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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 2016-06-13 15:19:2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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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军:战略研究“四不唯”
·王志军
标签: 战略研究

    国家间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战略的较量。战略规定着国家发展的方向、目标,搭建起资源与目标之间的桥梁,是统揽所有工作、任务的纲,是聚合各种能力的魂。高明的战略可以救亡图存、挽弱为强、阻衰振兴。伴随着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复杂化,战略分析、选择、决策已经从个别领导人或少数决策精英运筹帏屋、指点江山的“高战略”时代步入精英参与、大众介入的“低战略”时代,从战略智库和社会大众中萃取战略精华、汇集战略智慧、选择战略方案,是当代战略决策的新常态。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研究质量的优劣。战略研究是对全局和长远利益的设计、规划,是如何调动一切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科学活动与艺术创造。研究者研究能力强弱、水平高低与研究环境的优劣,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影响着战略选择、战略决策与战略实施,决定着既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因此,从民族、国家安全与发展层面上说,科学、高明、繁荣的战略研究,是确保民族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古往今来,凡英明之主、杰出领导人、优秀将帅,国运昌隆之民族、国家,战无不胜之军队,无一不是高度重视和十分关注战略研究。
    今日之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战略目标已经确定,战略研究需服从并服务于这一目标。这是由战略研究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然而,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内涵日益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国家安全与发展在拥有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与任务,迫切要求繁荣和加强战略研究,拿出能够大力促进和有效保障中国特色复兴之路又好又快发展的优秀成果。适应这一战略要求,作为战略领导层、决策层既要加强对战略研究的领导,又要建立健全管理战略研究的体制机制,更要创造战略研究的宽松环境和自由空间;作为战略研究者个人、群体、组织、机构既要遵循战略运行的特点、规律,战略研究的程序、路径,确保成果的科学性,又要勇于、善于进行个性化的创造,推进战略创新;既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理论成果,又要突破西方理论束缚、打破话语垄断,跳出历史禁锢,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精神;既要博采众长,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经验,又要立足世情、国情、军情,形成中国特色;既要服从领导、管理,尊重权威,又要本着研究无禁区、学术有自由的理念,有敢于超越前人、挑战权威的学术追求,有学术为公、坚持真理、不惧权力的独立人格,勇于建言的魄力、巧妙建言的策略和艺术。诚如是,中国战略思维之花才会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战略智慧之树才会根深叶茂,远见卓识、真知灼见才会竞相迸涌,才能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决策提供取之不竭的战略资源。客观地说,当代中国的战略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和显著进步,中国特色的战略话语体系已经崭露头角,成就不可谓不大。但就整体质量水平而言,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从研究方法、视角看,研究主体还是集中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法;从理论体系看,主要还是在引进、借鉴学习西方理论,尚未真正形成有中国风格、能够引领国际范围战略研究的理论范式;从研究内容看,多数停留在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解读,以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鲜见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大战略的系统性构建和整体性设计、规划;从研究的特点看,多见政策、主张的对策性研究,少见基础理论的构建,重提战略方案、政策措施,轻战略评估;从战略研究的效用或影响力看,现有研究成果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公信力、拓展国际影响力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成为政治家、领导者案头书、枕边物的扛鼎力作更是付之阙如。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四唯”——即唯史、唯书、唯利、唯上等现象普遍存在于战略研究活动中,严重制约了我国战略研究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笔者认为,只有在战略研究中坚持“四不唯”,才能打开战略研究的新天地,开创战略创新的新境界。
    
    一、不唯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中吸收养分、汲取教训、增长智慧,运用历史视角进行战略研究,是中外通用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中国自古就重视治史,以史为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强调论从史出则是古代中国文人和今世专家学者的研究传统。但历史从来就是由客观与主观两部分组成。从客观的角度看,历史上曾经发生和正在成为历史的事件,是毋庸置疑客观史实。不承认客观史实,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进行战略研究时的历史更多的是主观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点、结论往往并非客观事实,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他们眼中的历史是不同的。在很多情况下,则是研究者以自己的理解、先入为主地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循着这样路径而形成的战略研究成果看似言之凿凿、立论遑遑,实质上却是对历史的简单裁剪,既缺乏严谨、周密的论证,又难以以理服人。有鉴于此,战略研究固然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但必须要克服唯历史论,努力做到不唯史。
