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围脖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围脖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围脖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围脖”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赵鼎新：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儿我换一下角度再说一遍。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其实很简单：第一，用选票解决抗争；第二，选择性镇压；第三，搞福利国家。整个国家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疏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镇压（所谓选择性镇压，就是镇压两个极端，保护大多数社会抗争的合法性。镇压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必须得到精英内部认可，必须有很强的程序性以至于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镇压的程序性所在。就像英国骚乱抓了1000多人，判600多人，没有人说这违法）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组织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它也是当代西方国家公民的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原则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首先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疏导”，也就是我所说的“选择性镇压”。问题是，这反制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律是否严肃，执行者是否有“两手都硬”的智慧，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着开放、拒绝极端的共识。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多次强调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这一观点，我们该如何把握这里的“制度化”一词？

赵鼎新：大量的集体性冲突实际上都是起于利益争执矛盾，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就是把组织有序的由利益争执而产生的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允许的范围，使得人们能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组织有序的讨价还价。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许多矛盾。

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这是明智正确的论断。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暴力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有效地消除国家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当大多数社会矛盾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

我以为，一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若情况相反，甚至是一般社会矛盾都有可能引向极端。

时代周报：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要解决社会问题，有哪几点特别重要？

赵鼎新：第一，经济发展是首位的，因为它在一定时间内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抗争行动的总体性质与走向。第二，要有社会公正。实质上公正很重要，但程序公正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建立程序政治，用选票，用程序合法性把政府和政体分开，而不是针对“谁闹我给谁多”的公正。第三，重建福利国家。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第四，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抗争朝着利益政治型的社会运动方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