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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4 次 更新时间: 2011-09-28 11:31:1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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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傅国涌
标签: 辛亥革命

    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党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党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当代大儒”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党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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