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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8 次 更新时间: 2011-10-14 14:46:2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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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辛亥革命为何跑赢“清末立宪”
·雷颐
标签: 辛亥革命 清末立宪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次革命的爆发是偶然的,但成功却非偶然,而是清政府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在经历了“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清政府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新政”为时已晚,其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而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因此,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
    
    “帮助革命”的行政改革
    
    1905年前后,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然而,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这次改官制的关键人物,起最重要作用的其实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台。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门外,还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消,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
    此方案规定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重要的是,“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如果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也就是说,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而且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其实主要由内阁总理大臣掌握。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劻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其想掌中枢大权之野心,几不掩饰。
    此案一出,官场风波顿起,众臣几乎群表反对,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向来滥施淫威、杀伐决断的慈禧此时居然也寝食难安,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瞿鸿禨深得慈禧信任,也是慈禧命令参与改官制的大臣之一。慈禧在11月6日颁布了以瞿鸿禨为主导的新官制。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最多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
    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7席,汉人仅占5席,蒙古1席。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均由满人担任。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族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远在日本东京、与革命派激烈辩论、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当即在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对,彻底失败。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它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清廷“制造”革命党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
    事实一再证明梁氏所言不虚。在清廷1908年秋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君权”比日本“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加之清政府“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
    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立宪派为何倾向革命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比今日所谓“中产阶级”还要“多产”,因此更加接近、贴近、亲近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他们尚且态度大变,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事先并无预闻,第二天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此事,亦从一侧面说明清王朝的轰然坍塌实因其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有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始终是被“形势”推着走。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数人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汝偕亡之心,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惟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焱昆岗,玉石俱焚,然势已至此,奈何者谁?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2011年10月上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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