    (一)不唯史,要求研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环境时不能对历史进行简单的复制。战略环境和战略趋势研判是战略研究的基点,是确保战略研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前提,任何对现实环境与未来过于严峻或过于乐观的研判,都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对一个国家当前和未来安全与发展形势进行更改、客观、辩证的分析,不能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某种事件,或者某种因素发挥过重要作用,就用历史照射现实和未来,主观地臆断在当前或未来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可现实中,这一研究视角、方法却经常在我们的战略研究中出现,而且还能引起受众的普遍认可和广泛的情感共鸣。如在我国安全环境的研判上,就因为近代中国曾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欺凌,一些研究就据此预言历史悲剧会在未来重演。基于历史的逻辑判断看似合理,实际上似是而非。战略研究固然要鉴古知今,但更需要用理性、辩证、发展的眼光分析、研究历史事件、历史经验、历史观点。从哲学角度看,历史是一个矢量,人是永远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历史只有相似性,但绝不会简单重复。用历史预言未来,显然过于轻率、武断。此其一。其二,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是螺旋式上升的。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战略决策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作出的。随着时代进步和历史演进,影响战略决策的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如从时代背景看,近代欧洲就曾把发动战争、开疆拓土看成是正常、合理的选择,欧洲君主甚至把取得战争胜利看成获取荣誉、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手段,列强在欧洲轻启战端、兵戎相见,对外热衷扩张成为近代欧洲乃至世界的常态。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慑于核战争的恐惧,以及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当今世界的战争阴云虽然没有散尽,不少地区还不太平,冲突、战争仍时有发生,但慎战、不轻启战端至少已经成为主要大国的首选。与此同时,历史上曾经对侵略过别国的大多数国家也在作深刻反省,选择走和平建设的道路。即使且迄今仍然尚未做反省、可能威胁中国的国家,也意识到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力量对比早已攻守易形而不敢轻举妄动。再退一步说,即使有国家仍然把武力作为争端的重要手段,其也是有对象选择的。可见,用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史实,就断言中国的安全形势显然有失偏颇。其三,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特别是结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后人未必能够真正了解其发生的原因。历史事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结局,往往并不是必然的逻辑进程,起作用的是压死骆驮的那最后一根稻草。正是由于这根稻草,使得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其四,历史选择有历史局限性。历史上正确的选择,也并不代表现实的正确性,更不能代表着未来的正确性。况且,历史上的正确,是由那个历史时代的人作出的。我们是当今时代的主人,应该有主宰历史的能力和自信。其五,用历史进行认证自己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容易使自己陷入困境。历史总是既有有利于自己的正例,也会有不利己的反例。如果用正例论证自己的战略,则很容易被对手用反例进行反证,陷自己于尴尬境地。总之,历史毕竟已经成为历史,而未来是不确定的,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历史只能是战略研究的起点,不应成为对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的副本。
    (二)不唯史,要求不能违背战略研究的创新本质要求,不能拘泥于历史进行战略研究。战略是一种革命,战略创新是战略研究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动力,决定战略成败。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呼唤着创新。我国提出的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等战略理念与构想,就是要打破思维定势、跳出所谓历史规律,走出一条世界发展史上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创造出前人所没有创造过的伟业,这就要求战略研究在遵循战略运行基本特点与规律的基础上,想前人所不敢想,思前人所未曾思,进而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和政策探索。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走了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不断进行战略创新。如果拘泥于历史,很容易被历史思维所束缚、难以创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如一潭死水,没有突破性改观,甚至陷入历史循环之中,缺乏战略创新是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士大夫普遍怀有“颂古非今”理念、思维模式和情结,总是把上古社会想象成理想社会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把先贤、圣哲的思想、观点视为万世不移的真理,从中寻章摘句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抵制变革、创新,甚至诬之为数典忘祖、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封建统治阶层的整体保守性,导致中国社会失去内生的源动力,缺乏活力、缺少生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某种程度上就是长期缺乏战略创新种下的苦果。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有类似的教训。一战结束后,法国统治层虽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另一场战争不会遥远而积极备战,但他们的军事战略指导理论仍然定格在一战的经验之上,仍然用一战期间的战争样式备战,对国内出现的战略、战术新思想采取压制态度,结果在二战之初就被德国的打得一败涂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今日和未来中国安全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从中找到答案。只有大胆创新、科学求证、慎重实施、不断修正,才是确保中国安全与发展。
