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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9 次 更新时间: 2011-11-02 13:49:5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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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上)
·秦晖
标签: 民国历史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来源:南方周末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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