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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5 次 更新时间: 2011-10-10 13:14:4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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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群:民主革命与清朝终结
·王铁群
标签: 辛亥革命

    民主革命,即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的思想理念和社会运动。民主革命的实现形式并非只有暴力一种,凡意在结束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的行为,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演变方式,都属于民主革命范畴。清朝的结束,是清朝统治者、宪政派、革命党、袁世凯等民主革命合力的作用。
    
    一、民主革命是清末共识
    
    人类社会演进到近现代,通过民主革命,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的潮流和发展方向。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现代文明也同船光临这个专制国家。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中国无可逆转地要发生民主革命,实现民主转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月发表的“国际述评”所指出的: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中华专制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事实上,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进的中国人思考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尽快跟上世界潮流,使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他们的答案是明确的:变革专制制度,建立与人类主流政治文明一致的民主宪政体制,使中国从专制社会转变成民主社会。
    早在鸦片战争之时,一些有识之士便觉悟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最早介绍和赞赏民主制度的国人,以林则徐(曾任湖广总督等职)、魏源(曾任内阁中书等职)、徐继畬(曾任福建巡抚等职)等官员为代表。如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度。魏源是中国称赞民主制度的第一人,他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断言: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价值,“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徐继畬则是中国介绍华盛顿事迹的第一人,他在《瀛环志略》中对华盛顿创建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功绩高度评价。
    到19世纪70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有识之士对民主的认识越发深入。郭嵩焘在1875年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②他在出使英国后明确指出民主是立国的根本,1877年12月22日他写道:“计英国之强……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郑观应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人,他在成书于1875年的《易言》中建议朝廷“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稍后,王韬也在《重民》下篇和给友人的信中提出用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专制制度,他认为,泰西诸国之所以强盛,在于其“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而中国之所以“欺藐于强邻悍敌”,则是因为没有实行“君民共治”。
    到19世纪80-90年代,主张议院制度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翰林院编修崔国因是中国向最高统治者明确建议开设议院的第一人,他在1883年上奏清廷,强调“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他主张由王公大臣组成上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士”组成下议院。汤震、何启、胡礼垣等人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设立议院的方案。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和“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力倡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之路。他们通过组织学会、办报出书、上奏折,递条陈,抨击专制,倡导民主,终至推动起戊戌变法运动。
    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民主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尤其是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立宪救亡成为包括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内的社会呐喊。如1905年6月,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等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的大臣也纷纷上书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
    在除旧布新的强烈呼声下,清王朝终于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总之,到清朝末年,民主宪政在朝野获得广泛认同,用民主取代专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国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随着这种主流文化的凝聚和感召,以何种方式结束中国专制制度,以何种政体建立中国民主制度,便成为中国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选择。
    