    (三)不唯史,要求不能无视战略研究的前瞻性特征,不能希图用历史指导未来。战略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其具有前瞻性、未来性要求。历史研究则是研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战略研究则主要是预研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大家没有预测到苏联会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条件下而轰然倒塌。中外也没有一个预言家会想到短短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和成就。相反倒是一个个“中国危机论”、“中国崩溃论”被事实击得粉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因为缺乏前瞻性的战略研究,西方一些国家基于历史经验而针对中国崛起的所谓战略对应就显得举止失措。由此可见,未来虽然难以预测,但对未来的战略研究却必不可少。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安全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艰巨性是前人无法预料的,历史经验教训只能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弯路、不走错路的提供借鉴,却不能指导未来。这正是中国自古强调以史为鉴、鉴古知今的真正意义所在。但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又是需要规划和设计的,战略研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前瞻性研判,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桥梁,为防范风险、应对挑战准备预案。这一切只能以现实为基础,以未来为导向。
    
    二、不唯书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人类在长期认识过程中形成的积累,是传承文明、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书是战略研究者拓展战略基本知识,增强战略素养,煅炼战略思维,是提升战略研究的能力与水平的重要路径。但绝大多数的书本知识是基于过去实践的总结或理论的升华,其偏面性、局限性不可避免。尤其是战略研究的成果,更是会深深地打上国家、阶级的烙印。而战略研究又是要根据新形势、结合本国国情,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提出新战略。因此,“尽信书不如无书”,只有把“不唯书”作为战略创新的新起点,才能实现战略研究产生质的飞跃。
    (一)不唯书,才能跳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才能推进战略创新。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战略是对本国资源与潜力的充分调动与运用,实现既定政治目的。任何战略研究必须基于时情、世情、国情、军情,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研究,都必须如此。凡是不加区别、囫囵吞枣地照搬照抄别国、别人的书籍上只言片语、个别论断,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权威性,实质上是陷入了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误区,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有害无益。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教训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事实昭示我们,在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没有一条适合所有国家的道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曾经遭受重大挫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机械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和苏联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世界范围内看,任何一个兴旺发达的民族、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制度、体制机制都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在军事斗争领域,古今中外的杰出统帅、优秀将领,无一不是在战略运筹、战略指导、战略指挥中展示出个人风采。况且,书本上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更多地基于理想状态的理性设计与追求,而现实往往是与理论有很大距离的,这就是使得理论的指导或参考价值大打折扣。中国儒家学者常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实际上并未能制止当时群雄割据、天下大乱的局势。西方一些学者一再他们研究的理论是致力于和平的学问,可直到今天,世界仍然动荡不宁。再者,所有书都是个人或群体研究出来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辨别,生搬硬套、不敢越雷池一步,不仅是一种迂腐行为,而且会桎梏自己的思维、束缚自己的思想,无法进行战略创新。总之,我们既不能诋毁、更不能甚否定书本上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真知灼见和规律性揭示,但必须是站在前人或巨人肩膀上的超越与创造,简单援用书本上的理论经常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扯大旗、作虎皮式地用经典著作、名家大师的观点作为论证自己观点、政策、主张科学性、合理性论据的行为、做法,则是背离了战略研究是个性化创新的特点。
