剪辫子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傅国涌：广州起义失败时，被击毙者大多是剪了辫子的。后来清政府下令闭城三天，搜查革命党人，凡是没有辫子、穿黄衣服以及来路不明的人，格杀勿论。当时香港的剪辫者很多，他们经过广州时候，都会被扣押，搞得人心惶惶，都不敢来了。在辛亥革命前后，因为个人原因剪去辫子的人，也受到牵连，不少人因此而丧生。安徽省谘议局在11月2日宣布独立，巡抚朱家宝以剪去发辫的革命党为目标，突然下令要逮捕“和尚头”，一夜之间，革命党人纷纷出逃———辫子是最明显的政治标记，一有风吹草动，剪了辫的或逃或装上假辫子。武昌起义后，凡在北京剪辫的，都有被捕杀的可能。因为掉脑袋的血腥记忆，很多人也对失去辫子产生恐惧。

南都：革命党为什么以剪辫子为革命标记？

傅国涌：中国人动辄就搞形式主义。革命本来应该是改变一个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但革命党把革命简单化，把剪辫当作了革命内容，说明革命有问题，不是辫子有问题。

南都：武昌起义后，剪辫子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傅国涌：辛亥革命将剪辫子推向高潮。其实早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即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辛亥革命前夕，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专门到南通师范学校，将70多个已剪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学生徐海萍回忆，他讲话时声泪俱下。相隔不过半年，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辫子，还寄回南通给哥哥保存。他在辛亥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称这是一生的纪念日。

当时，有很多自发群体踊跃起来剪辫子。比如，1911年11月23日，天津的广帮商人就率先剪发了。11月28日，驻在河南会馆的450名新兵，把辫子剪去，还获得二元赏金以及一顶欧式便帽。12月31日广东商人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决定全体会员当日剪辫子。到这年底，在清廷眼皮底下的京津各界，剪辫的人达数千，剪辫的风气甚至波及“龙兴之地”东北奉天、营口、黑龙江等地。广州光复的时候，剪辫踊跃，堤岸一带的理发店，挤满了人，理发师都没有时间吃饭了。后来统计，剪辫的人共二十余万人。

南都：香港澳门的情况又是怎样？

傅国涌：辛亥春节期间，连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都出现了剪辫子的情况。香港的“华服剪辫会”也都出现了，数万人都剪辫了。

南都：这说明全国都剪起来了。

傅国涌：是，剪辫的态势在全国各地陆续形成了一个潮流。但我刚才说过，就算不发生革命，剪辫运动事实上也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没这么快，规模没这么大，没这么暴力，因为背后没有政府强制性来执行的话，执行力不够。

南都：当时革命政府有没有公布硬性剪辫子的相关政策？

傅国涌：有。南方的剪辫令从武昌开始。武昌起义第二天，鄂军都督就发布《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第八条指控发辫之罪，说它是“垂狗尾以为饰”。随后，南昌、贵州、广西、上海等地都发布剪辫的命令，呼吁“剪去辫发，还我头颅”。剪辫令在很多地方都是强迫推行的，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上海、南京都是这么推行的，剪辫风潮波及全国。他们就在城门口挂一把大剪刀，警察站在那里，看见经过者有辫子就上前强行剪掉；或者是警察、士兵巡逻，看见谁有辫子就剪掉，没得商量的。

南都：需要强迫推行，说明还是有不少人不愿意剪。

傅国涌：对，也有不少人不愿意剪辫的。有记载，武昌起义期间，挑柴米的小贩戴着瓜皮小帽在清晨入城，站岗的士兵刺刀一晃，挑落小帽，强行剪辫。1911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陕西青年画家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前留日生不仅不为他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王军余见到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南都：那当时的清廷官员对剪辫态度又是如何？

傅国涌：革命风暴中，为了逃跑方便，清朝官员也会剪掉辫子。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风潮中，两广总督张鸣岐就剪辫剃须，戴西人小帽逃走。陆军提督龙济光最初在城内抵御民军，大势已去也剪掉辫子。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于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身边的人说，袁世凯剪辫子时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南都：听说辛亥革命后的剪辫风潮，还拉动了帽子行业的发展？

傅国涌：辛亥革命前虽然有那么多人剪，他们戴帽子也是戴有假辫子的瓜皮帽。有辫子的人也戴瓜皮帽，所以为什么假辫子可以存在呢？在瓜皮帽子上面缝一个假辫子就可以糊弄一些人了。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相继独立，辫子要剪掉了，就要换帽子。同时，有些人不愿意剪掉，尖顶帽就在这个时候兴起，帽子的尖顶高高耸起，可容辫子有余，中老年人纷纷购置。

南都：当时国民是怎么对待自己已剪掉的辫子的？

傅国涌：一般是卖掉。因为上海做辫子的生意很好，假辫子头发的来源就是人家剪掉的真辫子。所以在革命的时候，为了募集捐款，有人说如果你家没有钱捐的话，也可以把辫子捐过来。辫子捐过来以后，他们可以卖给收头发的商人。

南都：价格怎么样？

傅国涌：鲁迅回国的时候去买假辫子，当时上海有个做假辫子很厉害的师傅，定价每条辫子四块大洋———要知道，当时买一个烧饼才几个铜板，辫子相当于很贵的东西。

惯性使然：剪辫只具形式意义

南都：中国人把脑后的辫子完全剪掉是什么时候呢？

傅国涌：辫子代代相沿，留惯了，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都剪了。尤其在远离革命的内陆地区，没有辫子的人会被看成是怪物。到1914年，中国一些偏远的农村都还有不少人留着辫子。

南都：他们不愿意剪的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嘛，你能说剪就剪吗？所以，不光是那些以遗民、遗老自居的、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愿意剪，底层的人也有很多不愿意剪的，哪怕你是暴力推行也很难的。直到1914年，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南都：听说连辜鸿铭那样的知识分子也不肯剪？

傅国涌：辜鸿铭是一个特例。他以前赞成剪辫子的，等到别人都剪了，他偏要留起来。他就是要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他就说辫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辫子，你们都没有辫子，但是你们都有一条精神辫子，我留着辫子反而比你们开放。

南都：总的来说，剪辫子在辛亥革命前后有着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傅国涌：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剪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满人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从一个中世纪的社会开始真正进入近代社会，毕竟留着辫子这样的一种形象是比较落伍的形象。对中国文化有杰出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从此小孩子没有每天打辫子的麻烦了。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但不能说剪辫子就标志着中国是从帝国进入民国了，它毕竟还是表面形式。剪掉了辫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夜间就从旧我变成了新我。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创立民国，但是民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能支撑民国的社会基础。

南都：那么辛亥革命之后，除了剪辫子外，中国社会还有哪些形式上的改变？

傅国涌：我认为辛亥革命实质达到了三个成果：第一是剪辫；第二是易帜，旗换了，黄龙旗换成了别的旗；第三就是改历，以前是农历，现在是阳历了，那么农历虽然还在用，双历并存。

南都：剪辫、易帜、改历的整体意义在哪里？

傅国涌：剪辫标志着满人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符号。易帜是朝代更迭，是政治性的改变。改历，表明中国实际上融入了世界。农历在中国使用了几千年，适应的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那么现在开始使用阳历，用小时、分和秒，就跟西方的时间概念接轨了。剪辫子、改旗易帜、改历都是一种社会转型的细节体现，从一个王朝时代向一个新的没有见过的共和时代转型的细节上的展现。这三个合在一起，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三样东西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从制度上或者从文明程度上，中国一夜之间飞跃成另一个社会，那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所以有改变，但是没有那么巨大的改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