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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2 次 更新时间: 2012-02-14 15:41:1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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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民族主义的实践
·秦晖
标签: 民国史 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
    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来源:南方周末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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