    (二)不唯书,才能避免跌入别人的话语和理论陷阱,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战略研究在学科归属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任何社会科学流派、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阶级和利益属性,这一点就是西方那些一贯标榜进行无政府背景、客观、公正研究的学者也不否认。从事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本身就是为本国政略服务的,其中不仅蕴含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国家利益追求,而且他们通常都站在维护本国安全与发展利益最大化的基点上行事。把本国的利益进行道德化、合法化包装,甚至上升为国际标准、人类发展方向的高度,并通过各种平台、渠道劝说、引诱、甚至胁迫其他国家向本国所规划的方向发展,进而批评、诋毁不按照此方向行事的国家违背国家关系准则、国际规范,是西方理论著作的共性特征。即使西方一些自诩为进行科学化定量分析研究的著述,其实也不是客观、公正的。因为战略研究中定量分析的许多要素是需要人为赋值的,研究者必然掺杂进个人的爱憎好恶,党同伐异现象非常明显。仅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看,他们的多数理论总是首先进行道德优劣判断,把自己处于道德、正义的高地上,视美国为国际秩序维护者、世界和平捍卫者,诬蔑、攻击中国为“破坏者”、“挑战者”,抹黑、丑化中国形象。其次,国家利益追求方面,美国的战略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为美国获取不对称利益辩护、出招,视美国利益优先为当然。他们不仅公然要求中国确保美国自身的安全、发展利益,还把美国利益拓展到其盟友和伙伴身上,公然要求中国承诺不得侵犯其盟友、伙伴的利益,却对中国正当的主权、领土完整、海洋权益要求置若罔闻,甚至横加干涉。再次,在力量对比上则是谋求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强调保持美军对中国的优势,却视中国的正常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合理发展防御力量为威胁。第四,在人权、反恐等一系列问题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上采取“双重标准”,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尽管美国学者研究的角度和问题领域大相径庭,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仔细辨别就不难发现,服从、服务于美国利益是贯穿几乎所有研究成果的主轴。作为当今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后来者,国际战略研究的后起者,我们应该承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战略研究领域的优势和先进,但只能进行批判地学习、借鉴,洋为中用,但却不能因此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不能因为学习、掌握了一些西方话语、理论,就以为取到了真经,言必称西方,对本土理论嗤之以鼻、等而下之。作为战略研究者,必须有战略洞察力、政治鉴别力和思想敏锐性,在尊重人类发展基本规律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同时,坚守把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放在第一位,认真剖析西方战略理论中的话语或理论陷阱,不为居心叵测国家的战略理论、政策中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更不可食洋不化、机械套用,必须坚持外来理论与本土理论、实践进行有机结合。否则,必然会给国家、民族利益带来损失甚至是灾难。远的姑且不论,伴随美国精心包装“颜色革命”理论传播,给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或地区所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就足以让我们警醒。
    (三)不唯书,才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战略理论体系,赢得国际话语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硬国力的较量,也是软国力的比拼。国际话语权的获得,是体现国家软国力,彰显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战略研究就是获取软国力的重要途径。因为其一旦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就反映出一个国家对国际安全与发展、世界未来的价值判断、精神追求与思维方式,其政策、主张的针对性、有效性则决定着该国的影响力、认同力。而这一切的获得,利益趋同和感性认可不可或缺,更重要的、也更具生命力的是要使被影响者接受你提出的概念、判断、推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为对方提供一个自觉遵循的思维路径和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要求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各国研究者产生共鸣的战略理论研究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的总体安全观才会被人所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才能顺畅,中国关于“一路一带”、“命运共同体”、“世界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战略构想才能变成现实。我们必须从理论上阐明中国的崛起不是强权更迭,中国发展不是谋求霸权、强权扩张,中国正在探索的是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切呼唤着中国特色的战略理论体系,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乏精深的战略思想,不乏建设性主张和可以汲取的养分,但时移事易,其根本无法有效应对中国乃至世界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足以解决现实和未来战略问题。西方战略理论用不得,更确切地说是谨慎用。虽然西方战略理论一再标榜是致力于和平,可实际效果却很差,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是致乱、致祸之源。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威胁与挑战,西方理论有无法推脱的关系。从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异看,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判断与思维方式差距,援引西方理论,遵循西方思维、逻辑,势必难以超越西方的强权政治、丛林法则,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与中国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因此,唯有超越书本,不断进行战略创新,才是构建中国特色战略理论体系的基本路径。
    
    三、不唯利
    
    利者,义之和也。人之趋利,如水下之。毫无疑问,一国、一团体、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战略研究者也不例外。但作为战略研究者的职责要求,其利益追求必须首先是公利,必须是在遵循国家能力生成规律以及资源配置规律的基础上,维护国家、民族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利益。
