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无理由地被看成了一个奇迹。本文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

改革的体制出发点

计划经济制度的思想根据之一是公司理论。

人们观察到，在市场里成长起来的大公司，内部有计划，但整个经济却没有计划。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转变为全社会的计划。列宁的构想更为直截了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

科斯（1988）在回顾他的公司理论的时候，明确讲他自己曾经受到那种把国家看做一个大公司思想的影响。当然科斯的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公司性质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依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科斯的回答，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

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本身要耗费越来越多的资源。在某些情况下，把运用价格机制的“市场协调办法”，换成在内部靠经理们的命令指挥行动的“企业家协调”，可以显著节约交易费用。根据科斯的理论，公司无非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组织。

不过，科斯可没有走到“国家超级公司”那么远的地方。这是因为，他的分析还顾及企业的另一个成本即“组织成本”——当公司把原本通过市场交易的活动集中到企业内部之后，公司的组织成本（包括决策、监督、管理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上升了。

因此，科斯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同时考虑到了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他的推论很直接，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公司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科斯用他老师当年用过的一个比喻，把真实的市场经济看做大海，而公司则是海洋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世界里，“海洋”不能覆盖一切，“岛屿”也不能替代全部海洋。

中国改革的体制出发点，是计划经济也就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现实。这个体制的特色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源，依靠政治权威、行政体系、合法强制力以及全盘计划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不过，苏联式的高度集权模式过于僵化，迫使中国领导人几次尝试把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

现在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就是在超级国家公司之下增设了许多地方政府公司，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所有资源只能按照公有制的模式加以组织的根本原则。这当然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整体看，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实行某些行政性分权，但与前苏联一样，绝不承认私人产权的合法地位，也没有给私人之间订立各类市场契约留下空间。

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所以需要扩大企业组织来加以节约。

多少年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是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偏低。讲到底，就是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重新界定权利的中国路径

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科斯的分析仅仅提供了如下启示，即可以把降低相关成本看做是理解制度与组织演化的基本线索。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困难既然是过大的国家超级公司和过高的组织成本，那么只有降低这些费用才能增加经济竞争力。改革的方向由此确定，那就是从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向着“市场的海洋”那个方向走。这也是所谓“市场化改革”战略的由来。为此，必须重新界定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边界，即重新界定财产权利。问题是，在铁板一块、一切归公的制度下，究竟如何迈开重新界定权利的实际步伐？

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利。人们发现，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实也是一套权利界定，即关于人们可以怎样行为、不可以怎样行为的一套制度规范。在改革形势的逼迫下，这套权利体系被重新界定。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市场经济就大规模地在中国发展了起来。

据作者观察，中国重新界定产权是分层次推进的。第一个层面，是把原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公有经济，推入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然后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将国有或集体的资源经由承包合约交付给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去使用和经营。最后，再规范承包合约，改善收入分配。

这就使得庞大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合约重建起个人的权利空间，激励并约束他们努力生产。大量形形色色的农业承包与工商业承包，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重新界定。

第二个层面，是把公有资源的私人使用权进一步发展成转让权，以利于资源更有效地重组。

这是从全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关键。中国的产权改革，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这个层面，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就出现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允许人们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了人们合法拥有其自身的劳动能力、工作能力，也就是拥有天然属于他本人的人力资产。允许公有制下的个人承包，承认私人承包所获得的合法收入，并允许把承包所得再转化为私人所有的财产，就是承认人们经营能力资产的权利。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中国重新承认了私人创办民营企业的权利。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天中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GDP的半壁江山、提供了就业总量的75%和税收的40%，离开对私人创办企业的权利承认、保护与引导，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最后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承包而来、转让而来，或者新建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放到一个市场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股份制企业。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是现代的股份制经济却可以以私产为基础，通过形形色色的市场合约形成新的“公司”。这也是集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倘若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资本市场就无从谈起，中国公司也就无从利用境外的资本。