    二、清廷的自我革命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朝统治集团,先是固守“中学为体”,拒绝民主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大清国,被“蕞尔岛国”打败。这一事实昭示中国先进人士:强国的根本在先进的制度,要救国必须抛弃片面的经济改革模式,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鉴于此,光绪皇帝依靠维新派掀起维新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其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以及允许自由开报馆、成立学会的政策,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无疑属于民主革命性质。但主要由于民主改革派激进妄动等,变法失败。
    1905-1911年清朝预备立宪,是力度远远超过戊戌变法的民主改革活动,它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将清末“预备立宪”说成欺骗,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宣传,这是不公正的。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开展了实实在在的民主改革工作:
    如1905年起多次派人出使西洋,考察宪政,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1905年11月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提供宪政改革咨询。
    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仿行宪政。虽然该谕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但毕竟确立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它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和对宪政制度的肯定。
    1907年9月,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③。1907年10月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要求在各省设立咨议局。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是过渡性的立法机构。1909年10月,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咨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正式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两千年的中国政制从此发生质变,向现代政治转变。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向全体国民承诺9年内把中国建成君主立宪国家。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还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同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赋予了臣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朝廷还在1908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至1911年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机构遍布全国,从上海、苏州、武汉等地的情况看,地方自治的推行也并非做表面文章,而是得到较为切实的实施。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还废除了隋朝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以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为原则,对清代官制进行改革,为实行预备立宪奠定了基础。
    1911年11月2日清廷宣告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3日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④。《重大信条十九条》实际上是一部议会君主制的宪法。此时的中国实际上已系君主立宪国家。
    清朝预备立宪,使中国社会形成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如在选举方面。各省按照清朝颁布的《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举行了咨议局选举。1909年10月,全国21省(新疆除外)都选举出了咨议局。咨议局选举尽管存在不成熟现象,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毕竞是由选票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分权制衡方面。《钦定宪法大纲》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对君主的权力进一步限制。中央和府、州、县机关以三权分立原则设立。尤其是资政院一经设立,便履行起国家最高立法和监督机关的民主制衡职能,比当时西方国家的民选议会并不逊色。各省的咨议局更是成了宪政先锋,兴教育,扶实业,办自治,监察督抚,请愿国会,发挥了权力制衡作用。
    在舆论监督方面。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大量涌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尽管清廷也曾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试图控制媒体,但社会的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满汉权贵已不可能强迫民众再去高歌君主专制的主旋律。
    在结社自由方面,各种团体如雨后春笋,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⑤
    总之,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非常醒目的阶段,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不论清廷主观动机如何,事实上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预备立宪使舆论监督、分权制衡在中国日益发展,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在中国日益扩大,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预备立宪使皇帝成为虚君,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中国社会终于走出中世纪,踏上了民主化的正途,成为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关键时刻,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一位考察了清末政治的美国学者认为:慈禧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⑥。此后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缺乏能力和智慧,尤其是设立“皇族内阁”和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大失人心,即令最后接受君主立宪,也是大势已去。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
    
    三、革命党、立宪派的革命
    
    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最有觉悟和活力、最有革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群体。面对清朝末年的民族危机,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为了个人的出路和国家的前途,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章太炎就曾说过“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起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参加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主要分两派,即革命党与立宪派。革命党以孙中山、黄兴等所代表,主张效法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立宪派以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主张学习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尽管两派论战激烈,但目标都是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故均属民主革命派,正如梁启超所言:“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
    革命党的革命实际是种族民主革命。虽然清末满汉矛盾已较缓和,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革命党人利用这一社会心理,抓住清末政治比较开明的机会(暴力革命通常是在社会比较开明的时候发生的,在真正铁腕暴君的治下是不易发生革命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总是发生在统治者已经有改善的时候,而不是最坏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汇聚成一股“驱除鞑虏”的大潮,给晚清以巨大冲击。翻开辛亥革命的文字档案,狭隘汉族复仇观念随处可见。“驱除鞑虏”也是绝大多数人参加辛亥革命的唯一目的,胡汉民说过:“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陈独秀也说同盟会成员,多半是为排满而加入,而“信仰三民主义的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⑦。革命党把“驱逐鞑虏”看成压倒一切的任务,他们无视清末预备立宪正在趋向民主化的事实,甚至不惜用暴力阻止清廷的立宪尝试,如1905年吴越暗杀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事件、1907年徐锡麟刺杀积极推行新政的安徽巡抚恩铭事件等,这是与同盟会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宗旨相矛盾的。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革命党的种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党先是争取和策动会党进行反清起义,如兴中会联络三合会、华兴会联络马福益的同仇会、光复会联络浙江会党等。在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中都有会党势力。这是会党在近代中国最活跃的时期。但“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于是在1904年以后,革命党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发动新军开展反清起义。革命党的种族民主革命,成为终结清朝的重要力量。
    立宪派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督促清廷尽快实现君主立宪制;响应革命党起义宣布独立。
    1907年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和《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要求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先后建立,为立宪派的参政议政提供了合法途径和空间。立宪派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出现在各省咨议局和资政院中。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以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为代表。“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澂(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⑧1909年12月,16省咨议局55名代表齐集上海会议,他们成立了“咨议局请愿联合会”,以张謇改定的《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为基本要求,进京请愿,“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从1910至1911年由各省谘议局和谘议局联合会领导发动了4次声势浩大的请开国会运动。请愿运动蔓延全国:山西、陕西、福建、四川、河南等许多省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请开国会成为全国性群众性运动。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清廷在各方压力下作出让步,把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宣布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预行组织内阁。立宪派的努力促进了宪政改革的进程。
    清廷黄花岗之役的获胜,刺激了保守派的气焰,随即颁布“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清廷这一立宪立场的倒退,大失人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当事人徐佛苏说:“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⑨。梁启超说过:“革命党人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者,而现政府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何以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十多次起义应者寥寥,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即有十多个省宣布独立?原因主要是立宪派“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了,于是“竭力响应”宣布独立,并说动一些都督、巡抚也宣布独立。
    可以说,革命党与立宪派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清朝的终结。对此,梁启超、毛泽东等都有明确评论。
    1912年10月,梁启超在北京发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他说,武昌首义前忧国之士分为二派,一派是激烈派(即革命党),一派是温和派(即立宪派)。“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仍强调,清朝终结是立宪派与革命党联合推进的:“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也认为是立宪派与革命党联合推动了清朝的结束:“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四、清朝终结,“袁君之力实多”
    