    (一)不唯利,要求树立整体观、系统观,不能单纯追求某一领域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国家之间竞争愈益趋于是综合国力竞争,只有涉及国家利益的每一个领域协调、均衡发展、有机耦合,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整体提升,才能使国家系统良性运转,才能使国家安全得到可靠保障、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也表明,经济不发展,国家社会发展就没有牢固的基础;经济上去,军力不匹配,只能是“跛足巨人”;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强,软实力跟不上,没有国际话语权,同样支撑不起大国地位。鉴于此,战略研究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贯彻总体安全观、科学发展观。但受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一些战略研究常常表现为强调一点忽视其余。前苏联就因过度强调安全利益,偏面发展军事,使得国家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结构失衡,成为自身解体的重要内因;近代日本更是把侵略扩张、殖民掠夺作为作为因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给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认识,偏面理解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把发展等同于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等同于GDP的速度增长,一切向钱看,轻视、忽视了其他领域的配套建设与协调发展,导致意识形态阵地失守、精神颓废、道滑坡、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对走和平发展道路战略的认识简单化、浮浅化,进而认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增强军事实力,是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担心会因此而破坏中国努力争取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结果导致国防力量与维护国家权益的能力要求不相适应。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负面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付出的代价更是不可低估的。笔者无意捣毁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只是强调战略研究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更加注重系统性研究,为国家整体实力增强提供战略方案。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贯彻总体安全观,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国家大战略的校正和重新定位。
    不仅国内建设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更不能把经济利益作为化解所有矛盾,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随着我国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同时,与一些国家的矛盾与分歧也在增加,既有与美国之间所谓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也有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端。对如何解决这些现实矛盾,国内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即认为通过加强经济合作、加深经济依赖、实现利益互惠,最终可和平解决争端。从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该观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这是一种理性的、理想化的路径。现实却不尽然,过分夸大了经济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影响国家关系、决定国家决策的除了理性因素,还有非理性成分,国家除了追求经济利益,还有荣誉、情感、欲望等因素发挥作用。中国与相关国家现实已经雄辩地说说明,经济上交往、合作并不一定带来情感的加深;利益上的互惠、甚至是中国单让利并不能消除对方的疑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能缓和领土、海洋权益上的争端。在一些国家看来,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主权是主权,不能混为一谈。有鉴于此,战略研究者在谋划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时,固然不可忽视经济利益的功能,但更应做系统、安全的研究。
    (二)不唯利,要求树立大局观,不能把局部、部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利益从来就有大、小之分,整体、局部之别。服从国家利益大局是战略研究的基本要求。但战略研究的主体是人,人是有感情和社会化的动物。受生活背景、成长经历、社会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研究个休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倾向,特别是对会对所在地区、单位、部门、利益集团产生特殊的情感认同和利益共同体的意识。每当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的时刻,战略研究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维护部门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如果再受到所属部门领导、同事的影响,就很难跳出部门、集团利益的束缚。即使想出于公心、服从大局的正确主张,但又因伤及到部门、局部利益而会被指责为不顾大局,不容于领导、不容于同事,而不敢提出正确建议。总之,突出强调局部利益,本部门、本单位利益几乎是战略研究者的通病。关于这方面,巴瑞·布赞的总结具有很具有普遍性、也很形象。他说,从国内看,“一个现代国家的内部,许多的次单元有能力影响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形成。……个体文化在军事战略和军事采购方面施加强有力的压力。海军对巨大水面舰艇的偏好和空军对载人飞机的优先选择,使得它们常常置效率于不顾。……另外,由于武装力量分割成不同部门,在军事采购决定中,就产生了各军种故意竞争的现象”。从国际看,“一个利益集团偏好于能够使其收益最大化的政策,它将支持会促进其利益的有关国际合作的政策,或反对那些将降低其利益的政策”。由此可见,摆脱次单元、局部利益、利益集团的干扰,是国家、军队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阻力和挑战,也是是决策层战略领导、掌控能力的严峻考验。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这不仅是对全党、全军的要求,也是对战略研究者的要求。现代决策程序和体制机制表明,很多战略决策都是由战略研究者提出研究报告,拿出改革方案,供决策者参考、选择、综合。可见,战略研究的利益导向很容易影响战略决策。战略研究者必须从对党、国家、军队事业大局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研究。凡是不顾大局的行为,小则对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整体效能发挥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大则把国家战略引向歧途,必须慎之、戒之。