经过以上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财产权利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的组织，以适应多种经济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无论在公有制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曾经生长出形形色色的私人产权的萌芽，也提供过不少可以减轻贫困、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的办法。但是，只有当“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路线对头，愿意从底层的探索行动吸取调整政策、变化制度的力量时，各地的自发努力才有机会汇成制度变迁的伟大力量。1978年中国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组织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人们才可能去想：中国人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这个根本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本本，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推理多么有力量，效果不好就必须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思想条件。

从改革的方法看，中国鼓励底层的、地方的改革、探索与试验，有了成果先给予地方性的合法承认，然后把地方经验“合成”为中央政策，再不断根据政策的实施效果宣布“政策不变”和“长期不变”，最后水到渠成，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条“中国路径”。它发挥了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不平衡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顾及到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所必须要的程序合理性与法律权威性。

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里重新界定权利，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迅速上升。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2007年达2117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仅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转变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

中国凭什么迅速提升自己的全球竞争力？流行的认识是认为她拥有巨量的廉价劳力。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2002年美国的一项比较劳动力成本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仅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3%。这似乎也找到了让欧美日工商业竞争对手颇为畏惧的“中国价格（China’s price）”的根源。

问题是，用廉价劳力要素解释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遇到了令论者尴尬的反例。从全球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国家和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升？从中国国内看，沿海发达地区是“中国制造”第一个大本营，可是那里的要素之价，比广大内地的要素成本更高。纵向对比，改革早期的中国劳力比今天更为低廉，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制造”连一点动静也没有？

要解开以上悖论，我认为最关键的只有一点：生产要素总要经过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才能转变为现实的产品与服务。如果要素的成本非常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制度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这是基于常识的分析。以著名的比较优势定律为例，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比如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通常被看做各国比较优势的源泉。不过在运用的时候，要假定在竞争中互相比较的经济彼此开放，产品和要素的贸易和流动没有障碍。要是经济不开放，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高到使交易不得发生，各国可比较的“优势”就被歪曲了。因此，“制度运行的成本”的降低，为理解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提供了真正可靠的基础。

以制度变量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洞如观火。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经济组织的运转成本，才激发了人们劳动、工作、管理、创业的热情，才鼓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幅度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提升了中国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

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时候，对此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开放与卷入，二次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难以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这是当下全球经济发生一系列“失衡”的背景。

基本的冲击来自两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产品与服务，集合到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前所未有的替代和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显著改善了自己的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受到冲击。我们知道，下调已经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准，对哪个国家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贸易摩擦与投资转移，不断要求发达国家强制地完成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宏观上，美元既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因为中国等国深度卷入全球化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战后确定的美元秩序包含着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增加，美元的币值稳定就越不可能维持。其实，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就不断激化。过去几十年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的重大调整，包括美元结束金本位、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与竞争等等，就反映了战后全球货币制度包含了内生的麻烦。中国、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的卷入，不过使全球货币框架面对的新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有必要指出，上述两个冲击点互相交汇。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百万，不是千万，而是数亿。加上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等国，新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动力高达数十亿。

这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的薪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今天，他们在开放条件下正不断改善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并正与发达国家的产品与服务在同一市场上竞争！如此释放出来的巨大比较优势，是当今全球贸易失衡的基础。

而全球的贸易失衡，恰恰又不断加重着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沉重负担。即便美国“很乐意”承受那样的重负，经由新兴国家巨额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再转为对美国巨大的借贷和投资，终究“钱淹美国”，在超低息的流动性泛滥的环境里，最后出人意外地由次贷引爆了一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性的视角。否则，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完善”中得到说明。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而新兴国家则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基础。其二是重塑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础。这方面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区域货币（特别是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在竞争中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高举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

无论何种应对，看来都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单独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对重塑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非常重要的。

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历史背书。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本文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虽然不少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法宝。但本文认为更切合实际的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诱因，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结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低成本、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竞争力。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不过，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考验，也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建。其中，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既肩负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