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们的“街道”，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学界，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甚至乡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实属世家大族，殊感光荣”（见某县新出之《上柏石村志》、《南湖村志》等）

只是，在那“革命”年代里被撕得粉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到了“保守”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想起要捡回来？

然而，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富裕，尚未到炫富的夸贵之时——尽管这是大实话。

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

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

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身贵胃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托尔斯泰伯爵，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如一，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共和民主奋斗、民国时出身富贵之门而投身工农革命者，更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主义”如何，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

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以新贵自居，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本文并非为“倒挂”辩护），当城里人，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有道是买者但怨价昂而卖者只嫌价低，股市里暴赚一笔，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自以为高贵，实际却很浅薄。

当然，对此应以平常心宽容视之。浅薄不是罪过，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但是，不是贵族并不可耻，假充贵族却至少有些可笑：令人想起那自以为与赵太爷同宗的阿Q。而阿Q“革命”成功之后会怎样？那恐怕就不仅可笑而已了。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总会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是最需要公正的时代。即使不谈什么“人文精神”的大道理，仅从社会运作功能来说，一个只有被窃者才反对盗窃的社会必然是盗窃横行的乱世。避免这类乱世自然首先要靠法治，但如果只有被窃者才关心立法，这法如何立得起来？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但在中外历史上，最早抨击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