    (三)不唯利,要求具备“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胸怀,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急功近利。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国关系复杂互动,安全变数不断积累,我国周边形势变动不居,周边安全暗流涌动,周边地区热点频出、麻烦不断,一些国家对我国重要甚至是核心安全利益威胁与挑战,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要求国家作出强硬反制,甚至出现了如果主张克制、维护稳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媚外、卖国的代名词。一些专家、学者为迎合民情、舆论,以“鹰派”自居,提出一系列火药味很浓政策、主张。客观地说,战略研究者作为个体的人、有血性的人,在国家权益受到威胁、挑战之际,提出类似主张在情理之中。但作为战略研究者更应是理性的人,越是在局势紧张、情况复杂的情况下,越是保持头脑的清醒,辩证分析国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客观分析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威胁,科学评估国家实力与能力,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总之,就是要如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要保持战略定力,有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凉的境界。中国与有关国家的竞争是一种战略竞争,只要争取和赢得战略机遇期,时间在中国这一边,战略平衡的天平就会向中国一侧倾斜。战略研究一是不可呈匹夫之勇,意气用意,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既应该认真吸取历史上一些国家国力稍有增强便忘乎所以,公然挑战霸权国而撞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又要防止自己的莽撞行动引起对方的过急反应,特别是国力下降国家的心态失衡。二是不可好高骛远,在国力尚不具备的条件下,提出超出国家战略支撑、投送、保障能力的政策主张。历史昭示我们,战线无限扩张,轻易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很容易掏空自己、拖垮国家。三是不能被对方的权宜之计、蝇头小利所迷惑、欺骗。一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我们采取友好的政策,甚至不惜吹捧之词。对此,我们应牢记“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的古训,洞察对方的真实目的。不能被对方的虚礼浮辞所迷惑,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欺欺人。否则很容易丧失战略主动权,陷自己于被动应付的局面。有关国家一边高举与中国友好合作的旗帜,一边行侵占我海洋权益之实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总之,战略研究者要紧紧抓住战略是管全局、长远的要义,不可短视,进行长远战略设计与规划。但是不唯利,不是不争取正当利益、维护合法利益,更不能以立足长远为借口,把应该而且必须的权益维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战略研究虽然强调立足长远利益,但国家利益维护是由一代代人逐步实现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每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战略担当。
    (四)不唯利,要求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提出影响国家战略的政策、主张。逐利是人性的基本特征。战略研究者,也有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但既然是从事战略研究,其职责要求研究者超越小我,立公德、正私德,抛私利、求公利。立公德,就是要牢固树立对国家安全与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态度,以爱国主义为第一道德。正私德,就是不能违背公民的基本道路,不违反学术研究道德。抛私利,就是放弃小我。求公利,就是要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为出发点。切不可为了浮名虚誉,蝇头小利而人云亦云,不用能耸人听闻的言辞哗众取宠,追名逐利。实际上是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号,行误国害民之实。尤其是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充当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特洛伊木马”、“第五纵队”。如此作为,小则会影响民心、扰乱国家既定方针政策的施行与效用,大则会把国家战略引入岐途,有鉴于此,战略研究从高政治走向大众政治的发展趋势下,战略研究者的战略对策应该深思熟虑,理性表达。
    
    四、不唯上
    
    战略研究虽然是个性化特色鲜明的活动,但其成果可能影响到大政方针、战略决策的大事,加强对战略研究活动的领导、指导,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但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领导者的权力、意志、情感、倾向、知识、阅历都会不可避免地对研究活动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严谨、规范的战略运行程序要求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战略评估,只有评估才能判断战略效果,校正战略方向,推进战略创新,优化战略投资。而战略评估往往干系到领导层、决策者的责任、功过是非,甚至会影响领导者的形象、政绩及前程。为了防止战略评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手段干预评估的现象难以杜绝。可独立研究、科学评估又是战略研究的内在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通过建立健全规范领导和从事战略研究制度机制,但更需要战略研究的领导者、参与者不唯上,才能确保战略研究正常、有序、独立进行。