    袁世凯是权高势重的实力派。他拥护立宪,曾坚定表示:“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⑩。他率先在直隶试办了地方自治,1907年天津市政选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
    武昌起义后,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即所谓“非袁莫属”。
    1911年11月2日清廷宣告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3日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虚位共和”已成事实。随着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袁已完全控制清廷军政大权,无需借助任何力量即可废黜皇室。
    以袁世凯的实力,如果他坚决镇压革命党的起义,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但袁世凯并未因绝对优势而穷兵黩武,他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11月初,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首先提议和谈。黎元洪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⑾。11月9日,身在汉阳前线的民军总司令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⑿。
    此后袁世凯又多次派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接触,协商议和。
    革命党人也大多瞩望袁世凯促成共和。1911年12月2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重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⒀。汪精卫等也都明确推崇袁世凯。
    1911年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就举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
    1911年12月29日,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随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⒁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参议院在致他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需要提及的是,列强未干预中国内政,对南北双方保持了中立,拒绝给各方借款,对这场革命的进展起了有益作用。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在退位诏书中,清帝寄希望袁世凯:“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袁世凯在掌握军事优势和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最终促成了国家政权的和平移交。13日孙中山在向参议院提出的辞呈中也承认:“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⒂。这次改朝换代避免了民族间的战火和分裂,这既是民国的创立者也是清皇室的伟绩。
    
    五、小结
    
    在中国近代,在民主威力远不如今天明朗、国内外环境危机四伏的条件下,朝野上下在民主宪政取代君主专制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努力推动民主在中国的实践。
    晚清改革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为立宪派运动、“辛亥之役”和清朝终结奠定了社会基础。国内各派民主势力则用不同方式,在不同范围内进行民主革命,合力推动了清朝的终结和民国的建立。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周恩来在1938年发表的《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中也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各派政治力量合力促进民主革命给予肯定。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百年中国近代史表面上纷繁复杂,实际上贯穿了一根主线,即紧跟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转型,使之成为自由、民主、富强、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清廷的自我革命,还是革命党、立宪派的革命,还是实力派袁世凯对终结清朝的活动,尽管角度、程度不同,但大方向都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潮流一致。
    民主与专制是相悖的,晚清各方力量的民主改革,其最终结果是使中国的皇权专制为民主共和所取代,较全面地开启了中国民主化的大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5页。
    ②《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③《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⑤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页。
    ⑥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16页。
    ⑦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7期,1924年10月15日。
    ⑧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⑨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9年版,第105-106页。
    ⑩李志茗:《袁世凯与清末立宪》,《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22日B23版。
    ⑾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9页。
    ⑿《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82页。
    ⒀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文海出版社台北影印版,第43页。
    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版,第576页。
    ⒂《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北京版,第85页。
    
    来源:《21世纪国际评论》第4期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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