    (一)不唯上,要求战略领导者、决策者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要有集思广益的雅量高致。古人云,“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通俗地说,就是事关国之大事,关键在于看领导怎么做。战略研究成果一旦上升为战略和政策层次,就会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强组织领导和战略指导是保证战略研究效率、质量、水平的重要举措。但领导者的思维、智慧、思想、观点,甚至情感、好恶会或多或少的影响战略研究的进程和成果。而战略研究的目的是为战略选择、战略决策提供尽可能多的方案、预案,这就要求组织机构和领导者为战略研究者创造的充分展示智慧和才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机会、环境和条件。鉴于此,战略领导者在领导、指导战略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遵循战略研究的特点、规律,谨言慎行,切不可凭借权力强加于人,使研究活动有宽松、自由环境,各种分析、对策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其次,领导者要有广开言路、听取不同声音、甚至反对意见的气量、胸怀。能否容忍、听取与自己不一致的言论,不仅是领导者的气量反映,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重大问题。《资治通鉴》就多次提出了其重要性。该书认为,“天下以言为讳,……群臣皆顺承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进而认为,“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强调“朝无争臣,则不知过”,而“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这些论述虽然是针对封建统治者的谏言,对今天的领导者仍然不失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领导者尤其防止出现一言既出、应者云集,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的现象,“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以致于危亡。”东汉时期的任延就曾对光武帝说过:“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真正高明的领导者,高就高在有从谏如流的气度,有容纳百川的胸怀,慧眼识珠的智慧,闻过即改的担当。再次,领导者不能把地位高低作为战略优劣的标准。应该说领导者地位越高,其掌控、驾驭全局的能力通常会越强,但这并不具有必然性,权力、地位与能力、素质之间没有内在逻辑关系。领导者本人,切不可以为自己位高权重,战略理论水平就高,战略思想就先进,而应本着即战略领导、决策有权限,战略研究无禁区、无高下的原则,鼓励自主、独立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切不可把战略研究过程中的不同立场、观点,主张、建议与政治是非、对错联系起来。战略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敏感的政策性,对战略研究者而言,维护国家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必须容许保留不同意见,其是非对错可以让实践和未来去验证,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就会研究者三缄其口、禁若寒蝉的僵死局面,就是对战略研究的窒息与扼杀。
    (二)不唯上,要求战略研究者敢于坚持真理,积极向上级建言献策。求真是战略研究的要义之一,而真理并一定总是掌握在权力或权威手中。我们不能说“肉食者鄙”,但也要有高度的自信,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坚持战略研究活动中与领导者、权威者拥有平等身分和同等话语权,不要妄自菲薄。战略研究者肩负着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贡献智慧的责任,就应有托举民族复兴的“脊梁”意识,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魄,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有敢于犯颜直谏的风骨。凡是阿谀奉承、望风梯荣者,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战略研究者。“夫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也,人主之至诫也。”古人尚且知道“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茍阿意顺指”。饰言虚辞而不敢实事求是,造伪饰诈而不能坚定立场的人,并在表现出尊重领导、服从组织的人,实际上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不负责任,就是“外有君臣之礼,内有背上之心”。汉章帝时代的大臣朱晖就曾深刻指出,“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有鉴于此,真正的战略研究者,必须是有能力提出真知灼见,有胆识坚持正确主张,有策略建言献策之人。战略研究不同于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是需要不断创新的,不断推进战略实现否定之否定,因而就不能仅仅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工作,即既不能简单援用已有的理论、观点来论证自己成果的正确性,也不能一味做论证已经方针政策科学性。当然,坚持正确主张、积极向上建议,必须做好个人利益损失的思想和精神准备,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舍得之间做好平衡。战略研究者,深谙战略真谛之一就是研究得失之道,应该能够在利益得失之间做出理性选择。北宋司马光曾精辟地指出:“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发人深省,富有启迪。
    (三)不唯上,要求坚持科学标准,公正、客观地进行战略效用的评估。战略研究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实践性活动。研究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效用才是目的。因此,效用评估是战略研究最重要的一环。对战略研究成果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估是确保战略不断修正、完善、发展的不二路径。与此同时,战略评估又是战略研究最困难的环节。无论是对国家大战略、还是具体部门、单位的战略评估,往往与对前任、甚至现任领导层、决策者,组织的评估,其评估结果直接关系到领导者的形象、政绩,涉及到国家机密,加之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诸如此类的复杂原因导致战略评估受到来自多方的干扰和掣肘,无法公正、客观实施战略评估。然而,没有科学的战略评估,就无法校正战略目标和努力方向,修正战略路径,优化战略投资,科学化战略管理,进而弱化战略的效用,最终有损国家利益。因此,从服务国家利益的根本目标出发,必须坚持科学标准,建立健全独立的战略评估体制机制,对战略进行预先评估、过程评估和效用评估,优化战略决策、实施与管理。考虑到国情和国家秘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分级授权的评估制度,另一方面,则为民间战略评估营造宽松的环境,提供便利的条件,形成官民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战略评估体系。无论是哪种战略评估都必须做到战略领导层、决策者不诱导、不干预、不压制,战略评估者不畏权、不媚上、不存私,从而真正发挥战略评估的效能。
    
    (王志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军事法与国际关系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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